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當年巴黎成為西方文人墨客心中的伊甸園一樣，作為國人首都的京城早成為追求文學藝術的年輕人尋夢、圓夢、浪漫理想化的衍生地，這一方厚重而熱烈的土壤，自古以來總是令尋夢者趨之若鶩，更讓我這落魂者牽夢縈了太久太久。
早在十多年前的1990年，當時因家庭極度貧困而不得不輟學的我，一邊在建築工地里辛苦地勞作，每天以長達十幾個小時的代價換取5元的微薄工資，同時我像擠牙膏似的從牙縫間好不容易擠出了一筆錢，報名參加了北京《人民文學》雜誌主辦的「文學創作函授班」。我太熱愛文學了，極度貧困的生活和痛苦壓抑的精神，使我每天惟有以文學作為全身心的寄託。作為函授班學員，我的兩篇小說得到時任《人民文學》副主編馮夏熊先生的青睞與賞識，這年9月，我被通知參加《人民文學》在北京西山為函授班優秀學員舉辦的一次小說筆會。當我懷揣著母親東借西湊來的一筆血汗錢，從老家千里迢迢趕往京城。到京後不久，職我突然發現夾在一本《閱微草堂筆記》里幾張薄鈔不見了。我大驚失色，這筆微不足道的錢，不但有我回去的路費，更有我這7天的伙食及住宿費用呵！為期七天的筆會結束，我在北京舉目無親，不由心急如焚。
這時，時任《人民文學》雜誌社總編室主任、負責此次筆會的王勇軍老師，獲知我的窘況後，當場掏出200元錢交給我，說：「小兄弟，你不要急，《人民文學》就是你的家，有困難我們都會幫助你的，這錢拿著作路費吧。只要你努力奮鬥，日後一定大有作為的啊……」我接過錢，一時竟無語凝噎。
在王勇軍老師的幫助下，我順利返回家鄉。一個月後，正好碰到南海艦隊來我家鄉徵兵，我積極報名應徵，並於當年12月穿上了蔚藍色的海軍軍裝，懷著一腔報效祖國守衛邊疆的沸騰熱情，來到南海邊陲的北部灣海防，從此開始了我畢生難忘的軍旅生涯。
1997年冬回鄉探親時，我無意中得知，王老師當初這200塊錢竟遲遲未還！我一下急了，一回到廣州，就趕到郵局將錢款匯出，心中仍然慚愧萬分。是的，這區區200元也許那位遠在京城熱心而又寬厚的王老師早已不曾記懷，因為他總是像幫助我這樣時常幫助那些家境貧困的文學青年，這樣的事對於他來說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了，但這件事對我來說卻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我因此與王勇軍老師成為了好朋友。
9年後，魯迅文學院成為我第二次到京城時的首個棲身之地。魯迅文學院是50年代國家為了培養寫作人才而設立的一所學校，也是目前為止國內惟一的一所專門培養作家的學校。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稱為中國作家的搖籃，其首任院長就是著名女作家丁玲。當代著名作家鄧友梅、蔣子龍、王安憶、莫言、劉震雲、余華、等名家都曾在此深造過。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所國內一直令人景仰的文學象牙塔也向全社會招起了自費生。剛開始，據說很嚴格，後來，由於人員不多，社會上的一些文學愛好者，有的僅憑在地縣報刊上所發表的作品，交上幾千元的報名費，也能輕易進入這所學院的大門，感受這裡的文學氛圍。但文學畢竟是神聖的事業，不是僅限於閱讀幾本文學書籍，寫出幾篇自以為是的文章就能成為作家的，當時的學員難免魚龍混雜。不過，我們那一屆學員中還是出了幾位文學人才的，如青年作家石舒清、溫亞軍、王繼明、馬坊、邵麗、黃羲瑤；青年詩人谷禾、汪渺等。從去年開始，中國作家協會又對學院進行了全面的改革，進入此處學習的學員必須是中國作協會員，限定名額，每年由當地的省作協和省文聯推薦當地最優秀的文學人才來此深造。風水輪迴轉，魯院又成為一般的文學青年可望而又不可及的「聖殿」。
回想我青春途中的這些路程，一個普通的農家少年，正是因為對文學與生俱來的熱愛與追求，在夢想的驅逐下一路狂奔。記得90年代初，我剛剛穿上蔚藍色的軍裝跨入軍營時，上海復旦大學與《人民文學》雜誌聯合舉辦的「青年作家進修班」錄取通知書也寄上家門，如果此時我不是在部隊的話，我想當時哪怕是砸鍋賣鐵，我也會想法奔赴上海求學。魯院坐落於北京八里庄一條街道中段，兩扇綠漆大門之內兩排常青樹木夾道而立，操場邊沿爬山虎郁郁青青，將五層教學樓一整面外牆佔據，紋絲不透，蔚為壯觀。我到來的應是一年之中最美妙的時段，教學樓前的青草地上開放著一株株金黃的菊花，迎風搖擺。有時蜂飛蝶舞，有時蟬鳴蛙聲，頗有一派田園風光。
