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從亞特蘭大獲得物資和器材的持續鬥爭開始得到了回報，我有理由相信會繼續不斷地得到試劑供應。現在我們更加接近我們的目標，向病人提供免疫血清治療。頭一項工作是開始對潘古瑪或塞格布韋馬醫院裡曾經患過拉沙熱但後來倖存下來的病人進行調查，他們現在對拉沙病毒應該有高的抗體滴定量。我們對含有最高抗體滴定量的病人最有興趣，因為我們認為他們的血漿會是最有效的。我們也得找到一些完全康復的人，因為他們能捐獻血漿，而不會損害他們的健康。自然，我們還得希望他們的血液里沒有拉沙病毒在活動。為了確保血漿是安全的，我們力圖只挑選那些至少已病癒三個或四個月的人。我們擔心的不僅僅是拉沙病毒。我們也通過血液檢查乙型肝炎——一種致命的肝炎，它是通過血清傳播的。
那是20世紀70年代未，我們對人類免疫缺損病毒或艾滋病還毫無所知，我們也不知道除了乙型肝炎外還有其它的病毒也可通過血液傳播。那時我們對內型肝炎也一無所知。如果我們知道的活，就不會如此熱心地採取這種方法利用病人的血漿。我們感到幸慰的是，後來，80年代未，我們去獅子山開始搜尋人類免疫缺損病毒感染時，除了弗里敦的兩名妓女和幾名從蘇聯回來的留學生外，我們沒有發現其他病患者。可能當時艾滋病正從中非傳入獅子山。可以有足夠的理由得出結論說，70年代在東部省沒有什麼或者根本沒有人類免疫缺損病毒感染。現在情況不同了，如果血清療法帶有風險，那麼，拉沙熱病也一樣。在我們工作的第一個月內，我們看到約翰·卡馬拉和其他八位病人死去。我們得設法做點什麼事。
從邏輯上說，收集血漿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首先，我們得找到可能捐獻血漿的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們已回到他們自己的村莊。如果他們是流動的鑽石工人，我們可能永遠找不到他們。一旦我們發現了我們正要找的人，並說服他願意獻血漿，那麼，我們得提供交通工具和當天的食物。為了增加吸引力，我們還給予他們兩周的鐵質補給品和一袋兩磅重的大米。每一次獻血，其全過程往往要佔用現場工作組一整天的時間。不久我們就認識到，這樣一項計畫可能需要很多錢。
甚至向可能的獻血者解釋什麼叫獻血，為什麼我們需要血，都得採用一些策略。這整個概念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和經歷，以至他們不知道怎樣理解它。大多數病患者都是不識字的村民，他們對醫藥的了解，僅限於巫醫給予他們的藥粉和藥水。如果它們無效，就會到一個有白人醫生的醫院，得到白入醫生的魔法，而不是巫醫的魔法。我們得想出一些比較簡單的解釋——另一個文化障礙：不管你去非洲什麼地方，人們心理都相信本地的醫藥和魔法。很多人相信血里有魔力，可以用來對付他們。有個時期謠傳「白人喝血」甚至吃人肉，還有謠傳說我們一定在製造魔水去打敗我們的敵人。要麼是我們幸運，要麼就是我們的人會說話，儘管非常困難，我們成功他說服廠大約一半以前的病患者同意參加獻血。
一旦我們從血液里分離出血漿，我們將包裝好的紅血球再輸回獻血者體內。由於他們對我們抽出的血和輸回的血看不出有什麼不同，真正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了。現在他們往往完全相信我們招募他們是為了某種巫術。我們不能肯定這是加深了他們的懷疑，說我們用不祥的符咒欺騙他們，還是高超的魔力贏得了他們的尊敬。也許兩者都有一點。
不僅僅是因為得到血漿的費用高，從而對我們集體財力的要求如此之多。整個過程還需要大量的時間。我們得白手起家。獅子山沒有血庫，等於零。血是按需要提供的。通常來自一位家庭成員或者一位朋友，即使這樣也不是免費的。因此，我們創建的血漿制度怎樣才能紮根，特別是當時沒有支付血漿費用的明顯資金來源？少數病人得到昂貴的治療，而多數病人卻無法得到治療，這不是我們的目的。最好是：治療必須實際、合理和便宜。的確，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怎洋才能廣泛地利用血漿。不管最後它以什麼形式用於輸注。但這是我們所有的一切。於是我們繼續努力，決心要找出有效的藥物。
