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獅子山工作了三年後，1979年7月晚些時候，我回到了亞特蘭大，準備回「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並在亞特蘭大享受家庭生活之樂。但沒有機會。我很快聽到可能是埃波拉再次爆發的消息。我們是通過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得知有關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對於具體情況只有一星半點的信息。我們所知道的是它又包括了恩扎拉。就是這個恩扎拉在1976年出現了埃波拉，也是為了這個恩扎拉，我曾從扎伊爾對它進行了史詩般的旅行。附近一個名叫延比奧的城鎮也受到波及。我們聽說有幾個病人已經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無人知曉。首都喀土穆的蘇丹政府遠在恩扎拉的北邊，它再次實施了強行隔離施，禁止到這一地區旅行。顯然，除了給當地居民帶來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難外，它還進一步限制了信息，因為喀土穆已實行了全部禁運，控制貨物出入傳染區。
根據以前我們對這一致命的、暴發性的疾病的經驗，我們知道我們必須迅速作出反應。這意味著在接到世界衛生組織通知後的24小時內，我們的小組一定得起飛。幸運的是我們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電話，讓我們星期五傍晚準備飛往日內瓦。那樣我們就有時間在星期六早晨會見我們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同事。但首先，我們有幾個間題要解決，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確定我們到底要到哪兒去。我們有一張繪製得不好的有關這一偏遠地區的舊地圖，我們撣去了上面的灰塵，並試圖確定延比奧在恩扎拉的哪個部位。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最有經驗的人員剛剛去了約翰內斯堡，這使我們的問題複雜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們正在參加一個重要的有關出血熱的會議，就剩下我們少數幾個人：我和我能招募到的能夠參加這一小組的其他人。
我找到了萊爾·康拉德（1yle 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項目辦公室外地工作服務部主任。萊爾有一張寬闊的、帶著笑容的臉和凌亂的灰色鬍子，使我想起了阿門宗派中的農民，我猜想萊爾能吃苦耐勞的特點是在南科達他州農村的嚴冬里鍛鍊出來的。甚至在「疾病控制中心」呆過時間不長的任何一位流行病學家都知道萊爾。他1969年參加過奈及利亞最早的對拉沙熱的調查，因此懂得情況的緊迫性。我問他是否能找一個合格的人與我同去，這是一個要付出極大代價的任務：他或她得適應性強，有冒險精神、願意忍受原始的、可能是危險的條件。這個人還要能馬上啟程。
我認識萊爾·康拉德已經多年。他的馬廄里總有一匹馬，需要賽馬的時候就用它。他還有超人的本領，能使別人干他想要乾的事情。萊爾和我都很清楚，如果我們挑選的人未經好好審查，後果不堪設想。1976年，一位E1S（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去扎伊爾，中途經過大西洋時，認為出血熱不是他的專長，就回去了。他有權這樣做，因為合同中沒有要求他與像埃波拉那樣的熱病毒的發生作鬥爭。他拖了這麼久才把疑慮告訴我們，這真是太糟糕了。另外。我需要一個人接替我，主持由我在幾內亞組織的對該國全國拉沙熱情況的調查工作。我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給找一位會說法語的人。他們派來了一個資歷不到兩年的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我在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衛生部的辦公室里見到了這位新招來的人。他穿著一件T恤衫、一條皮短褲和一雙長統靴，腰帶上還掛著一把大刀。我穿著我通常穿的短袖襯衣，可能系了一條領帶。他原來是個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要麼他念的書太多，要麼家庭里有政治怪僻，因為我後來知道他的姐姐在倫敦為托洛茨基運動工作，幾內亞當時正由一個假冒的共產主義政權領導。這個政權煞費苦心才使這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得到發展——是西非發展最慢的國家。這的確說明一些問題。我新招來的這個人一定以為他已經死了，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天堂。衣冠楚楚、打著領帶的衛生部長看了眼他的打扮，問他是打算去打仗還是去村子裡工作。顯然，思想的純潔不能代替能力。或許那就是他的服裝風格。調查大約進行了一半時，政府讓他離開那個國家，由幾內亞人自己完成了這項工作。
