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多魯馬時，我已經上路7天了。現在我至少有了個比較好的夥伴。這個「說話人」是個和藹的年輕人、教師，懂點法語和當地的語言：林加拉語（Lingala）和贊德語。他還熟悉我們要去的地方的情況。
去蘇丹的所謂公路實際上只是一條小道。很少看見輪胎的痕迹，說明很少車輛行經此地。當我們到達邊界，那裡寂無人煙。讓我們知道這裡就是邊界的標誌是架在兩支樹叉上的一根本棍擋在路中央。顯然，官並不在於阻擋人們入境，我們把木棍抬起，就進入了蘇丹國境。走了幾英里，我們見到一輛拋錨的卡車。坐在路旁的一個人告訴我們說，車軸壞了，車主到金沙薩去換新的去了。金沙薩距此抄近道也有一千多英里，走公路要遠得多。他受雇看守這車輛已經5個星期，顯然沒多大希望再看見車主回來了。然而他並不在乎，他就住在附近，好歹那也算是份工作，此外，他又有什麼事好乾呢？
我們自認為進入蘇丹境內，走了約10英里之後，碰上了正式的關卡。那不過是個小小的軍營，有著一位指揮官和幾個士兵。一個留著鬍鬚的壯實男於走出來接著我們。他似乎對我們的裝束感到驚訝。可能是很少有人從這方向進入邊境，因而任何活動都會使他覺得出乎意外。我想，現在就要看大首領的信是否能起作用了。最壞的可能也不過是要我們打道回去。但是那麼一來我就再也不能在我所知曾發生過埃波拉疫情的地方進行調查了。
士兵們好奇地看著我們，指揮官伸出手來，我說明身份，把信遞給他。他看了看信，上面的印章似乎給了他深刻的印象，於是他抬頭對我說：「歡迎到蘇丹來。請跟我們一起用點茶。」
我們為他的友善答覆而十分高興，隨著他進入軍營。其實那不過是幾間鐵皮搭的建築。軍營里的氣氛顯得懶散和無所事事，好像這裡從來沒發生過什麼事情。指揮官讓一名士兵倒來幾杯溫熱的茶。
「你到蘇丹來作什麼？」指揮官問。
我告訴他我們聽說這裡曾發生過一種疫情，發高燒並出血。我立刻看出他知道我說的事。「哦，是的，你說的是在恩扎拉發生的病，現在這種病正在區首府馬里迪（Maridi）爆發。」他接著補充說，這種病在恩扎拉爆發幾周之後，又來襲擊馬里迪了。我知道這種瘟疫曾蔓延到馬里迪，但不知道它仍在這裡流行。
指揮官轉眼注視著我說：「但是我還是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到恩扎拉去？」
我解釋說，「我是醫生，我有責任要找出疫情的根源。」
看上去他從來沒聽說過這樣的事。
他說，「恩扎拉已不再需要醫生，你想來拯救的人都已經死了。」
恩扎拉是個約有3000居民的小鎮，鎮里有一家棉紡廠，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英國統治時期。居民大多住在郊外的住宅區。棉紡廠是恩扎拉的主要收入來源。據我所知，它是埃波拉疫病的來源。
當我到達恩扎拉時，不知道會遇到些什麼。表面上看來沒什麼異常現象。居民們各安本業，沒有驚惶失措的跡象。但當「說話人」向一個人打聽醫院在哪裡時，我發現那人的表情有明顯的變化，臉突然陰沉廠來，作了一個占怪的手勢，向「說話人」嘟嗓了幾句，連忙走開了。
「他告訴你醫院怎麼走嗎？」我問「說話人」。
「告訴了，就在街那邊。但是他說我們不應該到那裡去，那裡是個壞去處，而且那裡也沒有人。」
「他說為什麼了嗎」我問。
「我問了，但他不願告訴我。」
我並不害怕，只是好奇，我讓司機把我們送到醫院。司機沒說什麼，但我看得出他很不樂意去，他不願意靠近醫院。醫院是一所簡陋的一層磚房，褐色的牆壁已經剝落。裡面陰森森的。我試著打開門，門沒有上鎖。進去後，見到一個黑乎乎的門廳通向一間空蕩檔的房間，空氣中有股酸味，是乾涸了的血液和排泄物的混合味。那是醫院唯一的病房，因此它必然是男、女病人兼容的。病床只不過是支撐在鐵架上的一些斷裂的彈簧。毫無疑問，病人（如果以前有過病人的話）得自備褥墊。我大聲喊有人嗎，聽到的只是我自己聲音的迴響。
正當我準備離去的時候，聽到了腳步聲。我見到一個面帶笑容、體格健壯的人朝我走來。他的白色工作服上滿是污漬。
「我是穆罕默德（Mohammed）醫生」，他宣稱。
我作了自我介紹後，間他醫院裡的人呢。「他們都跑了。病人、護士、都跑了。」
「但你留了下來？」
「我是醫生，我能上哪兒去？」
「為什麼人們都要跑走呢？」
「他們看到這裡發生的一切。死了這麼多人，死得這麼快。他們認為自己也會死，就跑走了。我不能責怪他們。」
