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了海關，三十分鐘後我乘車穿過金沙薩擁擠的街道。自上次離開以來，此地竟破落到這等模樣，使我驚愕不已。我沒有發現明顯的恐慌跡象，但是我確信我身邊走過的每一個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也許還不知道馬英嘉這個名字，但他們一定全都聽說過有關「揚布庫一位護士」死亡的傳說，它一定令人毛骨驚然。因為如果他們相信實際上市內任何人都能被愈染，那就會自然地懷疑每一個外來的陌生人有罪，直到這陌生人被證明為無辜。麻煩的是無法證明某人無辜。今天金沙薩有一個人死於這種病毒，而明天死的人數可能是十五到二十。沒有人能搞清任何事，人人害怕。
世界衛生組織的小組人員住在比利時政府派住金沙薩的合作代表團的駐地，名叫福梅特羅（Fometro），也即熱帶醫學研究所（Fonds Medical Tropical）的所在地。這地方有點像賓館、倉庫、汽車停車場之類的，也是合作代表團的醫學研究項目規劃中心所在地，瑪瑪那模醫院便是該中心經辦的。迄今，瑪瑪那模醫院沒有檢驗出這種新病毒的任何病例。比爾·克洛斯及其全體醫務人員並未冒險一試，這所醫院有兩千張病床，有兩千病人住院，每天還有一百個嬰兒在這裡出生，萬一有這種病毒感染爆發，對這裡便是極大災難。比爾組織了一個隔離體系，旨在確保任何感染疫病的人都能收容。凡新住院病人都要經過仔細甄別，檢查有無這種疾病的任何癥狀，一經發現，便立即轉移到一個特殊病房，以便進一步仔細監護檢查。
瑪瑪那模醫院迄未檢驗確認出這種病毒的案例，恩格利馬醫院則不能這麼說。一個病人感染了，另一個病人死了，於是隔離格外嚴密。有一個病房，叫做「1號病樓」，被指定為病人隔離區，但是，醫院內部行動並不禁止；第二個病房，「5號病樓」，劃為接觸過病毒患者的本院醫護人員隔離專用。不下37人被官員們驗明曾接觸過馬英嘉。一位名叫瑪格麗塔·艾薩克森（Margarita lsaa）的南非醫生負責隔離檢疫工作。她是個身材不高，精力充沛的婦女，戴著大眼鏡，遮住了半個臉。據說她曾經是一名以色列傘兵，善於發號施令並要求絕對遵從。她在高度負責的氣氛中進行了檢查。醫院裡的恐慌氣氛是明顯的。病人的眼神中就帶著問題：你有嗎？我有嗎？我已經快要死了嗎？
在這樣環境下，意志堅強的艾薩克森醫生做出了非凡的工作，控制了恐慌。在像金沙薩那樣的城市裡，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是很困難的。要保持隔離，自然是很可怕的事。除嚴格注視被隔離起來的病人之外，她還要保證病人有吃的，讓他們的家人知道他們的狀況。使艾薩克森醫生顯得更突出的是她決心確保那些家屬不得進入隔離區。這在非洲是前所未有的。病人住進醫院後，其家屬實際都隨病人一起住進醫院。住院病人畢竟不能依靠醫院供給飲食。通常連基本的看護也指望不上。這一切都習慣地落在家屬身上。因此，艾薩克森醫生禁止家屬探視是空前的舉措。
每天早晨，家屬們總是等候在醫院人口處外面，直到某位負責人出來，於是就詢問了：醫院為什麼不讓他們探視住院的親屬、誰管病人有足夠的東西吃？如果萬一病人情況惡化，沒有親人在旁慰藉，後果怎麼辦？艾薩克森醫生親自會見那些家屬，她向他們懇切說明她非常同情，「但是我無能為力，在不再存在感染危險之前，你們決不能見他們，難道你們也要染上這病嗎？」
不，他們並不要。問題似乎解決了，似乎達成一定的理解。但是第二天那些家屬又來了，還是那些老間題。艾薩克森醫生再一次跟他們談話，讓他們知道決不能去見住院的親人。隔離是絕對的。
我抵達金沙薩還不到24小時，就奉命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小組成員和扎伊爾政府衛生部官員們的會議。衛生部的那些官員全部聽卡爾指揮。卡爾領導全體，指揮有方。他在傳染病學方面的造詣比小組中任何人都高。他在拉丁美洲領導進行的流行病調查的經驗使他對外國文化特別敏感。如果沒有這樣的敏感性，他就不可能那麼和諧協調地安排處理在揚布庫爆發的那場疫情。
卡爾雖是大家公認的領導，但小組會議通常總由衛生部長恩格韋特·基克赫拉博士（Dr.e Kikhela）主持。基克赫拉博士身材矮小，圓臉孔，善於辭令，曾在比利時和加拿大留學，攻讀公共衛生學。他也能說一點英語，但還不能跟外國同事用英語自由交談，每當談到傳染疫病或處理複雜的疫情爆發時，他就完全不知所云。雖然熱心合作，他顯然是期望世界衛生組織派來的這個小組幫助找出解決他國內危機的辦法。這畢竟也是我們份內的工作。
