1978年我完成在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的碩士學位學業之後到了牛津（Oxford）。在那裡我受雇於拉德克利夫醫院（RadceiffeHospital）的公共衛生實驗室服務部。一有可能我就要求轉入病毒學。人家告訴我，那裡沒有空額。失望之餘，我將目光轉向另一方向，並找到一個職位，跟鮑勃·米切爾（Bob Mitchell）一同工作。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細菌學家和教師，在鄰近的邱吉爾醫院（Churchill Hospital）指導該院的細菌學實驗室。我的最高上級是約翰·托賓（John Tobin），他是公共衛生實驗室主任和病毒學主任。約翰年紀五六十歲，行動迅速、熱誠、詼諧，有點自行其是。哪裡有新東西，他就出現在哪裡，雙目略微瞪大。他以坐在實驗室的橙子上來自動手，做點技術工作為樂。凡願參加的人。他都樂意吸收進來同他共同工作。我是那些志願者之一。約翰是第一個教我病毒學的入。
「在病毒學中」，他對我說，「重要的不是你做什麼，而是你要做得快。」
那時我們正準備組織培養物，——長在試管里的細胞一—必須十分小心不使它們感染細菌和真菌。那是個好主意：速度起作用。我們用螢光抗體檢驗法一乙乙種叫做免疫螢光（IFA）的技術一乙來檢測乙種新發現的微生物，即引起退伍軍人病——退伍軍人肺炎的微生物。約翰並不糊塗；對他來說退伍軍人病是或不是乙種病毒，沒有什麼差異。真正要緊的是那是新事物。不管怎樣。病毒學家使用免疫螢光技術要比細菌學家來得多。它確證或量比引起感染的微生物的抗體或抗原，那種螢光染料使你能看見微生物，因為它在一定波長的紫外線下會發黃光。抗原把抗體當作「外來」入侵者的物質。這些可以包括病毒、毒素、配伍禁忌的血液、細菌或器官移植體。這些東西存在於人體刺激免疫系統，後者又轉而製造出保護性抗體來對抗他們。如果沒有這種機制，人類早已從地球上消失了。當時最討厭的抗原之一當然就是退伍軍人病。它同1976年在費城召開的美國退伍軍人會議的參加者中間神秘地爆發的致命肺炎有關。雖然那次爆發已經過去兩年，約翰是英國第一個研究該細菌的人。鮑勃·米切爾也積极參与。於是我們三人就合作進一步研究這種疾病。
我們的研究大多在下班以後進行。這是有原因的。每天下午五時左右，當實驗室技術員將要回家的時候，約翰便來找我說：「蘇，讓我們來發螢光吧！」別人或許以為這是乙種很怪的邀請，但我對此熱烈響應。這是非常有趣的。我丟開一天的日常工作，取出培養物，同他們一起工作到深夜。我們之所以在業餘時間做這些，主要原因是因為技術員們會擔心和不高興。他們會想我們在幹什麼？把他們的生命置於高度致病性的新微生物的危險之中？而且他們會想還有哪些微生物比退伍軍人病更易致病？這就是我的「追獵第四級病毒」生活的開始——處理別人認為危險的東西！
然而我不在乎這種危險。我估計，只要我正確對待所研究的微生物，並遵循合理的預防措施，我就會是安全的。此外，我對約翰抱有信心。他同微生物打交道有很長時間了，並且知道怎樣對付它們。
我們所做的關於退伍軍人病的工作開始有收穫了。約翰和我被請去向臨床呼吸疾病小組作報告。我們講了我們對這種疾病的知識著重在癥狀。醫生們常常把退伍軍人病誤診為常見的肺炎而從來不知道患者究竟得的是什麼病。我們確知這種疾病的傳染要比人們想像的更為廣泛。我們是正確的。我們在顯微鏡下研究的這種疾病即將直接出現在邱吉爾醫院的病房裡。而將要提醒我們注意這個事實的人正坐在聽眾席上。他是乙位年輕的住院醫生，名叫馬丁·纓爾斯（Martin Muers）。
我們作報告的幾天以後，馬丁打電話給我。他說他正從拉德克利夫醫院打電話。那醫院位於古城牛津的牛津大學中心，就在我們的山腳下。
「我將對乙位做過腎移植的患者做支氣管窺鏡檢查」，他說，然後又加上：「我想她也許患了退伍軍人病。需要做些什麼來檢驗一下？」
「請你從肺部深處（越深越好）取一個任何能取得的樣品，注意在取出的過程中避免污染」。
電話的那一端沉默了一會。無疑，馬丁是在揣摸怎樣才能滿足我提出的規格要求。我提出一些建議。然後他說：「讓我想想我能做些什麼。」
