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坐在一位老人家的客廳里。我還不太了解他，但是我很快就認識了他的狗，「寶貝兒」和「巴巴」——一隻像一匹小馬那樣大，還有一隻比我的貓還小。謝天謝地，它們很喜歡我，而現在它們睡著了。
我看向一邊，過了片刻。我得告訴他。
「您知道我不是猶太人吧？」
我們見面已經過去一個小時了。老人家坐在我對面的椅子里，不耐煩地卻也友善地輕哼了一聲。他看向別處，雙手握在一起。他蹺著二郎腿，閑著的那隻腳好似在敲打著一段無聲的節拍。他的眼睛望向窗外的空地。
「我知道。」他最後說，微笑著看向我，「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
我稍稍放鬆了些。所以，或許我正得其所。
「所以，」他說，好像準備要講個笑話，「跟我說說你對猶太人的了解。」
我腦子高速運轉想著要說什麼的時候，七枝燭台的形象躍然而出。
「你認識猶太人嗎？」
我想到一位。「我和一名叫貝拉的女孩一起工作。我想，她是猶太人。」
我本來以為他會面露不屑，但他卻很是熱情。「很好！」他說。
我通過了另一項考驗。
接下來是第一條指示。「對於我要告訴你的事情，你要放棄先入之見。」他停頓一下，好像在想合適的表達，「我不想讓我的故事染上任何個人的情感包袱。」
我不太自然地動了動。「也許會有一點。」
他傾身向前，不太平衡。他一隻手抓住桌子。桌子也不太穩當，高低不平的桌腳撞到地板上。迴響的聲音吵醒了狗，它們都被嚇了一跳。
我吞了吞口水。「我母親的娘家姓是施瓦茨費格。她的家族是德國人。」
他緩和了些。「我們都是來自某個地方的。」他說。
「是的，但我是紐西蘭人。我母親家在紐西蘭已經定居了一個多世紀。」
「移民。」
「對。」
他坐了回去，現在的狀態很鬆弛。「你能寫得多快？」他問。
我反而不知所措。他這到底在問什麼？「嗯，這要看我寫的是什麼。」
「我想讓你快點寫。我時間不多了。」
驚慌。我特意沒帶任何錄音還有寫作材料來見第一面。我受邀來聽他的人生故事，再考慮要不要為之執筆。現在，我只想傾聽。「你有多少時間呢？」我問他。
「只有一點。」
我很迷惑。「你是要很快去別處嗎？」
「是的，」他說，他再次凝望那扇開著的窗戶，「我得去陪吉塔。」
我從未見過吉塔。是她的死亡和拉萊想要陪她的意願促使他講述這個故事。他想要它被記錄下來，這樣，用他的話來說，「它永遠不會再發生」。
第一次見面後，我每星期拜訪拉萊兩到三次。弄清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花了三年的時間。我需要贏得他的信任，這花了很長時間。只有這樣他才能夠在講述的過程中願意深刻地審視自己，而這也是這個故事所需要的。我們成為朋友——不，不僅僅是朋友；讓他恐懼的是他和吉塔可能會被視為與納粹勾結的叛徒，這種負罪感折磨了他五十幾年，而他在漸漸擺脫這種感覺的同時，我們的生活也交織地愈發緊密。我和拉萊坐在廚房餐桌旁，他的部分負擔轉嫁到了我的身上。在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事件之後的六十年，這位親愛的老人家雙手哆嗦，聲音顫抖，眼眶仍舊濕潤。
他講的故事零零碎碎，有時候語速很慢，有時候又很快，很多故事之間並沒有清晰的聯繫。但這沒關係。和他還有他的兩條狗坐在一起，聆聽老人家的故事，雖然這可能對其他不感興趣的人來說就是絮絮叨叨的閑扯，但對我來說，這非常動人。是因為好聽的東歐口音嗎？還是這老人家的個人魅力？是因為這個逐漸在我眼前展開的扭曲的故事本身？這些都是原因，但也絕不止這些。
身為拉萊故事的講述者，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記憶和歷史是如何時而共舞，時而分道的。歷史中的教訓有很多，我不只是要總結歷史中的一個教訓，而是要給人性上一節獨特的課。總體來說，拉萊的記憶是非常清晰和準確的。它們和我調查到的人、日期和地點都十分匹配。這算是一種安慰嗎？這樣可怕的事實曾經就是他生活的真實寫照，和這樣的一個人相識相交只會讓人覺得這些事實更加駭人聽聞。對於這個迷人的老頭兒來說，記憶和歷史沒有分別——它們共舞華爾茲，十分合拍。
《奧斯維辛的文身師》講的是兩個普通人的故事，他們生活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不僅被剝奪了自由，而且還失去了尊嚴、姓名和身份。這是拉萊對他們為了活著所需要做的事情的記錄和描述。拉萊在世的時候有句座右銘：「如果你早上醒來，那這就是美好的一天。」他葬禮的那天早上，我醒來時就感覺到這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好日子，但對拉萊來說卻是。他現在如願和吉塔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