我和西北青年詩人汪渺及東北的包容住在一室。在這裡，我雖然未能像其他同學一樣各類文采飛揚的作品四處飛，但因為我只是抱著來修身養性的恬然心態，不求功名利益，每天沉浸在瑰麗的各色文字世界裡，盡情地讓自己的思想和靈魂放飛。我就這樣讓文學來撫慰傷痕纍纍的身心。也許，此時只有文學才是最能慰藉心靈的靈丹妙藥吧。
1999年冬，我從魯院出來後在北京又成為了一個流浪記者，主要以采寫新聞為主，同時也偶爾給一些時尚雜誌和報紙寫些稿子。這樣說來，我也不知不覺地成為了像古清生和庄曉斌那樣的自由寫作者，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一個自由撰稿人了
在這之前，當我看到有人辭去公職開始自由寫作生涯的時候，大多數人抱以同情、遺憾、觀望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即使體制內生存有一千條不好，起碼不會帶來生存之憂，那些超脫體制的人自不必說，只說體制內的生存者，如果他們的命運同樣是經過選擇的結果，那麼，同樣可以認定他們是自由者，除非他們隨波逐流，喪失了選擇的勇氣和能力。
其實，「五四」以後，中國知識分子逐漸脫離傳統的大夫體制，獲得一種獨立地位，成為獨立的社會階層。他們可以不像古代知識分子那樣依附於權力，而是依靠著述、講學、編輯、翻譯等專長，獨立地生存。在身分趨於獨立的同時，經濟上也逐漸自立。有專家對魯迅的經濟能力算了一筆賬稱：「他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過他作為公務員年收入的兩倍。錢，是他堅持『韌的戰鬥』的經濟基礎。」但那畢竟是陳年老賬，是曇花一現的舊夢。
如今在京城的自由寫作者，面對的困難很多，他們的收入沒有固定，平時經濟的壓力僅僅是生存壓迫的一個方面，他們還要面對更多的挑戰。所以，像王小波、王躍文、古清生、老村、林白和劉晴等，這些在90年代之初就辭職的寫作者，其意義在於提供了另外一種生存範本，同樣可以甚至更能享受寫作的快樂，儘管清貧和寂寞在所難免，但是這些代價無法與收穫相提並論。
以《黃金時代》、《東宮西宮》和《我的精神家園》等名著震動國內外文壇的王小波去世後，著名學者、王小波的夫人李銀河曾對他做出過這樣的評價：「小波作了自由人後的感覺非常強烈，就是覺得太好了，是那種自由了的感覺。接下來不是有人將自由撰稿人乾脆就簡稱為自由人嗎，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用不著按點上班，用不著去處理人事關係。在中國哪個單位都有這些事。小波這個人也不是太擅長人際關係的，所以從他這個人的個性和他需要的時間、需要的生活狀態來說，做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歡的生活方式。」 這大概可以概括許多自由寫作者的心理感受。90年代以後，隨著社會環境的寬鬆，自由寫作者越來越多，如小說界的王躍文、鍾晶晶、韓東、吳晨駿、李馮、趙凝、王莞、陸離，散文界的止庵、車前子、龐培、祝勇、張遠山、余傑等。
文化繁榮、資訊發達的北京城早在80年代起，不僅成為演員、歌手、詩人趨之若鶩的風水寶地，也很快成了賣文為生者——即「自由撰稿人」的集散地。久居京城的自由撰稿人，著名的除了伊夫、李大衛、梅哲等京籍人，更多的是外省，如古清生、庄曉斌、九丹、劉晴等人。無論家居何處，大家都面臨著如何拓展生存空間的問題。
迫於生計，魯院結業後，我進入中關村的一份某中央機關辦的周刊做採訪部主任、首席記者。在中關村租房而居的日子裡，我還結識了一幫流浪文人，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過著一種飄浮不定的生活。大家一碰面就喝酒，喝得半醉了借酒裝瘋胡言亂語，甚至像孩子一樣手舞足蹈號啕大哭；直至真正喝醉了反而不言不語，掛著淚痕沉沉入夢。我的心是傷感的，在與現實顛沛流離與磕磕絆絆中，像打了層層補丁，將閃爍浪漫之光的部分裹起，原來流浪的路上，愛與溫情都是易碎品。
由於自己的不懈努力，默默無聞的我在北京，在新聞界漸漸小有名氣。
幾年間，我先後在《科學時報·今周刊》、《首都公安報》、《文化時報》、《工人日報》、《京華時報》《法制日報》等新聞單位供過職。但我還是熱衷於流浪，同時靠自由撰稿為生。
那幾年，全國各省市的各式各樣的雜誌雖如雨後春筍，但那些共青團、婦聯、社科等系統辦的綜合性文化休閑類刊物，正常稿費標準一般在千字30元到300元左右，高的當然也有像《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