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7日，受3號颱風登陸的影響，廣州地區突降暴雨。午後，隨著一陣電閃雷鳴，市郊的番禺市（現改為番禺區）風雨交加，位於番禺鍾村鎮的全國最大住宅小區之一——祈福新村，此時更是雨霧籠罩，排列成一行行的西班牙式別墅若隱若現。
突然，「砰」、「砰」、「砰」……從其中一座裝修考究的三層別墅里接連傳來了幾聲槍響，但這驚悚的槍聲很快就湮沒在暴風驟雨之中……
2男5女遭受暴徒開槍射殺，當場喪命！一宗震驚省內外、震驚港澳地區、震驚國內外的特大慘案發生了！
這是廣州地區建國以來被殺人數最多的特大兇殺案！
回顧我在南方的幾年記者生涯，我無法迴避這個祈福新村，不可能不提及這宗兇殺案。此宗兇殺案不僅使7名死者命赴黃泉，而且，作為眾多參加採訪此案的廣州地區記者之一的我，也因此而慘遭某些掌權者的「謀殺」，從而使我在《南方都市報》的記者生涯也被無情扼殺，成了眾多採訪此案的記者中惟一被「追究責任並受到嚴肅處理」之人。令我痛心不已的是，關鍵時刻，策劃全盤採訪事宜的有關領導為了推脫責任，竟也眼明手快將我推上替罪之席。
現在，時隔5年之後，當我再次追憶此案的前後過程時，我執筆的手仍在顫抖，我受傷的心靈仍在悲歌，如果我將採訪此案的事實真相又一次從頭說起的話，又會有一次掘墓鞭屍的痛楚之感。
至今記憶猶新，案發當天，我接到兩位居住在案發地的香港讀者報料。隨後，同事張蜀梅也打來電話告訴我，說她已就此事向報社領導請示過，但有關領導遲疑著尚未拿定主意，因為害怕挨批。同時她還說，現在羊城多家新聞媒體早已聞風而動。我還是向負責採訪工作的任天陽作了報告，問是否前往採訪此事。任說，最近上級有關部門不讓再報道陰暗面的案子……他遲疑了半天，最後還是讓我趕往現場看看再說。見領導批准，我不顧傾盆大雨，以最快的速度趕往了案發現場。
在祈福新村門口，我看到案發現場早已被封鎖，我和其他先到一步的記者們一樣，被警方設置的警戒線遠遠隔離在案發現場之外。經過多方打探，我了解到案件的大概情況——
7日下午4時許，業主伍某的司機王某駕車回到位於祈福新村第7街B區靠路口一棟3層別墅，發覺屋裡靜悄悄。他推開門，頓時嚇得魂飛魄散：一樓客廳滿是血跡，屋主伍某等6人橫七豎八倒斃在沙發、地板上，死狀恐怖。王某驚叫一聲，慌忙打電話報警。不久，警車呼嘯而至，大批荷槍實彈的公安民警趕到案發現場，將現場周圍的道路封鎖。同時，警方還在番禺各主要交通要道設卡，檢查過往車輛。廣州市公安局接到報告後，緊急從刑警支隊調派刑警、技術員到現場協助偵察。
技術員在勘察時發現，一樓客廳的沙發上倒卧著2具屍體，地板上躺著4具屍體，在二樓的一個洗手間內，又發現了一具男屍。經法醫檢驗，7名死者均是被人近距離開槍擊中頭部死亡，7具屍體身上共有近20個彈孔。技術員在現場撿獲5個小口徑子彈殼，估計為同1支手槍發射。在一樓客廳的麻將台上，擺放著手機和一疊疊現金。公安機關確認，兇手使用小口徑手槍作案。民警在向現場周圍的住戶了解情況時，住戶稱，下午正刮大風下大雨，雷聲也很大，所以沒有聽見槍聲。
經查，死者為：屋主伍某，伍母親、姐姐，其女友李某及其母親，伍某的司機之妻張某，在二樓洗手間內的屍體為伍某生前好友龔某。伍某的司機王某反映，6日晚，伍某等人在別墅打麻將，案發當天上午，他們到廣州飲茶，然後返回祈福新村。下午1時許，王某駕車離開別墅到市裡洗頭，之後接了兒子回別墅，在4時許發現這宗慘案。
此案不僅令當地的警方忙碌異常，也令我們這些新聞記者極為關注！對於這樣一宗影響巨大、當地百姓極為關注的特大慘案，作為地方新聞媒體，我們沒有理由不關注。因此，此案立即成為當地及港澳所有新聞媒體極為關注的焦點。
這宗慘案馬上驚動了高層。廣東省委副書記、省公安廳廳長陳紹基和廣州市委常委、原廣州市公安局長鄭國強，以及省市公安機關負責人在案發後趕到現場指導偵破工作。公安部得知案情後，當即派刑偵局有關人員到廣州協助破案。
祈福新村的樓價雖然在本地價格不菲，但較香港低，因此購買者多為香港人。這兒的保安檢查一向嚴格，外人進入小區內必須出示入住證，來訪者要登記後由保安帶領才能進入。而且小區內設有不少保安亭，閑雜人員無法進入。那麼，兇手是如何入內作案？為何將別墅內的7人全部殺死？兇手作案動機是什麼？這些謎團當時一直成為社會各界議論的焦點。
