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來信，我被錄取了！
接到錄取通知，離開學已不到十天。我馬上就要投入基礎醫學的研究了，而且這也將是全面的醫學研究。然而很快我就認識到我是被那些學科吸引得著迷了，而杜克醫學院並不開設那些學科。
入學的第二學年中間我找到小兒科權威教授薩姆·凱茨（Sam Kats）。
我告訴他說：「我在非洲有一定經驗，我有興趣在發展中國家工作。能不能請您給我一些指示和建議，在我選讀基礎醫學期間應選讀哪些學科可以用得上我的經驗？」
「你何不跟我的老朋友湯姆·韋勒（T0MWel1er）學上一年呢？他在波士頓公共衛生學院（Th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正在做你感興趣的那一類工作。」
我便飛往波士頓，拜訪托馬斯·韋勒博士。他很友好，如果還略微有點保留的活。雖然早已進入中年，他臉上仍帶著一點稚氣。他是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熱帶醫學系系主任，是享有國際聲譽的病毒學家，曾因分離出流行性脊髓灰質炎病毒而獲得諾貝爾獎金。雖然從來沒有在公共衛生學院收過一個單純學醫的學生，他還是願意給我一個機會。我毫不猶豫地轉到波士頓公共衛生學院三年級學習。
韋勒教授長期以來就很讚賞「疾病控制中心」在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方面的專業化成就。事實上，我的五個同班同學已經在為該機構工作了。韋勒教授建議我也考慮參加這個「疾病控制中心」。我回到杜克繼續上高年級的課程。當快要開始做實習醫生時，我向「疾病控制中心」提出了申請。薩姆·凱茨已經培養了我對兒科醫學的興趣，於是我就到費城兒童醫院在C·埃弗里特·庫普（Dr，C.Everett Koop）醫生指導下做小兒科實習醫士。庫普醫生滿臉絡腮鬍子，儀錶堂堂，就像一位學識淵博的猶太教教士。他是個極好的老師、傑出的外科醫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待他的病人父母的方式。他的絕大多數外科病案是很小的兒童，其中許多孩子受著嚴重的痛苦，通常是先天帶來的缺陷。他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本領能夠向病兒父母直接明了他說清病兒病情的性質。他讓病兒父母理解病情的危險性。他一方面從不過分樂觀，同時也儘可能現實地讓病兒父母抱有希望。他同他的病人的家屬建立的友好關係對我是很大啟發。
兒科比其他任何臨床學科更為重視預防和公共衛生。試想免疫法對兒童生命的重要性。我在兒科方面所受的訓練，遠非走了彎路，而是為自己今後參與公共衛生事業多推進了一步。1973年我完成了做兒科實習醫生的任務之後，下一步就開始了在「疾病控制中心」的生涯。
1973年7月，我來到「疾病控制中心」在亞特蘭大的總部，正好趕上為流行病情報所（EIS-Epidemitelligence Service）來的官員開辦課程。我替補即將離職的官員戴維·弗雷澤（David Fraser）。後者要回賓夕法尼亞大學（Uy of Pennsylvania）去完成傳染病學專業研究生的學習。我被指派在細菌疾病部特殊病原體分部（The Special Pathogens Branch of the Division of Bacterial Diseases），並參加為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開設的課程學習。這一重要的先期學習預定時間一個月。但是我在這課程中學了還不到一星期。當我正在聽講時，特殊病原體分部主任羅傑·費爾德曼（R0ger Feldman）走來把我找出。他身材高大，說話帶著隆隆的嗓音，是個難以忽視的人物。他拍拍我肩膀，說：「我要派你去亞利桑那州的帕克爾（Parker）地方一個印第安人居留地。有報告說他們那裡發生了流行性咽炎。那可能是鏈球菌疾病，但我們還不能肯定。」
「我什麼時候走？」我問道，試著壓住內心的興奮：竟這麼快就有了去現場的機會，即使那不過是咽炎而已。
「你得今天下午就動身，」羅傑說。
那差不多已是早上十點鐘了。
每年總有一兩個學員從這班裡拉出來接受這類委派，因為出現緊急情況，需要有一位調查人員——任何調查人員——立即趕赴現場。如果你還沒有經驗的話，可以在現場學到。
我興高采烈，簡直難以相信這樣好運。我遇到的第一個流行病聽起來似乎是難以相信的。仲夏期間流行的咽炎！人們告訴我的一切，就是那些病人參加了美國獨立紀念日的野餐會。在我職業預備訓練的現階段，我甚至不知道由食物感染而患咽炎的可能。
