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辭去保鏢的工作後，沒有直接返回廣州，卻突然一陣頭腦發熱，決定外出流浪去。於是我從深圳直接坐火車去了貴州和雲南，在貴高原轉悠了兩個多月，邂逅了一份不成熟的愛情，直到花光了身上的最後一分錢，這才回到了羊城。
我暫時借住在一位流浪記者朋友家中，便又開始了找工作的行程。其間，儘管我也曾混入一家小報做了一個多月的記者，但那根本不是正規的報社，除了寫些花邊新聞，還逼你四處拉廣告，特別是，工資總是拿不到手。我很快就走人了。雖然正規一些報社的記者和編輯工作比較難找，但我並不氣餒，我相信凡事都有一個過程，這過程也許就是曲折和磨難。
在那些不正規的小報里根本學不到什麼，好的報社又難進入，那門檻也太高。做其他的事吧，我又沒有任何特長，繼續做保安吧，但此時早對那份工作厭倦了。是的，人生的路有千萬條，但哪一條屬於我呢？苦悶之餘，我忍飢挨餓地讀書，想從書本里找到生活的真諦，找到能慰藉靈魂的真理，使漂泊不定的心有一個安靜的棲身之地。我是一個胸懷大志的年輕人呀，但我的夢想卻總是這麼難以抵達彼岸。肚皮餓，肉體累，也許能找到解決的辦法，但心靈的飢餓，思想的空洞，對於一個正在四處尋夢的年輕人來說，那才是最為可怕的。苦悶之餘，我決定換一種獨特的活法。
我決定重返生活的最底層，以一種苦難來磨鍊自己，洗禮自己困惑的靈魂——當然，這也是現實生活帶來的無奈。我從報紙上獲悉，在廣州這地方，單在建築工地做苦力的民工就有幾百萬人。那些不怎麼識字的民工都能在廣州生存下去，難道說我就無法活下去嗎？好多民工不是通過奮發圖強，成為成功人士么？我就不信這個邪！儘管我從沒有跨入大學的門檻，但在特種部隊當過兵，在軍級政治部做過文化宣傳工作，還在軍地多家報刊上發表過不少文章，最重要的是，我是懷揣著記者和作家的夢想跑出來闖世界的。我既不能世俗，也不能氣餒。如果即使我真的一無所有了，我還有力氣，更有夢想。一個身上有力氣心中有夢想的年輕人還有什麼事做不成呢？眼前的不順利也許是暫時的，自己認準的路就得勇往直前地走下去。
就像我前不久突然想出外流浪一樣，我決定暫時不再找報社，先去建築隊賣苦力。對，我這就去建築工地賣苦力去！我要一種獨特的方式磨鍊自己的意志，用一種獨特的方式來閱讀和思索生活。
我打通了一位在羊城某工地打工的朋友的傳呼，他在電話里獲知我想跟他一起去建築工地上打工時，當即在那頭樂得哈哈大笑：「我說石野呀，你在開什麼玩笑呀，你是一個文化人，又是特種部隊出來的，雖然一時找不到記者做，但你隨便在廣州找個什麼工作都要比在建築工地里強得多呀？你不要吃這苦頭了，民工是什麼，你還不知道嗎？民工是最被人瞧不起最苦最累而又最危險的職業呀！如果不是出於無奈，我想這世界上還沒有人真的會願做民工……這樣吧，我手頭還有幾百元錢，你先拿去花，以後等你做記者賺到了錢再還給我吧。」
朋友當然無法理解我的心情。我謝絕了他的好意。我現在就想找一家建築工地做事。我不相信做一個建築工地的民工也要找什麼熟人。我攜帶著簡單的行李，帶著幾本愛看的書，就坐車來到了白雲區的新市鎮。那個時的新市還沒有現在這麼繁華，正處於大興土木階段。這兒四處都是高高聳立的高腳架子，到處是轟轟烈烈的建築場面。此時正是九月份，南國的天氣還是炎熱的時候。下車後，我隨意拐入路邊不遠的一家機器轟隆的建築工地。這裡四處塵土飛揚，嗆人的灰土卷著熱風撲面而來。建築工地的樓房已建了一半，幾百個頭戴安全帽的工人正在烈日下熱火朝天地忙碌著。聽說我是來找工的，幾個滿麵灰土的民工操作四川口音說：「前面那個門口掛著木牌子的就是老闆的辦公室。」我來到那個用磚木搭起來的簡易屋子，裡面正有幾個人在說話，其中一個留著短髮的青年人看到我進來，連忙直起身子問我的來意。他個子不高，滿面和氣，穿著一件樣式新穎的襯衫，領上滿是黑乎乎的灰塵，儘管如此，他的前胸還打著一條紅色領帶。當他得知我是來這兒找工作做時，似乎有些驚訝，因為儘管我也是身體結實，肌肉發達，這個時候也被南方的太陽曬得黑乎乎的，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不是那種在建築工地幹活的人。
