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延一直記得那一夜。
那是 1950 年的年底，他十二歲，吳沁九歲。
他記得外面很冷，天黑得很早，屋檐上傳來輕微的嗶剝聲，也許是開始落雪子了。
吳先生自法院回來，身後還跟著陳佐鳴先生。兩個人直接進了他家門，與他父母在書房裡談話。
那時，他和吳沁正在餐桌上做功課。兩人同時抬頭，眼看著書房的門關起來。隔著門，聽不到一點聲音。他回過頭，見吳沁正看著他，眼神中滿是探尋。
「沒有事的。」他對吳沁道。
吳沁點點頭，對他一笑，又伏案寫字。
早兩年，他們總是這樣。無論遇到什麼事，他安慰吳沁，吳沁也安慰他。比如考壞了一門考試，弄丟了什麼要緊的東西，或者在外面玩得忘記時間回家，等到想起來，天都已經黑了。每到那種時候，他總是會對吳沁說，沒有事的。而吳沁總是點頭，哥哥說的對，一定沒有事的。
後來年紀漸長，他開始不大好意思帶著吳沁玩兒，兩人都有了各自的同學圈子，這個習慣卻沒變。一來一去，一問一答，兩個人都不怕了。
但這一夜卻不一樣。
聽母親解釋，他才知道是鎮反開始了。父親的一個舊相識被捕，恐怕要被判刑。而根據這人一貫的做派，一定會咬出其他人來，管它事情是真是假。而且，就算不是這個人，還有別的人。
那時的他，個子就像按不住似地躥得比母親還要高，卻又長著一張小孩子的面孔，看起來有些滑稽。
那時的他，已經知道父親的過去。家裡的事，母親從來不瞞他，拿他當一個大人那樣對待，問他的想法，也願意接受他的意見。
他知道父親不是惡人，母親知道，吳先生也知道。但有些事，眾口鑠金，恐怕永遠都不能像那張門生帖一樣，只需劃一根火柴，便可灰飛煙滅。
他理解父母的決定，此刻最穩妥的選擇，就是離開。他們買了船票，先去香港，再去舊金山。走得匆忙，就像當初來的時候一樣。
臨上船之前，他沒能去學校。一整夜都睡得不安穩，天一亮就去敲十七號的門，但娘姨告訴他，吳沁已經上學去了。到了午後，汽車已經等在弄堂口，吳沁卻遲遲沒有回來。
「我們得走了。」母親對他說。
他不甘心，跑出弄堂，一路往學校那個方向找過去，總算在街心花園找到她。
冬雨下了一夜又一天，外面又濕又冷，她卻還在那裡玩。
「早就放學了，你為什麼躲在這裡？」他埋怨。
吳沁不說話，看都不看他一眼。
「我這就要走了。」他開口。
吳沁點點頭，還是沒說話。
「為什麼不回家？」他有些動氣了，搞不懂她為什麼是這種態度。他馬上就要走了，去萬里之外，遠隔重洋。
汽車喇叭響了兩聲，是在催他。
「我會回來的。」他向她保證。
她一震，還是像從前那樣點頭，對他一笑，又似乎不抱任何希望。
唐延無語了，卻也知道不是任性的時候，轉身跑回去上了車。
汽車發動，沿著那條林蔭小路開出去。他坐在後排位子上回頭望，看到吳沁走出街心花園，站在上街沿，也正朝他這裡看過來。
他看到她在哭，忽然就明白了。許多年以前，另一個哥哥也對她說過，你等我回來，但最後卻沒有回來。
她就是不想聽見他說這句話。
他轉身回去坐好，裝作望著窗外，避開母親的目光，無聲地落淚。他已經大到不合適再哭了，他知道。
在海上漂了一個月之後，他們回到舊金山。
或許用「回」這個字並不合適。時隔五年，他已經覺得這裡很陌生了。
新的建築，新的街道，城市變得越來越大，在那個半島上洋洋洒洒地鋪張開來。
小時候的玩伴變得認不得了。他們認為他很奇怪，他也很難理解他們的想法，覺得他們真的就好像生活在一個島上，對外面的事一無所知，哪怕這個島很大很大。
那段時間，他一直給吳沁寫信，跟著母親的郵包一起寄出去。
在那些信里，都是些絮絮叨叨的家常。
比如他進了新學校，剛開始不太習慣，但他的成績還是很好，就連最難的拉丁文都能考到優秀，這多虧了吳先生一直教他。
比如他們搬了新家，位置比從前偏僻一點，但是房子後面對著海和松林，每天夜裡都能聽著海浪的聲音入眠，再聽著海鳥的鳴叫聲醒來。他很喜歡這個地方。
但是，那些信寄出去很久，始終沒有收到迴音。
起初，母親告訴他，信需要通過香港的朋友轉寄，所以路上的時間或許會比從前長一點。
但一個月，兩個月，半年過去，他還是沒有收到上海來的回信。
直到有一天，母親給他一個紙盒，他打開來一看，才知道最近的幾封信根本就沒有寄出。
