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版書的案子很快走刑事程序訴告上了特別區法庭，判決結果下來，那十多萬本偽書全部沒收，印刷廠廠主被判罰金八百元，或以監禁沖抵，兩元折算一日。廠主不是傻子，果斷選擇罰錢，交了八百元的罰金，這官司就算是了了。
周子兮自然覺得沒完，她花了這麼些功夫下去，可不是為了這區區八百元，更何況這錢還不是賠給書局的。她於是聯絡書業公會與相關書局，打算再以侵犯私權為由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印刷廠賠償經濟損失。
她本以為這一步順理成章，卻沒想到事情遠沒有她想像得這麼簡單。涉案的幾家書局都表示不想繼續追究，翻版書既然已經沒收銷毀，便是皆大歡喜，再打民事官司也沒有太大的必要了。
周子兮為此很是費了一番口舌，試圖說服他們把官司繼續打下去。自滬戰之後，不少書局就已經蒙受重大損失，一直都沒能緩過來。曾經有人說，一枚炸彈落到四馬路上，少了幾萬本圖書，多了兩家妓院。雖是玩笑，卻也是實情。再加上這幾年物價飛漲，圖書銷量本就不好，翻版書一出，正規書籍更加難賣。很多規模小一些的書局都已經無以為繼，有時候預付了作者版稅，連付梓印刷的錢都沒有，年前才剛有一家因此破產倒閉。而與書局的損失相比，眼下這八百元的罰金根本不能形成威懾力，翻版書商看到這樣的結果，恐怕只會有恃無恐，變本加厲。
然而，書局方面也有他們的理由。原本這種官司都是由作者起訴，直到最近一次內政部修訂細則，才根據民法有關著作權轉移的規定，使得出版人亦對翻版侵權享有起訴權。而在此之前，也幾乎沒有成功索賠的先例。
話講到最後，書局方面倒是稍稍動了心，表示只要周子兮能說服幾位名作者共進退，那他們也願意奉陪一試。
於是，周子兮又去找那些作者。
其中一位最有名氣，但已舉家定居美國，發了一封電報過來表示路途遙遙，不便參與國內的官司。
另一位更加不巧，已經去世了。其遺孀回覆：「我出版先夫的選集，都有人罵我發死人財，要是再打翻版書官司，不知道要被人怎麼罵呢！」
還有一位教授，既沒出國，身體也很康健，卻只以一封短箋答曰：不願參與版權方面的爭論。
周子兮不懂這裡面的道理，去電求見，結果被教授的學生擋了駕。可一個二十齣頭的男學生哪裡是她的對手，很快透露了教授平常愛去的咖啡館。她守株待兔，撞了個正著。
教授顯然沒想到前來求見的原來是這麼一個年輕女人，不像他通常所見的律師，倒更像是他大學裡的女學生，於是欣然放下手上在寫的文章，與她談了幾句。
周子兮這才知道，教授之所以拒絕，是因為曾經跟人打過好大一場筆墨大戰。
那是幾年前經濟最蕭條的時候，《出版法》頒布不久，日報上登過一篇文章，題為《從根本上反對版權》。文中寫道，普通市民三四年前還能每年買幾十塊錢的書報，可現在連幾塊錢的書也無力購買，經濟的壓迫使他們限於精神糧食的匱乏。所以，翻版書與其說是偽書，不如說是廉價的普及本，並非侵犯他人財產，而是「充滿敬意的翻印」，助益了文化的傳播。時下一些進步書籍能夠流傳一時，也未嘗不是翻版書的好處。
讀到這番「偷書不算賊」的理論，教授撰文反駁，說文人固然清高，不該斤斤計較於錢財之類的身外物，但也不至於清高到了自己應享的利益被剝奪了，還自以為肩負著光明偉大任務的地步。更何況翻版書時為濫觴，浸而遍地，正規書局受其傾軋，經營艱難，整個出版界都已被置於近乎破產的境地。等真的到了書局集體關門倒閉的那一天，又有誰來為為書賈製造翻版原料呢？
周子兮覺得這道理說得很好，奇怪究竟是什麼讓教授在幾年之後改變了想法。
「後來呢？」她打聽這場筆墨大戰的結果。
「後來？」教授苦笑，「後來被對方捉到痛腳，說我自己的學生在課上用的西書都是Pirated books，有什麼資格來批評偽書？」
周子兮也是一愣，沒想到會是這個原因。
教授繼續道：「當時正是匯率高縮，美金一元合國幣五元。一本西書動輒幾十元，普通學生根本不能承受，要麼讀翻印書，要麼就乾脆不能讀了。所以，我也算是被說服了吧。翻版書這回事，實在是意識與現實之間的斷裂，已經超越『據法維權』的範疇，不是我輩能評述的了。」