我見他態度和藹，立即把自己的經歷和目前的情況做了一番介紹。他翻看了我的有關證件後，說：「瞧你這結實的肌肉，你有力氣不用懷疑，只是這建築工地的活兒，是最苦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受得了的……」我笑著說：「我也是從農村裡出來的，現在又當了幾年兵，什麼苦活兒我都做過，以前我就做過泥工的學徒。什麼樣的力氣活我都能做。」對方看到我這麼大的決心，也不好再說什麼，就遞給我一支煙，與我攀談起來。在交談中，我打聽到這位小個子老闆姓羅，四川農村人，以前也是靠在建築工地上做泥工為生，後來在廣州的建築工地里混的時間長了，也就認識了一些包工頭和老闆，自己就做起了小老闆來。從事建築的投資，動則是百萬千萬的，小羅當然沒有這麼多錢投資，但他從那些大老闆手中承包一些活來干，自己再從家鄉或外面找人來做，這樣所得的錢遠比賣力氣來得多了。
我還了解到，這個建築工地有大大小小的老闆十幾個，他只是其中專門負責粉刷內外牆的，比起站在高高的腳手架上面做牆的泥工師傅，這兒還算是輕的活。如果在這兒做小工的話，一天也就15元錢，主要工作就是篩沙、運沙、和泥、提灰桶。每天至少工作10個小時，有時夜裡還要加班。我問：「這兒什麼樣的活兒最累，什麼樣的活工資高？」羅老闆撓了撓頭皮，說：「在我們這種地方再多也多不到哪兒去呀，掙的都是一些苦力錢喲！要說最累的活兒，我看只有扛水泥了，一包水泥可是整整100斤呢？」我連忙問道：「你這裡是計時工，還是計件工呢？扛一包是多少錢？」「這種活兒太累，都是計件的，扛一包水泥5角錢。」1包5角，10包5塊，100包就是50元錢。如果我能扛上一個月，就可以掙到1000多元了。雖然累一些，可這樣做掙的錢多，比起每天15元的計時工來說，強多了。儘管我此時不只是為了掙錢，但能多掙一分錢，對於我這窮光蛋而言終究是一件好事。我拍了拍胸部，對羅老闆說：「你就讓我扛水泥吧。你放心，人家能扛多少，我也能扛多少。」
就這樣，我從當天下午開始，就在這家工地上扛起了水泥。當了幾年兵後，我從保安到文員，從文員到保鏢，現在又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個靠出賣汗水和苦力的民工。
我本來就是農民，我的祖祖輩輩都生活在鄂東南大冶大箕鋪的那個叫石應高的貧窮村子裡。他們老實本分，任勞任怨，勤勤懇懇，默默無聞地在鄉村勞作。從我懂事起，我就開始跟隨著父母在土地上翻滾。我的出身和我所生活的環境早就決定了我從小就得吃苦耐勞的秉性。不說日晒雨淋的辛苦，不說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作，其實早從十多歲開始，我就下地做農活；讀高一那年，因為家中失火，使本來就貧困的家裡更加一貧如洗，還欠下一大堆債，我只好輟學打工還債，為了生計不得不像村裡的莊稼漢一樣去出賣自己的苦力。
為了修繕被燒毀的房屋，家裡欠下了一大筆的債，我只好輟學回家，四處打短工還債。也就是這年冬天，我和鄉鎮里100多名青年男女一起，背著行李來到了大冶梁子湖邊的黃金湖鄉的一家大型農場。這兒是大冶和鄂州市交界地，三面環水，湖水一望無際；空氣新鮮，魚肥菱美，有的是米飯吃。正像電影《洪湖自衛隊》里韓英所唱的那樣：「四處野鴨和蓮藕，秋收滿帆稻滿倉」。這兒儘管水土資源豐富，環境清靜，但路途遙遠，交通偏僻，經濟不發達，需要大量的勞力來耕耘。這兒有一個大型國營農場，有一萬多名職工。後來地方有關部門為充分利用這兒的資源，就地取材，辦起了一個佔地近千畝的大型紅磚廠。縣裡就從我們這個鎮招了一批初高中畢業生，來這兒開發土地。剛開始時，據鎮里的有關部門稱，這個磚廠是國有的，可以農轉非的，聽說每月還有固定的工資和勞保福利，就像我們那時縣城裡的工人一樣，生老病死都由國家包了。當時我們這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就是沖著能吃上商品糧，能轉為正式工人而來尋夢的。
幾輛汽車把我們拉到這裡時，就像當年城裡的知青來到偏僻的鄉里。一到農場，我們這些身體壯實的年輕人就受到了領導和職工的熱烈歡迎。當分場的一位黨委書記知道我能寫會畫，已經在報刊上發表了好幾篇文章後，很高興地找我談話，並任命我為紅磚廠的團支部書記；那兩個廠長看到我個子雖然不是牛高馬大，但臉膛黝黑，渾身肌肉發達，是塊做力氣活的好料，當場任命我為制坯車間的主任，工資比其他職工每月要多30元錢，還可以獨立睡一個房間。
這兒的泥土很好，大部分是紅色的，一眼望去，滿眼是紅土地，很是好看。這紅磚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