我們沒有時間和財力重犯同樣的錯誤。所以我們要確信我們找到的是一位認真負責的人。萊爾沒有使我們失望。
他用明顯的中西部口音說：「喬，我剛為你找到了一個小伙於，他是個無所畏懼的登山員，他一定會做出成績。他的名字叫羅伊·巴倫（Roy Baron）。他一直在做免疫工作。」
我想要他攀登的唯一山峰是在腦子裡。但聽起來他很不錯，——直到萊爾又說：「順便說一句，他也從來沒有出過國，好好照顧他。」
後來知道，他也從未參加過任何一項重要調查。根據流行病情報所的最重要的傳統，他將在前進中積累經驗，邊干邊學。無論怎麼說，他得到了萊爾的認可，對我來說，這就足夠了。
我們的頭一件事就是要收集我們可能需要的設備和供應品。當我們要到偏遠地區進行調查研究時，我們在特殊病源體分部有一個秘密武器：海倫·恩格爾曼（Helen Engleman）。她是一個肩膀寬寬的、敦實的、儀錶堂堂的女人，能使許多技術人員見而生畏。她到「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之前，曾在海軍陸戰隊工作。海倫坐在轉椅上主持她的工作，轉椅就在電話機和一堆記滿了只有她自己懂得的符號和數字的分類表的旁邊。她的辦公室里瀰漫著煙霧，她的煙灰缸總是滿滿的。海倫深沉的男低音嗓音宏亮，隆隆作響。這種聲音能引起每個人的注意，包括她的司。你觸怒她時，是自討沒趣。
海倫是一位令難以置信的細緻的組織者。她往床腳櫃里塞的東西比許多人往小運貨汽車裡裝的東西還要多。除了為我們準備的顯而易見的一些裝備——針、注射器、試劑、顯微鏡玻璃片，抽樣瓶——她一定還會準備在非洲臨時生活所要的必需品、管道帶、記號筆、紙張、鋼筆和鉛筆。海倫把我們所有的隨身用具都塞進了兩個板條箱里。但是有一樣東西我們沒有帶，那就是可摺疊的野外實驗室。扎伊爾第一次爆發埃波拉時我曾使用過。我們現在對這些病毒已經很了解了，認識到主要危險來自注射，而不是氣體中的浮質的傳播。因此，笨重的手套式工作箱是一個累贅，要不是明確規定非帶不可的話，我們可以像在獅子山進行拉沙項目時一樣，就在敞開的工作台上工作。利用基本預防措施防止感染。令人驚奇的是，我們竟忘了帶手電筒，我們天真地以為可以在任何地方弄到一個。我們本應該有先見之明。
我們又一次沒有時間取得去蘇丹的簽證，所以當我們抵達日內瓦時，世界衛生組織給了我們聯合國的護照和簽證。羅伊和我趕上了星期五下午去紐約的航班，聯繫了從肯尼迪國際機場起飛到日內瓦的航班。我最耽心的是怕在沿途哪個地方丟掉了行李，把我們留在蘇丹中鄒，除了背上背的外，沒有供應品，沒有換洗衣服。我們是幸運的，或者無論怎麼說似乎是幸運的。我們在路上沒有丟失行李，還莫名其妙地被航空公司安排在頭等艙，給了我們一頓美餐，這可能是我在飛機上所吃過的最好的一頓飯。
但是我們兩人都感覺難以享用這麼好的飯菜。這也許是最後的晚餐。
第二天早晨，我們在日內瓦一出海關，就叫了一輛出租汽車直奔世界衛生組織總部，聽取情況介紹。我們只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了。去喀土穆的瑞士航班下午就要起飛，因此我們必須在三點鐘回到機場，趕這一趟航班。聯合國的一些大樓巍峨壯觀，座落在一個大公園裡的一片精心養護的草地上。出租汽車經過一連串白色的辦公大樓，最後到達了盡頭，我們在這兒下車。世界衛生組織總部使參觀者感到是一座十分擁擠的房子，沒完沒了的過道和自動扶梯。這是一個能使人在裡面迷失幾天走不出來的地方。我們到了四樓，那裡是傳染病部。病毒組的組長保羅·布雷斯（Paul Bres）和他的助手法克里·阿薩德（Fakhky Assad）在那裡歡迎我們。這兩人非常不一樣。保羅是地道的法國人，法克里則是地道的埃及人。保羅沉靜、穩重，而法克里則熱情奔放，雖然這是我第一次與保羅會見，但已久聞大名。1976年他和一個小組去過蘇丹，但我想他沒有到過恩扎拉。不過，他的職位使他了解我們為何而來。他50多歲，灰發修剪得很短，穿著保守，有優越感，很像一位法國陸軍在海外服過役的前上校。他一生專門從事節肢動物傳染病毒——由節肢動物傳播的病毒——的研究，特別是黃熱病。這一專業使他跑遍了西非，在他的專業旅行中，確實參與了奈及利亞對拉沙病毒最早的搜尋工作。他把自己恰當地看做是法國在熱帶醫學實踐方面留下的遺產的繼承人。但是，像大多數傳統一樣，他也有其弱點。他的模式是軍事化的，因此沒有大多的靈活性，甚至在最需要靈活的地方也不靈活，但這不等於說他缺乏某種力量。專制的模式能保證把調查研究組織得格外好。在這方面，不幸的是法國當時沒有派人去蘇丹。
與保羅相比，阿薩德是一個圓胖的、愛喧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