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下午，閑來萬事。我必要玩個迷宮的梗概，來挑戰你的智商。
……如往日一樣，我在人行道旁邊等待時，陷入到了存在的疑問中。寶馬和伊蘭特，紅色的車和黑色的車，飛馳而過。它們從沒告訴我它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我也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像格利高爾早上醒來發現自己變成蟲子一樣，很早我就發現自己其實是一隻遙控玩具。在我的體內應該有一組電子元件，它們紅的綠的紫的黑的，密密麻麻、有條不紊地纏繞在一起。我感覺到有一隻遙遠的手按著遙控器，那個人把他腦海里的思考化為手上的指令，他手上的指令通過電磁波傳達到我的體內，那些電子元件得到信號後，開始運作，開始組織我的語言和行動。我並不由自己控制，我沒有自主權。
有時候天高雲淡，花草的香味會沁入我的鼻腔，使我出現微感冒癥狀，使我在打噴嚔的過程中感覺到原始的快感，使我忘記自己的不幸。但是當我又一次坐到餐桌邊或躺到床上時，我便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體內有一組電子元件。我真想把食物踢掉，把床燒掉，但是我卻被迫把飯吃掉，被迫把自己的眼皮關下。
我對商場里的那些化妝品、電器和服裝沒有絲毫興趣，但是我卻能在裡邊泡上一個24小時又一個24小時，我用鑒賞家的眼光、婦女的口才和銀行家的氣度，和那些溫州來的上海來的商販，就寶石的純度、衣服的料子和國產電器的振興問題進行討論。我恨不能把饒舌而細心的自己殺掉。
我感覺到自己最人格分裂的一次是參加一次會議。會議本來結束了，但是我卻不聽自己指揮，匆匆走上主席台，我擺好話筒，幹練地咳了一聲嗽，然後開始不要講稿，一通海講。我講了兩個小時還是三個小時，已經忘記了。我想把牙齒咬緊，但是那些詞語還是飛奔而出，有時候我還能看到感嘆號掉落到地上的場景——群眾見到，彷彿見到煙花落於地上，群眾帶著敬畏的心情抱緊胳膊，跳著避開。
我敢發誓，那些要麼叫「生存」要麼叫「權利」的詞，我一個都沒學過，我的教育史上沒有這一節。我甚至不記得自己受過什麼教育，但是我竟然能不顧自己是個粗人的事實，在公眾面前大放蹶詞。
我在人行道旁邊又一次陷入到「我是什麼」的疑問中，對面的醫院也許能消解我的痛苦。我就是奔著它的X光和B超去的。
醫生拿著膠片緩緩往我的方向走過來，我感覺到喉內多痰。我曾經痛苦地想拿刀剖開自己，看看裡邊到底是不是有個儀器箱——好了，現在答案就來了。
但是這張黑白的塑料片上並沒有電線或儀器的影子，我不放心，又逐一檢查了一遍，我發現了骨骼、心臟、肝臟、脾臟、胃、腸子，就是沒有發現電子元件。
我擔心那些元件是不是埋在了內髒的崇山峻岭里了，我又問醫生。
但是醫生以不容分辨的口吻給我指了下一個檢查部門。那個部門在三樓。我到三樓一看，原來是神經科。
我怎麼會有神經病呢？
我氣憤地離開醫院。
我相信醫生是對的，我相信照片是對的——沒有人拿著什麼遙控器遙控我的生活。我晚上在家裡陷入到對這個問題的哲學思考當中。
按照無神論的觀點、科學的精神，既然沒有查出「被操縱」的物質證據，那麼也就意味著「被操縱」不存在。它們是雄辯的，它們接著說：既然不存在「被操縱」，那你出現「被操縱」的情緒，可以推導出你的生理心理出現了問題，你在暗示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瘋掉了。我栽倒在這個問題里難以自抑——如果我能證實自己瘋了，我將拿出左輪，把它伸到舌底。
但是在半夜我突然笑了起來。我終於找到它們的漏洞，它們的邏輯簡直霸道。它們在「遙控器、感應器」和「被操縱」之間划了簡單的等號，但是這個世界上，又怎麼會只有遙控器才能操縱人呢？繩索也可以啊，刀片也可以呀，催眠術也可以啊，有時候一句恐嚇也可以的。
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卻找不到這些武器的影子，我不知道自己得罪過誰，有誰曾經給我施加武力。我一直像白內障一樣存在於世界，沒有仇恨，沒有榮耀，我不值得別人去操縱。操縱我換不回幾張人民幣。
那我的被操縱感又是怎樣出現的呢？
按照加繆和薩特的觀點，每個人也許都會出現這樣的噁心感。每個人來到世界，都是父母的失誤。父母吃了點春藥，控制不住自己，又不願意頂著寒風下樓買安全套，這樣你就被一鋤一鏟地從地里弄了出來。