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簡單的藥物——治療拉沙熱的青黴素。但是能安全用於抗病毒的藥物的確非常少。大多數抗病毒的複合物毒性都很大，最有害的是在殺死病毒的同時也殺死了宿主細胞。此外，治療必須便宜、安全和方便病人。還有，這種藥物在長時間內應當非常穩定，這樣才可以把它帶到邊遠地區，在不大理想的條件下儲存起來，直到應用。我們追求的是一種神奇的葯，差一點都不行。
後來，卡爾·約翰遜寫來一封信，卡爾善於給我發短電報和寫簡訊，其中一兩句話就可能改變我的生活。先是埃波拉，現在是這個。
卡爾在信中提到猶他洲立大學研製成功了一種較新的藥物，叫做病毒哇（ribavirin）。它對治療某些核糖核酸病毒（NNAViruses）有一定療效。拉沙病毒是一種核糖核酸病毒。如果脫氧核糖核酸（DNA）是生命的藍圖，是使細胞變成眼睛、手或新芽的莖和葉子的遺傳物質，那麼，核糖核酸就是信使，將信息從基因傳到核糖體——一種圓的微粒，它是一種蛋自質工廠，生產生命所需要的各種抗體、激素和酶。可是，許多病毒不把核糖核酸當作信使，而是當作它們自己的遺傳物質。在這方面，病毒是獨特的有機體。人們對病毒哇如此有興趣、對它寄以如此厚望的原因是，它似乎能干擾病毒用自己遺傳性的核糖核酸製造蛋白質。
沙粒病毒是核糖核酸病毒，拉沙病毒也是一種沙粒病毒，病毒哇能抗拉沙病毒嗎？
卡爾告訴我，他已經在組織培養方面試驗抗拉沙病毒的藥物，並告訴我，彼得·賈爾林（Peter Jahrling）也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進行類似的試驗。彼得用拉沙病毒感染猴子，然後用病毒哇治療它們。這個葯的實驗數據，包括對人體上的實驗數據表明它安全可靠，因為已經成功地利用它醫好嬰兒得的急性病毒性肺炎。但是，它最大的優點是易於生產，將來可能便宜，在室內溫度下能保持穩定——也許獅子山的室內溫度不行，但我們可以將它放在冰箱里。
這可能是我的魔彈。我很興奮，但我知道我們還需要等待實驗室關於拉沙病毒的實驗結果出來後才能考慮我們自己的治療計畫，這倒不是我們想浪費時間，坐等彼得的猴子進展如何。我們還須得到獅子山和美國管理局有關使用藥物和血漿的許可。這需要時間，所以我們得立即行動。
第一步是要準備一個書面議定書，對治療試驗作出詳細說明。在亞特蘭大，卡爾和他的妻子帕特里夏·韋布（PatriciaWebb）——「疾病控制中心」的特別病原體流行病學家——分擔這一工作。這份議定書還要得到獅子山國家倫理委員會、「疾病控制中心」的人類課題審查委員會（HRSC）以及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的批准。這不是一件不關緊要的事情。議定書里全面、詳細地寫上了這一項目的科學根據，還要寫明將如何進行這一研究。議定書里還對病人的知情同意書作了確切的說明。絕對不能拿人做實驗。麻煩就出在這裡，只有當病人完全了解他所同意的是什麼內容，他才會答應簽知情同意書。和我們打交道的大部分病人都是文盲，完全沒有受過教育，而且木多數人只能說一種當地部族的語言。不管怎麼說，他們當中有一半人懷疑我們可能在玩弄巫術，雖然他們非常有禮貌，嘴裡不會這樣說。對這樣一些人，向他們解釋一個複雜的醫療程序只有翻譯成門德語後才可以。但門德語這類部族語言沒有詞來表達「臨床試驗」或「逆轉反應」這些概念。所以，我們怎樣才能恰當地告訴他們我們想要告訴他們的是什麼？
我們使一些概念簡單化，即使不能準確地將意思譯成他們的當地語言，也可以使用一些多少能將意思傳達過去的字眼。簡言之，我們需要這個有希望的課題來確定病毒哇是一種新葯，雖然對拉沙熱尚未試用過，至少我們可以向他們保證，對人體使用這種藥物已證明是安全的。我們也將告訴他們，沒有辦法治療拉沙熱，這僅僅是試圖找出一個治療方法。我們不能對任何事作出保證。要解釋這一切，我們得依靠我們譯員的技巧。由於大多數病人甚至不會簽名，我們能儘力做到的是請他們在知情同意書的下面按一個大拇指印或畫一個「調」，表明已向他們念過知情同意書，他們對我們所做的事情有一些了解，並且同意讓我們試一試。
與人類課題審查委員會相比，獅子山國家倫理委員會對我們設想的辦理知情同意的手續沒有什麼大的意見。畢竟獅子山人對他們的國家是了解的，知道什麼事情做得到，什麼事情做不到。他們也知道拉沙熱病患者的迫切需求。可是，如果我首先提到獅子山國家倫理委員會是由當時獅子山衛生部的主要官員馬塞拉·戴維斯（MarCella Davis）博士創建的，對於這一高度合作可能會有更好的理解。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