我發現在流行病情報所的永恆傳統里，你必須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能迅速成為專家。你必須盡量找到有關這一問題的所有資料，在趕往疫情爆發現場的途中閱讀。當然，還必須請教真正的專家。無論什麼佯的鮮為人知的疫病，在「疾病控制中心」通常總會有人知道，儘管主要是要靠自己。你需要有發現情報並吸收消化情報的本能，又還必須知道怎樣聰明地使用這些情報。雖然指導你的專家過去已經做過這些了，知道其中絕大部分奧妙。但是每一種流行病都各有不同、各有自身的特性，還得靠自己去解決問題。不僅如此，更要從中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一旦你收集到你需要的、能使你成為專家的資料，下一步就是儘力收集調查中需用的用具：拭子、玻璃瓶、注射器、收集鏈球菌培養組織用的硅凍膠，等等。倉促中你所能做的就是要記著多帶幾雙乾淨短襪和內衣。
切莫忘帶EPI1證（1號疫情報告）就趕赴疫情現場。這是委任你前往疫情現場的證書，它確證有關的州或地方醫療機構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給予支援。作為聯邦政府的機構，「疾病控制中心」必須得到州政府允許才能在該州境內進行調查工作。EPII證書還詳細載明持證人抵達目的地後需要聯繫的州政府醫療部門的具體人員。你一到目的地後，必須首先同在亞特蘭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建立通訊聯繫，以便有人全天候地在那裡回答你的問題、幫助你作出決定。這種訓練基本上是在工作中學習，有極富經驗的支援和監督為後盾。
作為未經訓練的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你總是懷疑自己能否勝任。你腦子裡經常想著：我能找出這一疾病的根源嗎？我怎樣才能制止這次流行病呢？我要不要設法找到正確資料從而能夠鑒定它並予以解決？我能得到與我共事的州政府和地方人士的合作嗎？
亞利桑那州政府衛生部的一位代表在菲尼克斯（Phoenix）市會見了我，他對我說他將陪同我去帕克爾，那裡離菲尼克斯市一百多英里，距加利福尼亞州邊界不遠。他將提供他可能給我的任何幫助。帕克爾是個小市鎮，地位很重要，是附近好幾處印第安人居留地的商業中心。我抵達的那天夜間便會見了居留地一家小診所的醫生。他提供了他能提出的一切情況。他講述得很直截了當。這次流行病是從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大型野餐會引起的。自然，野餐會上有大量美食和啤酒。幾天以後許多——不是所有——與會者都病倒了，嚴重的鏈球菌咽炎感染。這位醫生已經看了許多這些病人，那些病人的共同點是參加了那次野餐會。我的任務便是要找出為什麼參加了一次野餐會便會有這麼多人遇上這種風險，然後決定怎佯制止這類病案繼續發生。從理論上講，似乎很簡單，但是做起來呢？
很快就會知道。
來時在飛機上我讀了一些雜誌文章，其中有一篇關於流行病爆發的報道，使我想到眼下的這次流行病。大約十年前，幾個人吃了沾染過某種鏈球菌菌株的食物，患了咽炎。這種細菌是咽炎最常見的病因。這種感染之所以變得如此嚴重，是因為一些個人，尤其是兒童，常常繼續發展成嚴重的併發症。人們已經知道鏈球菌能引起風濕性心臟病、腎衰、嚴重皮膚病和關節炎。雖然這些併發症很少同流行病聯在一起報道，其可能性是令人擔憂的。我得要快快行動。
調查一次疫病的爆發，很像調查一個犯罪案件。它包括偵察、隨著預感走，仔細搜尋證據。然而，在流行病學領域內，罪犯是病菌。找出病菌？然後弄清它是怎樣進入其人類宿主的，病菌的動因？為了繁殖更多的病菌，我這麼猜想。
但是你要對付的不只是病菌。你必須處理人，尤其是病人。這要求付出一定努力，向他們說明你正在做些什麼，說服他們與你配合。幸好，在帕克爾，這不成問題。這裡，人們鮮明地關心這次疫病的流行，最關心的則是那些負責組織野餐會的個人。這是我第一次在本地美國人的居留地內，它成了我的重要學習經驗。為了打聽出信息，需要通過一些權威老人。我確保不會冒犯任何領袖和長者。我很幸運在非洲的農村時就已經知道了這一重要性。
我決定這次調查應按常規進行，即按照所謂「病案控制研究」制訂的辦法進行。這是一種科學的方法，流行病學家用來發現感染者和未感染者之間的最重大差異。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