但是小組其他成員，特別是那些比利時人。經常鬧些爭權的角逐。他們雖是前殖民統治者，自以為一乙也許是正確的一乙對扎伊爾的政治和文化比我們這些人知道得多。因而自封為扎伊爾的保護人。問題是他們根本沒有能力來指揮這樣的調查工作。於是他們就變而發泄他們的不滿，對他們不同意的決定，就跟他們的德國甚至少數美國同事在背地裡滴哺咕咕。無論怎樣那病毒並未潛藏、不露聲色、讓我們有時問去解決我們之間的細微分歧。我們畢竟處於戰鬥狀態中，要消化吸收能夠獲得的每一則信息，來了解內地發生的情況。我們知道這種病毒的新病案仍在繼續出現。但是次數多少？多少人已經隔離？是否已採取了一切必要的防止疫情傳播的措施？
我們還有另一問題需要解決：喬爾·布雷曼率領的前往疫情現場的先遣小組出了什麼事了？按理說，他們早已該來到揚布庫了，他們到達金沙薩幾小時後就被送上飛機前來此地了。我們很擔心他們。那地區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離開金沙薩後，該小組飛進本巴（Bumba），揚布庫南邊大約八十英里的一個港市。但那是五天以前。迄今沒有他們的信息。考慮了一下，我黨得可能有一個相對簡單的解決辦法。根據我在扎伊爾的經驗，跟這個國家的任何人接觸，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傳教士。傳教士們在非洲有他們自己經營的高效率的「叢林電訊」，在扎伊爾也不例外。在金沙薩調查了一下，我獲悉北美教會組織在離揚布庫不太遠的地方設立了一個野外工作站，他們有一台無線電用來跟金沙薩的同事每天聯繫。第二天早晨我便來到金沙薩教會組織的辦公室，守在無線電旁等待揚布庫方面來話。跟那邊的傳教士一接上話，我就向對方說明我們遇到的問題，詢問傳教士中能否派人搜尋喬爾·布雷曼和他的小組其他人員，或者把他們找到無線電前來，如果辦不到這些，能否查出喬爾·布雷曼那些人出了什麼事了？
對方向我保證，當晚一定有人用無線電給我回話。
12個小時後，我回到傳教士組織中心。有了好消息。已經找到喬爾一行人了。每個人都很好。喬爾明晨將親自來話。那時，我對喬爾還不太了解，後來彼此都很熟悉。喬爾身高六英尺以上，講話嗓音甜美，典型的男中音，使你聯想到廣播電台的深夜節目播音員。為人老實，不搞圓滑作風。他渴望的莫過於攻克咄咄逼人的威脅性的挑戰，所以他放棄在密執安州任公共衛生官員的職應來參與這偏遠貧困地區的調查。他的法語講得很流利，儘管明顯地拖著腔。他曾在前法屬西非多年，試圖制止天花流行。他對非洲文化有很好的理解：當我們終於能夠直接通話時，喬爾向我講述了他的小組離開金沙薩以後的遭遇。
「扎伊爾空軍把我們甩下了——真是這樣」，他說，這事是到達本巴之後。「飛機在機場跑道上降落後，駕駛員不肯關機，一個像自行車打氣筒的東西就能使它伸高四十英尺。此外，天線頂端還裝了兩條電線，可接收微弱的無線電信號。無線電本身插入吉普車的電池。它運作了，真叫我高興。至少，我在金沙薩試用它時，它確實運作了。我到達目地後：——無論是哪裡，它能否同樣很好地運作，就難預料了。
「當我們做好準備，即將離開金沙薩的前兩天，消息傳來，揚布庫的疫情已顯得減弱了，但是沒有人能肯定危險是否已經過去。就我們所知，這種疾病可能仍在叢林中蔓延。這個消息使得我們更有必要在疫情傳播的蹤跡沒有消失或在農村廣為傳播發展到不可收拾之前，儘快在金沙薩再有一個調查小組。
「終於，出發北行的日子到了。那是10月30日，正是我到達金沙薩一周之後。一大早，三個小組的成員——揚布庫小組和另兩個人數較少，一個由西蒙帶領，一個由我帶領的小組——都來到了恩吉利（N''djili）軍用機場，等在那裡看著機場工作人員將三輛吉普車，四十桶內燃機燃料，幾箱軍用品糧食和其他所需物資裝上C-130飛機。我看著看著，突然一種熟悉的不安的思緒——焦急與興奮的期待相交織——湧上心頭。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做過現在這樣的事。很難料前景如何。不能等待，就要啟程了。
「不幸，我們卻必須等待。
「我們坐到飛機一側折迭式小座位上後，滿懷信心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