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布思不是唯一對沙格·麥克奈利的自殺案件感興趣的人。報紙上也有相關新聞，他迅速瀏覽了一遍，首先看看有沒有提到他。沒有他的名字，這讓他鬆了一口氣。瑪麗·亨德森只是作者署名欄中的三個名字之一，無法看到她的供稿從哪裡開始，到哪裡結束。不過，她釆訪了雷布思的女兒薩米；雖然沒有提到薩米的名字，不過提到了她為之工作的機構的名字：蘇格蘭刑滿釋放人員福利機構，或者稱之為SWEEP。
警察叫它「黑烏鴉」。
SWEEP，和文章里提到的另外一家福利機構一樣，擔心麥克奈利剛被釋放一周就自殺的事實證明「系統內部」在關心和幫助刑滿釋放人員重新適應社會方面存在問題——這肯定是薩米說的話。警察、監獄監管人員和社會服務部門都受到了指責。愛丁堡監獄的監獄官能做的只是告知媒體在囚犯們重新回到社會之前他們做了哪些準備工作。一位「SWEEP發言人」堅持聲稱刑滿釋放人員——SWEEP從來不稱他們為「犯人」——和被釋放的綁架受害者或者人質一樣有心理問題。雷布思能想像薩米說出這樣的話；他以前聽到她說過。
幾個月前，他很驚訝地收到了女兒寫來的一封信，說她已經在愛丁堡找到了工作，並且就要「回家」了。他打電話向她確認，結果她的意思只是說她要回到愛丁堡。
「不要擔心，」她告訴他，「我不指望你幫助我。」
她找到的工作就在SWEEP。自從她看望了一個在監獄裡的朋友，看到裡面的情形是那麼——就像她自己說的——「寂寞」之後，她就在倫敦找了一份為囚犯以及刑滿釋放人員服務的工作。
「那你的這個朋友，」雷布思曾經不明智地問她說，「為什麼進了監獄？」
於是他們的談話陷入了僵局。
她不想讓人去車站接她，不過他還是去了威弗利。她把迷彩旅行包和磨損的紅色帆布背包扔到站台上。他想走上前去迎接她，可能的話就伸開雙臂擁抱她；或者更想站在那裡，等她跑上前來擁抱他。可是她不希望有人接她，所以他就站在那兒，暗自希望她能看到他。
她沒有看到他；她只是帶著極大的喜悅之情環顧著廣場四周，把帆布包斜挎在肩上，手裡提著旅行包。她很瘦，穿著黑色的緊身褲襪，馬汀大夫鞋 ，寬大的灰色T恤和黑色的馬甲。她的頭髮現在長長了，用鮮艷的頭繩紮成馬尾。一隻耳朵上戴了好幾個耳環，打了鼻釘。她二十歲了，已經把自己當做一個女人，從站台上信心十足地邁開了大步。他跟在她後面從斜坡道上走出了車站。迎接她的是個明媚的冬日，他覺得她不會怕冷。
後來，她去了佩興斯家裡吃飯。雷布思曾經建議佩興斯準備一餐素食，當然只是為了預防萬一。
「我一直給十幾二十歲的人做素食。」她回答說。
「我覺得你可能會那樣做。」
從那次見面以後，事情變得不同了。佩興斯和雷布思漸行漸遠，薩米和佩興斯卻越來越親近。直到有一天，雷布思離開了，讓租他公寓的學生搬出去，他自己搬了回去。
兩天後，他持有的那一把佩興斯家的鑰匙變成了薩米的，她把自己的東西搬進了客房裡。這不是永久的打算——兩個女人都這麼說——只是暫時想這麼做。
薩米現在仍然住在那兒。
第一天晚上，雷布思和薩米就許多事情展開了充滿了火藥味的爭論。監獄和刑滿釋放人員；對和錯；社會和個人。薩米一直使用「系統」這個詞；而雷布思有意用「罪犯」這個詞激怒她。雖然他對她的某些觀點表示贊成——考慮成熟，論證有力——他還是發現自己站在了她的對立面。他總是做這樣的事，不僅僅是針對她。他瞥了一眼桌子另一端的佩興斯，看到了一個疲倦的微笑。她以前告訴過他：他喜歡和人作戰，其實只是為了得到響應而已。
「知道為什麼嗎？」她說，「因為對你來說矛盾比共識更有意思。」
「不是的，」他告訴她，「我只是魔鬼的擁護者，就這樣。」
所以他不在乎那個疲倦的微笑，繼續和他女兒的爭論……
他把報紙合上，摺疊一下，然後扔進廢紙簍里。吉爾·坦普勒走進了辦公室。他已經等了她將近十五分鐘了，但她沒有道歉。
「你忘了告訴我，」她說，「你女兒在SWEEP工作。」
「這不重要。」
「你應該告訴我。」