一小時過去了。時間已經晚了。實驗室技術員已經回家了。我透過窗子看見馬丁騎著自行車朝山上走來。他帶了一支10毫升消毒離心機管。管里有三條支氣管窺鏡小管。好極了，正是我所要求的。
「我希望你用消毒剪刀將它們剪開。」我說。
我將燒瓶放在安全櫃里——等我想好用它們來做什麼。我需要的東西就在這些小管子里的某個地方，但是怎樣把它取出來？我不能腳地將管子割開，因為那樣會使它感染到分散在管子外壁上的各種各樣的呼吸道里的細菌，這些細菌會長滿在退伍軍人病的病菌上，我就會找不到它。這種管子有一個極細的開口，而我沒有更細的東西可以伸進去。管內的東西大粘，不能用一支消毒過的皮下注射針將它吸出來。而且不管怎樣，小管比任何我手頭有的針要長。我要的是乙種既長且細並且無菌的東西，可以用它伸進管內吸出其中的東西。
因此我自己來做我所需要的東西。我將一根玻璃吸量管在本生燈上加熱，然後等它在火焰中變紅時，將它拉長到我能做到的最細的程度。我不得不試做幾次，扔掉一些碎玻璃、然後才得到所需要的東西。我終於得到一根細長、極薄而且中空的玻璃管，細到能夠插進那支氣管窺鏡小軟管里。我走到放樣品的櫃前，打開風扇以保證適當通風，再戴上一副手套。我打開玻璃瓶，小心翼翼地用無菌鉗將一根小軟管取出，然後將小管兩端剪掉，插入我的細玻璃管，慢慢地將它推進去。
成功了！
我設法取出了一些粘乎乎的東西。然後將它放在鮑勃·米切爾和我於同一天製備的退伍軍人病菌的培養基上。這種培養基是微紅色的混合物，它是由乙種加入了鐵、維生素和少許血液的半固體狀的瓊脂凍製成的。如果粘糊狀的樣品在培養基上長出一些帶黑色暈圈的東西，那麼我們便找到了退伍軍人病病菌的蹤跡。
三天之後，情況看來令人失望。沒有發現什麼東西，但是我為至少沒有出現污染而感到欣慰。鮑勃·米切爾比我有經驗，注意到培養基里發生了一些變化。對於肉眼似乎沒有任何變化——只是在一滴粘狀物下面出現了一小點棕色。他拿起培養盤用光線透射上面的瓊脂讓我看。看見了！可以勉強看出一道微小的暈圈圍繞著比它更微小的在粘狀物下面的針尖一樣的東西。那就是我們所要尋找的。這是在美國之外、在一個活著的病人身上分離出來的第一例退伍軍人疾病的病菌。我們高興地把馬丁請來。
「祝賀你」，我喊道。「你抓到它了！那是退伍軍人疾病的病菌，給他用紅霉素吧。」這是治療退伍宰人病症的首選藥物。
於是我們面臨這樣一項工作，即弄清楚那位患眷是怎樣感染的。約翰和鮑勃成功地闡明了患者可能是從腎移植室的淋浴間里感染的。那裡我們發現了同樣的退伍軍人病病菌的菌株。我欣慰地報告，病人經成功地使用紅霉素治療，康復了。
幾個月後，我調到倫敦南部一個叫吐汀（Tootin）地區的聖喬治醫院從事一項真正屬於病毒學的工作。可是，好像是一個百折不撓的求婚者，「退伍軍人病」總是跟隨著我，也許是我總帶著它。我肯定是這樣受指責的。我正在泰晤士河上的金斯敦區醫院（Kingston upon Thametq District Hospital）建立病毒學服務機構。細菌學總技師馬爾科姆·史密斯（malith）找來對我說，他正為日常工作之外無事可於而厭煩。
「現在開辦病毒學服務工作，我很想找點新工作做，」他接著說。
因此，我把自己的退伍軍人病菌株和約翰·托賓給我的試劑，連同我從邱吉爾醫院偷運出來的培養基一併給了他。我對此必須小心謹慎，因為人們害怕接近退伍軍人病病菌。但馬爾科姆不在乎。我把內裝致命病菌的試管遞給他，並說：「略，馬爾科姆，配好製劑，看你能否發現一例退伍軍人病。」有誰能拒絕這樣的建議呢？
兩星期後，我正在金斯敦醫院參加一次會議。門打開了，我們停止了說話，抬頭看見了馬爾科姆的臉。他高興地笑著。
「我找到了一個！」他勝利地宣布。
「找到一個什麼？」我問道。
「一個退伍軍人病的病例。」他答道。
他揮舞著夾在他的大姆指和食指之間的一張紙片。那是一份實驗室報告。他把我給他的微生物培養起來做成了顯微鏡載片用來檢驗一位肺炎患者的血清。結果顯示出退伍軍人病病菌的高滴定量抗體。他是在查閱了幾份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