周子兮還在力爭：「民國尚未加入萬國版權同盟，所謂法無明文規定而不究，雖然不能說翻印西書就是正確的，但跟這樁案子也不完全是一回事。」
這顯然是律師的邏輯。教授一時說不出什麼，卻也沒被說服，一邊笑一邊搖頭，表示自己並非真信了這市儈的詭辯，只是不屑與她爭論而已。
話說到這一步，周子兮只得作罷了。
其實，也難怪教授不願意淌這潭混水。若是再引起一場筆墨戰，一定又會被人指名道姓地罵上來。不作答吧，就好像做實了罪名。作答吧，又浪費了原本可以用來做正事的時間，最沒意思。
而在當時，小報與雜誌又尤其的多，一時新開，一時倒閉，出來幾個月便不見了，隔一陣換個名字又掛在報攤上。印成鉛字的論戰比律師在法庭上還要雄辯，反正雙方各講各的道理，甚至根本不講道理也是可以的。
一圈遊說下來，最終只有心書館的曹博士表示願意站出來打這版權官司。可惜他的書本身就遭禁，想打也沒得打，最多只能當作精神上的聲援了。
這場民事賠償官司最終沒能打起來，周子兮對此十分失望。回到事務所，吳予培看見她，還是贊了一聲「做得很好」，說完又派了別的案子給她。不用問，也都是些文文氣氣、體體面面的案子，在寫字檯的方寸之間就能辦完。
在外面當著別人，周子兮也不好表現出什麼，回到家中卻是百般地不順意。
唐競哄她，問她這是怎麼了？
她這才將事情原原本本跟他說了，最後將那支珍珠白的墨水筆一下拍在桌上，道：「什麼時候我才能上法庭啊？」
唐競看得要笑，這才知道這孩子的願望原來如此樸素。他本想將她摟過來繼續哄，說「好好好，你要上法庭」，可又覺得不該如此敷衍。再說她要的東西也比較別緻，不似別人家的太太只是想從丈夫那裡嗲出多幾塊零用錢來，就算他說「好好好」也不作數。
於是，他還是坐下認真勸她：「倘若委託人不想打官司，而你作為律師非要人家打，也是有悖職業倫理的。」
周子兮聽他這麼說，倒是一時語塞，仔細想了想，點頭回答：「也對……」
唐競不由覺得自己好機智，這事竟然就這麼被他勸過去了，可下一句又聽見她說：「我找別的官司去。」
唐競失笑，心想莫非還是敷衍的辦法比較有用？但其實無論哪一種，他都沒經驗。身邊能拿來做參考的只有吳予培夫妻倆，吳家自然是沈應秋當家作主，他倒是不介意大權旁落，只是周子兮比起沈應秋來，那路子可野多了。
果然，她說到做到。
隔了幾日，唐競晚歸，回到家就看見書房的燈還亮著，周子兮正坐在寫字檯後面挑燈夜讀。
唐競走過去看她在讀什麼。人到了身邊，她才抬頭望了他一眼，一雙眼睛又回去看桌上的書與筆記。幾本書儘是刑法與巡捕房章程之類，筆記也是第二特院的開庭記錄。
一張皮椅子只被她佔去一小半，他挨著她坐下，她就由著他坐。他伸手抱她，她也由著他，空出一隻手摸摸他的臉，像是在說「乖」，就這麼打發了他。
唐競得了些甜頭，自然賴著不走。
周子兮倒也無所謂，趁這機會從筆跡里找出幾個切口向他請教：「黑子是什麼？三光馬仔又是什麼？」
「黑子是便衣包打聽，三光馬仔是探員的耳目。」這些他當然懂，卻覺得給她聽見都是污了她的耳朵，草草說完就掃開桌上的書本，將她抱到自己膝上。
周子兮卻還不罷休，把筆記簿拖回來，翻到正在看的那一頁繼續：「那探員實施誘捕，是不是可以侵犯人格自律權辯護呢？」
「不好，」他想了想，搖頭，「人格自律權在民國並未載入憲法。而且萬國禁煙會後曾有過相關規制，允許巡捕房使用誘捕手段，但細則又幾乎沒有。從這個角度入手，辯護難度太大。」
「嗯……」她應一聲便沒了下文，只顧著在本子上記下他說的那幾句話，好再去查書。
他看著她寫，才覺得不對，蹙了眉問：「是煙毒案子？吳先生派給你的？」
她不說是，也不說不是，總算放下筆，睨他一眼反問：「我一個才剛入行的新律師，有什麼挑挑揀揀的道理？」
唐競語塞，沒想到這句話轉了一圈這麼快又回到他這裡。她轉身看著他，倒是笑了，嘴唇貼上來，一雙手探下去，是明火執仗的勾引。好吧，不挑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