這個說法是迷人的。
等你在世界上直立行走之後，你接受了「高高興興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的苦役，你仇恨那周而復始的機器，你仇恨加班，仇恨三班倒，仇恨糧食和愛情由工作來製造，仇恨自己是零自由的。你仇恨必然而至的死亡，和必然而至的下一代。
你的被操縱感由此而來——你戰勝被操縱感也由此而來。按照這兩個法國佬的靈丹妙藥，你獲取了生命的意義，你承認它們。既然飯難吃是一定的，你為什麼不把它津津有味地吃下去呢？你不覺得拉屎其實也是幸福的一件事情？你不覺得生孩子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嗎？
但是存在主義不能將我治療。因為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是沒有父母的，不但沒有父母，連童年也沒有。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但我和「人」這個概念之間，產生了嚴重的不協調，我常懷疑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麼。
有那麼一個多情的季節，我連屎尿的義務都不必盡，身上也經常只穿一套衣服。但是當朋友來到我家，我拉開衣櫃，他們又發現我的衣服泛濫成災。我有著源源不斷的錢幣，我曾經將數十萬一個小時撒盡，但是只要一回家，我就會看到，損失的錢又回來了。也許，對我那無窮無盡的撲滿來說，一點損失根本不算損失。人類任何可以計算的數字，對無窮大而言，都是不值一提的。
我的生命直接開始於一個葉落滿街的秋天。
「秋至，蟬死。世間忽多一人」。
我就是這樣忽然多出來的。
能夠將我固定在這個世界，像釘子將耶酥釘在這個世界的，是兩件事，一件是哮喘，一件是對明史的研究。在哮喘史上有一位叫切·格瓦拉的鳥人，他因為哮喘的不可解而選擇更激烈的革命，愈哮喘，愈革命。革命結束了，沒有革命，那也要創造條件去革命。
以往哮喘發作時，我總是想去放火，去參戰，去做愛。我想依靠後者來躲避前者。直到後來我偶然在發病之時摸到明史的一個集子，才尋找到了意義。
我早已嘗盡藥物，早已發現它們並不能克服噝噝的聲音（那有如鈍刀在咽喉邊割來割去的聲音），早已承認哮喘本身。我把它作為身體的一部分承認，病痛使我意識到自己多多少少是存在的。而明史則是一針有效的毒品，它使我不至於掉落到疼痛的深淵。
所謂的意義只是一針毒品。
但這針毒品畢竟使我不至倒斃，不至在「忽多一人」之後無可發揮。
我閱讀明史時，時常預先帶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是怎樣存在的。我發現他們和今日之我其實也無多大區別，如果要我來寫明代的人——
我肯定也是寫寫那些店鋪，我筆下的人物不吃不喝，有著足夠的銀兩，他對棉衣對官服對鳥的羽毛，有著宮廷般的講究。他也許會因為一時酒足飯飽，飽暖思革命，振臂一呼，口裡亂冒「有德者居之」、「明年到我家」之類的詞。
我在翻明交通史時發現他們是沒有人行道的。這重重提醒了我。我突然想到，那個我筆下的騎馬者，他在頓首的那一刻，看著馬車和驢車，簡樸的車和豪華的車，會不會突然意識到自己存在的荒謬？
我突然豁然開朗。
他一定也覺得自己並不自由，他明明有很多衣服，但是卻總是如21世紀的武俠電視一樣，只穿一件衣服，這衣服不餿不臭，天天散發奇香。他也會覺得自己體內被下了葯，他感覺到自己正被人遙控著。他為此苦惱，去郎中那裡做了化驗，但是郎中在化驗之後卻冒出一句：說沒有就沒有，你丫是不是神經病？
他一定想幾次殺死自己，因為自己太不聽話了。他一旦確定自己得了神經病，就把匕首伸到胸口，把自己結果了。他肯定也會得到早期無神論和僧道老莊等哲學營養，思考自己的問題。
他最後也會覺得自己連個人都不是。
他肯定沒有父母，亦沒有童年。他的來源只在於一個葉落滿街的秋天。
這一句是作者我寫的——
「秋天來了，知了死了，世上忽然多出一個人來」。
狗日的！我搞懂了，原來我是明代一個吃飽沒事幹的窮秀才創造出來的。我是他另外創造的一個世界，我是他的一個寄託。
他每天吃的是糠米，所以把我寫得大富大貴。他每天喝的是黃水，所以把我寫得呼風喚雨。他常常病倒，郎中怕死在自己手上，幾次潛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