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就在常夜坡后街的一幢陋屋，與阿縫同居在一起。
阿縫那時候有三十七、八歲年紀吧。出生地是鄰縣的農村，在故鄉有明媒正娶的丈夫，可是嫁過去不久丈夫就病倒了，過著時好時壞的日子，為了賺一些醫藥費，她被迫來到常夜坡工作。
那種年紀，當然不方便接客，在一家還算正經的旅店做著下女的活兒。她細皮白肉，又有微胖的柔軟，因此要她的男人著實不少，可是她倒堅貞不二，過著一清二白的日子。
這樣的她，也不曉得怎麼個緣故，對我倒是心身兩方面都相許——是的，只因她是為了生病的老公，不惜置身花街打工的倔強女人，所以反倒跟像我這樣一個窩窩囊囊的沒用男人合得來的吧，我這邊年紀也大得與其找那些年輕，光懂得胡鬧的女郎，毋寧更希望有個正經的，卻也被花街的燈光洗濯過的一副沈潤的身子。
老妻過世後不久，我就向阿縫試探了一下。不料她也正好因為老公病況惡化，醫藥費負擔更沉重，開始對前途有了一抹不安的當兒，沒第二句話就答應了。然後，是的是的，我們就像一對老夫妻那樣，在坡上一角，悄悄地過起了共同的生活。
不，不，關於我的身世，就原諒我不必提了吧！
我是鄰鎮一家布店的第三代店東，生來不是做生意的料子，膝下又沒有一男半女，所以把店裡的事交給掌柜，大約兩年前開始，有一半的日子流連在坡上的阿縫住家。
這一年四月，正是櫻花紛謝的一日，阿縫告訴我老公過世了，我們便商量起過些日子——正是後來事件發生的時候——找間大些的屋子，名正言順地一起過日子。
——是的，下面我要告訴您的事件里，扮演了某個角色的男子，他正是住在阿縫隔壁的一位鄰居。
不，事件發生好久以前，我就記掛著那個男子，那是因為我總覺得那個人的背影，看去顯得很單薄的緣故。
特別是傍晚時分，有時我會從面向巷子的窗口，看到似乎是要出去買點什麼東西的他，沿坡路走下去。他那身影，真的好像會在巷子里的暮靄當中溶化掉似的。
一點兒也不假呢，決不是因為那椿事件發生後，他在拘留所里死掉了，我才說這種話的。
是一點兒也不假，就是那種單薄的身影，才使我那麼奇異地記掛著他的。
從前從前，我有個經常來往的藝妓阿瀧，她常常口頭禪般地說起一家小餐館的師傅：「看，阿信哥背影怎麼這麼薄呢？」這話聽多了，便也記掛起那個叫信吉的廚師來。一天，我在那家餐廳廊子上，偶然和他相錯而過，無意間回頭一看，他那好像故意撿著透過紙門映過來的淡淡燈光照不到的廊上陰暗處離去的背影，連對他這素昧平生的人，都像是在告別似的。顯得凄寂極了。
不久，我從阿瀧嘴裡聽到信吉去世的消息，那時我禁不住地想，原來這個女郎是從人家的背影看出他的命運的，這使我深為感觸。當時我還年輕，對花街上那種靠背影來互相打招呼的情形，很感興趣……不，不，這位信吉師傅，和事件是一點也沒有關係的。
我只不過是想說，每次看到那個人的背影，我就會無端地想起已故的信吉的背影，它們都一樣地，有著單薄的影子。
是，是，事件後不久，那個男子也死了。想起這一點，我不由地覺得，說不定他也是在那個黯淡的巷子里，若無其事地用那種背影，悄悄地，只向我一個人做那種死前的最後一次告別。
那男子的年紀大約三十五、六歲吧，瘦削的身子上，經常像僧衣一般地披著淡淡的細點和服，背微駝。那模樣，就好像有那麼一絲不願見人似的。
嗯，他住的是我那一排屋子的最盡頭的一間。
記得他名字叫井川久平，看那歷盡滄桑的模樣，我懷疑這是不是真姓名，但是他住居的門口，掛著寫上「井川久平」四個字的名牌。雖然被從我的居停圍牆上伸過去的藤葉遮掩住了，可是倒也可以看出，那名牌上的墨筆字卻是非常漂亮的。
話是這麼講，可是我敢說，坡上住的人，不會有幾個認識這個名字的。
人們只知道，他這個人是干代書那一行的。
門口寬不過五、六呎，又是獨居，自然不會與鄰居街坊有多少來往，因此「代書先生」這個稱呼，已經很充分了。
窄窄的玻璃門上貼著一張紙，上書「代書」兩字，權充廣告牌。不愧是幹這一行的，字跡確實夠氣派，可是每逢起風的日子裡，總會看到那張紙的角落剝落了，在不牢靠、格格作響的玻璃門板上瑟瑟顫抖著，好像就要脫落飛跑似的，正顯示出那人平日的生活狀況，看來寂寞極了。
儘管如此，倒也名副其實，出入的人還是不算太少。
這也難怪，地點既在花街上，女郎們又多半來自附近寒村，讀書識字根本談不上，所以嘛！那些女郎們為了給故鄉寫寫信，或者匯筆款子回家什麼的，便不得不上門來請他代筆了。
有時大白天，我在屋裡睡著懶覺的當兒，傳過來玻璃門板咿呀作響的聲昔，接著是「代書先生，拜託拜託啦」，是年輕女郎的嗓昔，好像還很年輕很年輕的，聽著這一類話，卻也是一番樂趣呢，是，是，那男子很寡默，叨在鄰居的情誼，我不免偶爾也上上門，請他寫寫賀年片一類的，有時沒事兒也過去聊聊天，在公共浴室碰上了，也會幫他擦擦背，可是到頭來，總沒有能做到融洽無間的地步。
不，不，他決不是故示冷淡、拒人千里外的那一種人。
就是那種靜靜的樣子，還滿年輕哩，倒有點超然物外的感覺。
阿縫有時也會過去，請他寫寫家信什麼的，有一次還說：那個人有點像和尚呢！
我總是嘮嘮叨叨地說些無聊話，他可從來也不露出不高興的厭煩樣子，白白的臉上多半漾著似有似無的淡淡的笑聽著，並且我和阿縫請他代寫什麼，根本就等於是免費的。
他一定知道女郎們都是把那種「血汗錢」一分一厘存下來，寄回老家去的，收費從不固執，所以賺的錢必定也是非常有限，也因此風評很不錯——是，是，就是在人家知道了他是那樁可怕的事件的元兇之後，坡上的人們還是有不少同情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