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保羅的埃米麗奧·里巴斯醫院（Sao Paulo''s Enlilio Reba Hospital）里擁擠著一千多個病人，而醫院卻只有不到五百張病床。那一千多病人，有的躺在走廊里，有的直挺挺地躺在地扳上的墊子上。凡能找到的每一個角落和隙縫都擠滿了病人。他們都是腦膜炎雙球菌病患者。有些病房只收住病兒。
走進那些病房，你看啦，再看啦，希望你看到的不是真實。但是這都是真實的。這裡的孩子們，有的斷手、斷臂或斷腿，有的甚至連鼻子耳朵也沒有了。都是腦膜炎雙球菌病給造成的。
腦膜炎是脊髓四周液體受細菌感染。這種細菌名叫腦膜炎雙球菌，因而這種疾病就叫雙球菌腦膜炎。它的癥狀包括頭疼、發熱、噁心、嘔吐。病情嚴重時會引起驚厥，尤其兒童病重時容易出現。有時還會導致昏迷。由於血流中也帶有病菌，還會產生暈厥和出血。腦膜炎之所以能使患者失去某些肢體，是因為這些病菌能引起血的凝塊堵塞血管，使血流不能通達四肢。感染了的身體部分變得發黑而壞疽。雖然這種可怕的情況只在大約百分之十的腦膜炎患者身上出現——在美國，由於某種原因，這是很罕見的併發症——而在巴西這樣的國家來說，其兒童受感染的數字則仍然是相當大的。整形外科的物理治療師都在極力想法來幫助他們。
這種肢體組織壞死，發作起來驚人地迅速。起初皮膚上出現斑點，接著皮膚就開始變黑並脫落——掉下一根手指或腳趾，甚至鼻子或耳垂，很像嚴重的凍傷造成的。
與此同時，還有許多別的兒童因腎功能衰竭而處在死亡的危險中。腎功能衰竭是腦膜炎的另一併發症。只有一個辦法可救這群孩子。這是一種叫做腹膜透析的方法。我生平還沒有見過這麼多孩子接受這種類型的透析。當腎臟不能進行其正常功能排除血清中的雜質和多餘的水份時，腹膜透析可以給予幫助。做法是將管子插進覆在腸子整個表面上的腹膜，通過管子將液體注入。腹膜是可滲透的，它可讓注入的液體和其他物質通過。注入腹膜的液體主要是清洗血流中的毒素，通過插入的管子排出體外。顯而易見，這液體需要經常補充和換新。由於這樣做起來很麻煩，所以腹膜透析只能做上幾天，希望在此期間能讓腎臟獲得足夠的時間恢複功能。假如腹膜透析連續使用較長時間的管子，而不換新的，便有造成感染的高度危險。
雙球菌腦膜炎這種細菌是小而圓的微生物，經用格拉姆氏染色法（Gram''s Stain）處理後置於精巧的顯微鏡下便呈現紅色。這些微小的紅色球菌通常都成雙地出現，故而定名為雙球菌（Dlpcocci or double cocci）。腦膜炎雙球菌有好幾種不同的類型，最重要的是A型、B型和C型。這次在巴西爆發的是A型，這是一種呼吸的疾病，意思是細菌是通過空氣傳播的。它容易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由鼻子的分泌物或口中飛沫傳染。腦膜炎之所以能如此兇惡，是因為如有一人得了這種病，就有十個人帶菌，不過暫時還沒病倒。因此，任何時候一種傳染病，像現在這次爆發的，人多的地方，密切的接觸，最易於迅速傳染，即使在很健康的個人中也在所難免。
正如十四世紀歐洲流行黑死病期間出現的情況一樣，許多巴西非常有錢的人都乾脆逃往國外，等疫病停息後才回來。沒有錢逃往國外的人則躲在自己家裡，並拒絕讓他們的孩子上學。這次流行的傳染病進一步加深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嫌隙，大部分是因為富人們認為這次災難是低層階級引起的。驚慌中，富人解僱了他們家的傭人而不是將傭人留在家中。富人們以為採取了這一步就會減少他們被傳染的危險。巴西貧困的人民大眾因此更窮了。因此，無論怎樣，窮人總是流行病的主要受難者。
正是那場空前的腦膜炎的流行，我於1974年來到了聖·保羅。對於流行疫病我已並不陌生了，我在流行病情報所已經兩年了，不過還從沒遇到過這麼大的疫情。我接受的特定任務是同泛美衛生組織（PAHO）以及巴西政府一起工作，估定疫情在各大城市流行的範圍並協助制訂控制疫情的策略。在聖保羅，病案數字估計有兩萬。我到達那裡時，有報告說里約熱內盧（Riode Jarieiro），貝洛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以及巴西利亞（Brasilia）都出現了疫情。巴西全國的疫情病案數字估計超過12萬。不僅大城市流行，甚至人口不太密集的社區、醫院和診所也都擠滿了患者。毫不奇怪，每一個感到輕微頭痛和發燒的人都跑到醫生那裡去，生怕自己已落進了腦膜炎的魔爪。醫生和藥劑師們在過多病人的壓力下，工作更加艱難了。
