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貧窮的塞拉里昂共和國，約翰·卡馬拉（John Kamara）是少有的特權者。他今年三十來歲，畢業於該國最古老、最知名的福拉·貝（Forali Bay）大學。畢業後他回到他的老家邊遠又貧困的東方省塞格布韋馬，在聖靈（Ho1v Ghost）學校當一名歷史與法語教員。他受到學生的尊敬，學生把他當成楷模。塞格布韋馬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像他那樣的人不多。人們有事都來找他商量。他不只是老師，更是他們的朋友。他能幫助學生解開法語動詞中的奧秘也能和他們一起踢場足球。
他體格壯健，很少生病，因此當他在1977年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半夜醒來感到有點不舒服時，還感到奇怪。他的皮膚摸上去有點發燙，頭有點疼。他的肌肉即使在一場緊張的足球賽之後也沒這樣痛過。當然，他剛從附近的一個村探親回來，那裡的路很難走，而且天氣酷熱，塵土飛揚。所以他認為是由於旅途勞累而引起的不適，於是翻過身來試圖重新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更加不舒服。頭痛得厲害，肌肉也更加酸痛，並且肯定發燒了，但這不是什麼新鮮事。約翰生長的地方，瘧疾多得是，因此他認為他是得了瘧疾了。在塞格布韋馬和非洲其他許多地方，人們一旦發燒、頭痛、肌肉酸痛，往往都被診斷為患了瘧疾。成人也如此，儘管他們一生中飽受攜帶瘧疾菌的蚊子的叮咬應該具備了某種免疫力。約翰給校方寫了個便條請假，說明自己病了，然後吃了幾片阿司匹林和4片氯奎寧（這是當時治療瘧疾的標準方法），就上床睡覺了。下午，他覺得好了些，但他發現肌肉酸痛轉到後背底下，而且嗓子開始疼痛。
當天晚上，情況更糟了。體溫上升，嗓子痛加劇，肌肉疼痛也更厲害。他開始覺得他患的可能不是瘧疾而是其他的病。第二天，他的體溫持續上升，疼痛也加劇，他於是去塞格布韋馬的尼克松紀念醫院就診。為他接診的伊莎貝爾·金醫生（1sabeile King）立刻知道了他患的是什麼病。
拉沙熱！
1976年11月，對扎伊爾的埃波拉病毒的調查結束之後，我回到我剛在獅子山凱內馬建立的項目現場去完成我的未竟工作，我的主要任務是制定一個研究拉沙熱病的長期規劃。兩項主要未完成的工作正待我來做：一是找個住處，二是搞起一個像樣的實驗室。政府撥給我的那所房子，得花些工夫才能把它改裝成一個可用的實驗室。首先我得裝上發電設備，房頂漏雨，得好好油漆一番，還得取回我在亞待蘭大買的設備。設備已經到達塞拉里昂，存放在港口的倉庫里，但願它完好無損。在塞拉里昂，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知道怎樣擺弄它。但是在非洲，特別是在獅子山這樣貧窮的國家，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什麼東西都可以被「回收」，做法千奇百怪。例如，放置在路旁的一輛報廢汽車，頃刻之間就會像動物園中的野獸屍體一樣，被吞噬一空。因此我必須到港口去指導把設備安全地裝上卡車，以免設備受損或是被「遺忘」在倉庫里。
我到達港口後，沿著一條彎曲小道南行，找到貨運經理，他向我擔保說設備完整無損，但不允許我親自去作檢查。兩天後我收到倉庫的緊急通知，說我租用的卡車後門不夠大，盛儀器的木箱放不進去，因此我還得再找一輛後門開得大些的卡車來搬運這批儀器，任務是完成了，代價是我幾晚未能成眠。
有了這批儀器，我得通上電源。我在扎伊爾教書時，有擺弄電線的經驗，但是我現在沒有時間，只能僱用當地的一名電工。我想我在旁邊監督著他幹活，一定能保證他把活干好。當他說他已經幹完活時，我對插座和纜線檢查了一番，似乎沒什麼問題。關鍵的時刻到了，電源是否接通了呢？我把一個110伏特的顯微鏡插上電源，可我卻立刻遭受到110伏特的電擊，肯定電源接錯了。我又把小點的儀器插上電源，結果是一樣。肯定這是根本性的裝接錯誤。電工忙著向我保證說一切都是按我指點的那樣做的，那麼我的手指怎麼會遭電擊，又那麼疼痛？
我懷疑是地線有問題。我打開保險盒，看見裡面的地線都沒有接上，原來是電工把零線和火線接好了，但是地線卻繞成一團，沒把線頭接上。他把我當成地板了。我耐心向他解釋地線是幹什麼的，怎麼個安裝法。他聽到後就照辦了。我不知道凱內馬其他的建築情況會是怎樣。管它呢，幸好現在我可以坐在我的實驗室的椅子上操作儀器而不會遭受電擊了。