通過努力探聽，我們獲悉，死者伍某為香港人，其中一人為外籍華裔。伍某的公開身份為生意人，據說其生前靠經營汽車貿易起家，後從事多種經營性買賣，家財頗豐，近年來常進出澳門賭場。關於其死因眾說紛紜，一時有「殺人劫財」、情殺、仇殺等等揣測，無所不包。此案就像1998年12月30日發生廣州天河天成大廈的廣東電視台著名女節目主持人陳旭然被害案一樣，立即成為社會各界關注和議論的熱門話題，在羊城引起的轟動效應不同尋常。那幾日，羊城內外提及頻率最高的一詞也是「祈福新村」。
由於警方及當地政府部門對此案嚴密封鎖，記者們多日全力以赴的連續追蹤仍收效不大，但各家媒體記者對此事件的熱情一路高漲。儘管無法深入現場採訪，儘管警方對所有新聞媒體拒之門外，但我還是想方設法了解到了有關情況，寫了一篇小稿。但是第二天，我的稿子並沒有發出，因為報社接到有關部門的通知，在案子未破之前，不允許地方媒體報道。
此宗社會各界極為關注的特大新聞，畢竟還是有媒體敢「頂風作案」的。第三天，先是《新快報》以最快的速度在當日的頭版首次公開了這一重磅新聞。緊接著，下午的《羊城晚報》也發出了同樣的報道；第四天，《廣州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以主題《祈福別墅7人被槍殺》，副題為《此為廣州迄今死亡人數最多的兇殺案警方全力偵察》，更全面披露了這一駭人聽聞的特大案件。作為省委機關報的《南方日報》像對所有敏感事件一樣，小心翼翼地對此保持沉默，但其旗下的《南方都市報》對此卻無法保持沉默。見廣州地區的幾家媒體均對此案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一向以搶獨家新聞著稱的都市報自然也坐不住了，報社編委會一連幾次為此事商量對策。最後，為了彌補這一重大遺憾，報社領導決定派記者魏東和女記者王均帶著司機軒慧駕駛採訪車前往案發現場採訪，企圖抓到有關猛料，但他們忙碌了一天無功而返。
案發的第四天，我在李民英和任天陽的指示下又一次趕往現場，希望能抓到一些有關新聞。此時案發現場已是冷冷清清，雖然附近的人們仍然布滿驚疑不定的神情，但居住在祈福新村的人們早已恢複到正常的生活狀態。這時我聽說，有關受害者的遺體此時早已轉移到番禺殯儀館。我又隨著廣州地區媒體的幾名記者趕往前去。這兒雖然沒有荷槍實彈的警察守衛，但還是有威風凜凜的保安和三三兩兩的身著便衣的男子守衛在四周。後來，我設法打聽到，原來這一天，警方正在此對有關受害者的遺體進行屍檢。我趕緊把有關情況告訴了任天陽，他馬上在電話裡頭再三叮囑我說：「一定要想法摸清有關情況，最好能偷拍到有關照片……」但報社的攝影記者不敢輕易上前，而我又不是攝影記者，平時採訪一般是隨身攜帶那個自費的輕便小相機。這種無法調焦的「傻瓜」照相機，只能搶拍到三四米內的鏡頭，根本無法遠距離拍攝，更何況，廣州警方對此案一直採取嚴密封鎖，別說是有關現場，就是與此有關的任何消息都不願透露。最後我只好雙手空空返回報社。我彙報了採訪過程，任天陽顯得一籌莫展：「我們這次報道落在人家後面，所以我們一定要比別人做得漂亮，要是配上一幅照片就更好了……這樣吧，我們自己弄不到，就向香港的媒體借吧，我先與他們聯繫……」
我不斷打電話給參與此次採訪的廣州新聞媒體的記者朋友，希望他們能幫助提供有關照片，但他們除了拍到祈福新村外面的有關鏡頭外，都由於事發突然且準備不夠充分，採訪中又重重受阻，根本無法拍到與案情有關的照片；退一步講，就是有人拍到，又有誰願意向別的報紙供稿呢？
第二天，任天陽來到我辦公室，當著同事曾華鋒和張蜀梅的面對我說道：「這次關於祈福新村的案子，其他報紙都及時作了報道，惟獨我們報紙的不見動靜，這早就令我們很被動了。現在一定要想法抓到獨家的東西，這樣才能扭轉被動局面。」接著他又當著這兩位同事的面叮囑我說：「……我和東方日報的朋友說好了，咱們就從他們那裡拿一張照片對付對付，保證誤不了發稿。王均的那篇稿子太散，你趕緊綜合一下，快把稿子寫出來……」
儘管我覺得從香港報紙拿照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