巴西的情況助長了疫情的傳播。病菌在人口過剩、極度貧困的環境中繁殖。這裡的貧困跟我在扎伊爾見到的完全不同。在非洲，至少還總是有點生存所必需的經濟在運行：防止長期乾旱，人們通常總能種點糧食足可溫飽。我從來沒見過任何像聖·保羅這裡的情況。這裡的貧困，超乎想像，像瘟疫一樣任意肆瘧，把整個裡約和聖·保羅地區變成了駭人的貧民窟，暴力與致命的病原體的肥沃的滋生地。人們告訴我：聖·保羅的貧民區，通稱favelas，座落在該市周圍的斜坡上，每年以五十萬人的速度增長著。貧民窟的居民大部分來自農村，那裡已無法為生，被城市裡的工作機會引誘而來。隨著已西人口的迅速爆炸，導致了尋求職業和資財的劇烈競爭。在里約，以及較小程度上在貝洛奧里藏特、貝倫（Belem），聖薩爾瓦多（Sam Salvador），和福特萊薩（Fortaleza），都有與此相同的景況。事實上，全世界都以空前的速度在向城市化發展。在那些貧民窟里，空間極為有限，人們到處打樁圈地，為自己找一片存身之處。典型的貧民窟里，其住處是白鐵皮，粗麻布和紙板用鐵絲綁在一塊搭起來的棚舍組成的大雜院。到處見到的是衣衫破爛、混身泥垢、長滿了疥瘡和其他寄生菌的兒童在污泥里玩耍。人們家與家的界限無法分清，根本就沒有個人空間這回事。對於這些城市貧民，個人隱私是超乎想像的。室內地是泥土的，全部傢具只是三兩張床墊、幾張垮壞了的椅子，可能有一塊破爛了的地毯或一張破舊的木床。大家擠在一起睡覺。自然，衛生設施實際上不存在，一旦下雨，那些貧民窟便都成了污泥的海洋，臭水和污物散發著難聞的氣味。
那可怕的流行病跟泛美衛生組織官員們的低效率也有關係。他們對於怎樣處理緊急情況很少注意，更缺乏動力。在那些日子裡，泛美衛生組織的官員們來自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他們只講西班牙語，從未學過巴西人的母語葡萄牙語。這樣一來他們同巴西人的關係便不那麼融洽，從而嚴重地影響了泛美衛生組織處理疫情的能力，他們常常發現自己被切斷在決策過程之外。（我們只能希望這現象現在已經消除。）由於我不想自己也靠邊站，所以我儘可能快地學習葡萄牙語。假如我想要做成任何一件事，我必須想到怎樣同泛美衛生組織維持良好關係，同時跟巴西人結成真正的聯盟。
在這樣的形勢下，還有一線光明的希望。腦膜炎雙球菌是對青黴素高度敏感的少數幾種細菌之一。青黴素是價廉而又有效的抗菌素。問題在於，感染初期，很難肯定誰感染了腦膜炎雙球菌，誰沒有感染。如果誰得了，發作得快，就得趕緊治療。那些日子裡，巴西舉國驚慌，無論害了什麼病，都懷疑可能是腦膜炎。
在貝洛奧里藏特，米納斯吉拉斯（Minas Gernis）州的首府，我同該州衛生實驗室合作，協助培養診治流行腦膜炎的技能。做這工作，志氣、耐性和良好意圖是重要的，但是隨機應變的能力更為重要。當我們把一些不同類型的實驗室合併在一起之後，卻還缺少一個細菌培養器，那是培養細菌的一件關鍵性設備。一位名叫喬治·戈爾曼（Georman）的「疫病控制中心」的技術員在一個舊木櫃里裝上一個燈泡和一支溫度汁，就成了可代用的細菌培養器。假定這個細菌培養器是我們的暖房的活，我們還需要「花盆」來培養從可疑病人那裡采來的細菌。我們就用插蠟燭的瓶子來代用。蠟燭燃盡了氧氣，瓶子里滿是二氧化碳。腦膜炎雙球菌就渴求這樣的環境。它們一得到這樣的環境就很快繁殖。把這些繁殖出來的群體，用格拉姆氏染色法加以處理，放在顯微鏡下，如果確是腦膜炎雙球菌，就會現出典型的紅色雙球菌來。
我們很幸運，因為有一種流行腦膜炎的疫苗問世了。那是六十年代未洛克菲勒大學（Rockeffeller Uv）的埃米爾·戈茨利克（Emil Gotschlich）發現的，是一種醋類疫苗，對預防A型和C型腦膜炎雙球菌很有效。這種多酪疫苗是腦膜炎雙球菌多糖外衣的分子做成。人類免疫系統對這種糖外衣的反應，就像對腦膜炎雙球菌一樣。這樣產生的反應，對日後有人如真的碰上腦膜炎雙球菌時，就能保證免疫。碰巧，巴西這次流行的腦膜炎正好主要是A型的雙球菌，其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