我像是在同一個準備與自己的船隻共存亡的船長說話。
雖然我沒到過蘇丹。但我了解那裡困擾人的政治情況，知道這位醫生的處境多麼艱難。這位醫生，就像蘇丹大多數的醫生一樣是穆斯林，來自蘇丹北部，而他的病人則是基督教徒和泛靈論者。蘇丹南北兩部分的種族和宗教的敵對勢力之間爆發的內戰，至今未曾停息。醫生和他的病人之間個可能有多少感情可言，造成醫院空無一人的瘟疫對此也無所幫助。
穆罕默德醫生接著說，「共有13人患上這種從未見過的病。7人死了。我什麼忙也幫不上。」他的聲音顯得既氣惱又惶恐。我問現在是否還有人發病。他說沒有了，瘟疫在5周前已經結束。「哦，馬里迪現在還有問題，政府實行了封鎖。那裡已經停止貿易，禁止人出入。」（後來我得知，由於封鎖，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調查小組也未能進入馬里迪，他們只能呆在南方的省府朱巴（Juba）。
「這種病有些什麼癥狀？」我問。
「病人不能吞咽，周身疼痛，眼裡血管破裂，牙床出血，發高燒。」
「你能告訴我你見到患這種病的第一個病人的情況嗎？」
穆罕默德醫生說那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在棉紡廠做工。住在郊外的居住區。他人院時的癥狀是：高燒、頭疼、嗓子疼、肚子疼、腹瀉、便血。6天後就死了。我覺得聽上去像是蘇丹的第一例埃波拉病毒患者。
我離開之前，穆罕默德醫生又說：「有件事我忘記告訴你了。我曾把一名病人送往馬里迪。那裡的醫院條件比較好。」
他一定看出我表情上的變化。
「怎麼回事？有什麼不對嗎？」
「沒事。」我說。
我不願意使他感到更加沮喪。但他把病人送往馬里迪，那就意味著把瘟疫傳播到了那個城市。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假如瘟疫沒有傳播到馬里迪，恩扎拉的疫情就永遠不會讓外界知道。當病毒從地球的一端襲擊了某一土著人群時，只有當這種病毒影響了更多的人——導致有錢人或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的死亡，才會引起注意。假如白膚色的西方人沒有病倒或死亡的話，在恩扎拉或其他地方經常發生的疫病是不會引起注意的。
我在恩扎拉訪問過的人儘管對會否再發生瘟疫有某種擔心，但並沒流露出恐懼的神色。也許由於最後一個病例已經過去一個多月，他們認為最糟糕的時期已經過去。我怎麼能肯定那就真的是埃波拉病例呢？我缺少生物分析來作出確切的判斷。我需要化學試驗和我的輕便實驗室。我連醫院病例都沒有，有的只是墓碑和人們的口頭介紹。就當前來講這些也是需要的。
按照非洲醫院的習慣，這第一個病例病人患病期間，是由病人親屬照管的。他死後，很快他的兄弟也發病了。兄弟比較幸運，活了下來。奇怪的是，第一例病人的妻子更加幸運，她根本沒得病，後來的血清檢查證實她完全沒受感染。
和醫生談話之後，我去拜訪那位寡婦。她現在和她娘家的雙親及兩個孩子住在一起。她才十八九歲，最多不過20出頭，由於服喪的緣故，她剃了光頭。我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她的表情獃滯。非洲是個古怪的地方，當一個人死去或即將死去時，親友聚集在房門外號陶大哭，捶胸頓足。有些社團里，親人們還用灰燼塗抹皮膚，以示哀傷，這種儀式可以連續進行十多個小時。對西方人來說，這種表現方式未免過於戲劇比，不夠真實。但是，它是非洲文化的一部分，決非做作。而一旦服喪期過去，人們就十分冷靜，這和西方的行為形成強烈對比。可能是這種禮節提供一種抒發機會，讓人們排除憂傷後能繼續活下去。
我是想從那名寡婦和別人了解傳染病的來源。然而這位寡婦神經緊張，對採訪很不習慣。此外還有一個不利因素，在這個社會裡妻子一般不了解丈夫在家庭之外的活動。我很想知道此人生病前如何打發時間，以便了解病毒感染的來源。他有沒有被昆蟲叮咬過，曾否打過針，是否吃過污染了的食物，有沒有打過什麼？在這種情況下，了解這些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多少得到一些關於病毒傳播途徑的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