「為什麼？」他詫異地看著母親。別的孩子可能常被敷衍欺哄，但自他記事以來，從沒有被這樣對待過。
那天晚上，母親與他長談。有些事，他似懂非懂，只記住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有一幅鐵幕正在海面上方緩緩地落下，所有人都只能做出選擇，這一邊或者那一邊。
就是這麼不巧，他在此岸，吳沁在彼岸。他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隨後的那幾年，他就像其他孩子那樣長大，念書，運動，社交。城市變成更大，更繁榮，每天都有新的東西出現。
但也有些時候，他與其他的孩子不同。他開始寫一段回憶錄，有關他們在上海的那五年時間，從一個孩子的視角出發，細細碎碎，什麼都有。比如飛漲的物價，加油站門口汽車的長龍，排隊買戶口米的人群。
他在一所私立中學讀書，功課很多，又是第一次寫這樣的文章，寫得很慢。但他不急，反正他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以及在等待的同時，為回憶添上了越來越多的細節。
比如他到上海的第一天，那個認錯了他，叫他「哥哥」的女孩。還有那個雪天，女孩脫下棉鞋，送給乞討孩子的那一幕。
有句俗話，全世界都下雨，只漏了加州。分明就是三面環海的一個半島，但舊金山卻總是很乾燥。但記憶里的上海卻與此地截然相反，梅雨季會下綿綿一個月的雨，街道積起水來，底樓浴室的牆角只要幾天不刷洗，就會長出霉跡，漸漸蔓延成瑰奇的圖案。
文章並不太長，不過薄薄一疊稿紙。但等到他全部謄寫完畢，已經是 1954 年。
那一年，他大學入學考試得了高分，尤其是寫作部分，他給伯克利寄去申請，很快就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只等次年中學畢業，便可進入文理學院學習。
聽到這個消息，相熟的人家都表示羨慕，覺得父母教養有方，孩子前途無量。而他大概也是百無聊賴，得意忘形，把那一疊書稿寄給了紐約的一家雜誌社。於他意料之外，他的中國故事真的發表了，分了五期刊載在那本雜誌上。
最初的兩期印出來，一片好評。
編輯告訴他，有出版社願意出版這本書，甚至認為會像三十年代的賽珍珠一樣暢銷一把。而且，他還這麼年輕，也是個賣點。
但等到第三期面世之後，事情開始變了。
在書稿的後半部分，他寫了父母與吳先生辦的幾宗案件。
比如戰後的上海，僅美軍吉普車撞死撞傷中國人的事件就發生了一千兩百多起。
在天津，美軍汽車肇事佔全市此類案件的七成之多。駐津美軍當局甚至規定，軋死一個中國人賠償法幣十萬元，而軋死一頭驢則需賠償法幣一百萬元。
比如一名美軍士兵雇車，車夫不懂英語，動作稍慢，士兵竟拔出軍刀割掉車夫五根手指。還有車夫因為索取車資，被打美軍士兵毆打致殘。
比如一個中學生只因穿著一條美軍卡其褲，遭到美國憲兵的槍擊。
比如一個十九歲的女大學生被兩個美軍士兵強|奸，事後卻還要經受警方和校方多次訊問，問題諸如——
「你掙了多少美元？」
「你為什麼深更半夜還在外邊跑？」
「你是不是延安方面派來的？」
而且，所有這些案件都只能根據 1943 年中美雙方簽署的《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換文》中的規定，歸美國軍事法庭裁判，中國司法機關只能在裁判前向其詢問進行之程度，以及在裁判之後抄錄其判決的原文。
而後，又是 49 年解放軍進入上海時軍紀的整肅，城市裡的新氣象。
連載到此處，唐延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傳訊。
兩名便衣探員到學校來找他，把他帶到一間辦公室里，打開錄音設備問他：「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你父母是不是共產黨員？你們給中國寄去的郵包里都有些什麼東西？你認不認識寶莉華萊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