他明白了她想說什麼：「你的意思是，在你接受釆訪之前？」
「一些女記者，在釆訪過程中態度都很好，到最後問道：『告訴我，你對你手下一名警督的近親與SWEEP關係這麼緊密，有什麼看法？』」
是瑪麗·亨德森，雷布思想。也許她並不關心答案是什麼，只是為了讓接受採訪的人感到窘困，看能不能泄露什麼。
「你跟她說了什麼？」
「我說無可奉告。然後我直接走到總督察沃森那裡，問她到底是什麼意思。」她停了一下，「居然是你。」
「所以我該說點什麼？」
她用一隻手使勁捶著桌子：「你該從我的辦公室滾出去了！」
雷布思滾了出去。
雷布思和索騰監獄長的會面安排在了下午的晚些時候。
警衛室先打了個電話，然後讓他進去。有人在大門的另一頭接他，然後把他帶到了監獄官辦公室。接待室里有位秘書坐在電腦旁邊，正在打電話，不過還是向他點頭讓他坐下。
「你看，」她對著話筒說，「Ctrl，Shift和星號鍵應該可以把它清除掉，但是沒用。」她聽著，然後把話筒夾在臉和肩膀中間，這樣她就可以用兩隻手敲鍵盤，「不行，還是不行。等一下，可以了。謝謝，再見。」她放下電話，然後生氣地搖著頭。「有時候它們帶來的麻煩遠遠大於它們的價值，」她對雷布思說，「監獄官兩分鐘後就回來。」
「謝謝，」雷布思說，「打字對我來說是高科技的玩意兒。」
「他們一直送我去上課，可是過了半個小時我就完全糊塗了。」
雷布思剛剛經過的門突然開了，監獄長走了進來。雷布思站起身，和他握手，然後監獄長把他帶到裡面的書房裡。
「請坐，警督。」
「很榮幸您能見我，先生。」
監獄長揮了揮手：「很少有『外面』的自殺案件需要向我了解情況，不過已經有記者就此對我進行轟炸了。麥克奈利的死好像激起了大量的爭論，他們最近一定缺少新聞。」他坐了回去，手放在肚子上。「現在呢，」他說，「你又來找我。」
監獄長是個五十多歲的英俊男子，他的眼睛透過金屬框架的眼鏡凝視著雷布思。他身體龐大，但不肥胖，開始變白的頭髮濃密而健康。西裝看上去價格不菲，襯衫洗得很乾凈，整潔的藍色領帶非常光亮，讓雷布思錯以為是絲綢。他把自己當成了「經營人的人」，是提倡改革蘇格蘭刑法制度的人物之一：改革就是要結束外出倒糞便以及合住牢房的制度，在大廳里增加設備，重點加強職業培訓、教育和輔導。不是每一個視力有問題的大學生都知道，他們的布萊葉盲文教材可能就是由索騰盲文部門轉錄的。
不過事情不只有好的一面：索騰有毒品問題，有HIV陽性的囚犯。不過至少他們有全職的醫務人員去解決這些問題，或者至少是試圖去解決。
雷布思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監獄長，雖然看到過他辦理公務，在媒體上也見過他。他的名字叫吉姆·弗萊特，但人們常叫他「大塊頭吉姆」。
「呃，您是對的，先生，」雷布思說，「我來這兒和您談談有關休·麥克奈利的事。」
「所以我收集了這個。」弗萊特敲了敲桌上的馬尼拉紙文件：愛丁堡監獄，C大廳，第一一一七號囚犯，休·麥克奈利的記錄。吉姆·弗萊特打開了文件：「我做了記錄，和一些看守還有曾和麥克奈利住一起的囚犯談過。」他朝雷布思笑了一下，「我想我準備好了。順便問一下，你要不要來點喝的？」
「不用，謝謝。這不需要很長時間。為什麼麥克奈利這麼早就被釋放了？」
「也不是很早。我們考慮到了他良好的表現，還有他的疾病。」
「你知道他有病？」
「癌症晚期，處在臨死前的階段，我們準備把他轉到TFF招待所去。」
「那是什麼地方？」
「自由培訓基地 。在沒有人監督的情況下去一個地方工作。但是麥克奈利先生是C類囚犯，通常只有D類囚犯才可以享受自由培訓。不管怎麼樣，他的待遇不差。」
「他為什麼是C類囚犯？」
弗萊特聳聳肩：「和一個獄警打架。」
「我記得你提到過他的表現良好？」
「打架是不久之前的事。這個人快要死了，警督。我們知道不會在這裡見到他了。」
「他像是會自殺的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