要使我的實驗室運作，得找些人來工作。我需要四個方面的人選。鑒於我們的工作條件，我不能只要求專業水平，還得對拉沙病毒免疫。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一種生活在灌木叢中中等個頭的鼠類，大小在一般老鼠和美國的家鼠之間。它們是拉沙病毒的載體，在胚胎期間就受到病毒感染。它們自己不發病，但是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體內不斷繁殖，然而卻躲過了它的免疫系統，也許是讓免疫系統誤認它是老鼠本身而不是病毒了。疾病的持久性使病毒得以在病人體內不為斷繁殖。病毒就是如此殘暴和聰明，如人體免疫系統缺損病毒就會使無數人終身為它們服務，而我們至今對它仍缺少了解，既不能醫治，也不能預防。
當時，從患過病的人身上取得的抗體是對付疾病的最好方法。抗體不能防止人們再次感染疾病，但至少可以使人們再次患病時，病情不會過於嚴重。不管怎樣，我得盡量防止我的工作人員染上瘟疫。要和分泌大量病毒的老鼠打交道，那是樁十分危險的工作。我對這事有點擔心，但是也沒必要過分憂慮，因為不難找到有拉沙病毒抗體的人。主要問題在於要找到既有抗體而又能勝任此項工作的人。獅子山東方省沒有幾個人上過一兩年學，應徵者中最高水平的只上過高中，粗通文化和一般計算。在這裡除了通過人事關係而獲得少數幾個政府職位外，可乾的工作就是農業，誰有必要為此而上學呢，因此，我能找到的應徵者極為有限。我也需要會說本地方言門德語（Mende）和較通用的克里奧語的人。最後我還需要掌握基本醫學知識的人。很快，我發現很難找到這樣的人。實際上，要為這項工作找到訓練有素的醫生的努力早就失敗了，這不足為奇，獅子山沒有醫科學校。本地的醫生來自兩條系統，或在西方或在蘇聯受過訓練的。在西方上過學的，回來後一般在弗里敦找到較好的崗位，或是為政府工作，這樣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好處，可觀的年金，下午和晚上還能在私人場所兼職。他們很少到農村來。
從蘇聯受訓的人口國後則大多到政府醫療系統工作並立即被派往農村。從理論上說，在蘇聯受過訓的醫生在派往農村前要先在費里敦實習，而實際上，這種所謂實習只不過是從幾乎不合格的醫生中把最不合格的淘汰出去而已。地方醫院中充斥著這種不合格的醫生，他們大多是莫斯科盧蒙巴友誼大學（Patrice lumumba Friendship Uuiversity）的畢業生。該學校的課程表中政治理論課要比解剖學來得多。許多在蘇聯受訓的醫生比屠夫強不了多少。他們在毫無戒備的當地居民身上隨心所欲地胡亂操作著。過不了多久，連最無知的村民都懂得對政府醫院要退避三舍。
不幸的是，村民常常是無處求援。垂危的病人要乘一種藍色的小卡車在破爛不堪的道路上顛簸幾英里去找一家比較好的教會醫院。這種卡車是作為萬能車輛行駛的，通常擠滿人和貨物，牲畜也像沙丁魚似地擠在一起，糞便四流。擠不進車廂的乘客就爬在車頂或懸掛在車箱兩旁和尾部，真是生死攸關。
儘管沒有合適的醫生，我卻獲得許多應徵者。用凱內馬的標準來衡量，我快成為大僱主了。衛生部向我推薦了幾名候選人。我面談的第一批人竟都是衛生部某個人的親戚，根本不符合條件。我很快發現我必須接受他們推薦的任何人，這些人被錄用後得付錢給他們的推薦人。我需要衛生部的合作，否則我沒法實行我的方案。因此，我的處境相當微妙。
於是我採取超額僱用人員的辦法，錄取了包括衛生部推薦的人和真正符合條件的人。我告訴大家我現在只是試用，之後要根據他們的表現擇優錄用。這種作法，不管最後誰被錄用，大家都不丟臉。落榜的人只好責怪自己不夠條件。
於是我在凱內馬開始培訓新僱員。訓練開始，我讓他們實際操作並接受書面考試以了解他們的水平，最後我留下了一批我認為可以培訓成為合格技術人員的年輕人。大多數高中畢業，沒多少工作經驗。這也不錯，他們還沒來得及養成不良的工作習慣。我從最基本的要求作起，告訴他們必須每天準時上班，在實驗室里，我告訴他們要完成哪幾件事：不幸的是，那時，這些簡單的要求對獅子山的許多資深的政府僱員來說也是新鮮事。
錄用和培訓僱員是樁艱苦差事，但是高興的是我找到幾個很不錯的人，其中有些人和我們共事了13年以上。特別運氣的是我們找到約翰·坎迪（John Kande）。坎迪個子不高，稍胖，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他對棕櫚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