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是最深的黑暗。我的十年政法記者生涯就像是十年抗戰。一次次鋌而走險的揭幕猶如殊死的搏殺。十年，我生命的青色被滲透太多的色彩，這應該是有別與其他人的。十年，我默默而又固執地抗爭和奮戰，為那被青春的熱血點燃的夢想。獨自承載的壓力和苦悶，彷彿是無止盡的——那是墜入黑暗深淵的黑。
我沒有文憑沒有背景，面對陌生而喧嘩的城市，赤手空拳打天下，夢想過上美好而體面的生活，也想讓自己的青春和夢想更加絢麗，但除了熱血和憧憬，除了心頭那揮之不去的美麗夢想，我一無所有。幾經掙扎和拚博，我這個從沒進過大學門的農家子弟終於成為一名為民請命的政法記者。在弱勢面前，我奔波；在冤屈面前，我呼籲；在邪惡面前，我舉筆，可我最終卻一敗塗地。驀然回首，有的只是淡淡的哀愁和悄然風乾的淚痕，還有內心深處的不甘和抗爭。
過去的一切和正在發生的一切，就像燃燒過的時間，留下的只是輕煙和灰燼。是的，我只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記者，只不過是一個從不被人關注的流浪記者，只不過是一個被各式各樣的誣衊和謠言所包裹的局外人。在繁華的都市，在貧乏的鄉土，我的努力和堅持只是希望人世間的冷漠、懦怯、愚昧、醜陋和邪惡隨風飄逝，我的呼籲和奮鬥只是希望弱勢群體能享受公平得到善待。
永不妥協的批評態度源於弱勢群體痛苦悲憤的呼聲和求助，源於他們冤屈的靈魂。只要你是一個有良知的新聞記者，當你參與並經歷，你不得不沉重。
2004年春，江蘇的一位讀者曾在我的手機上留言：石記者，如果沒有你的執言仗義，我苦難的日子不知何時見到天日。是你的關心和幫助溫暖了我生命的亮色……
為了這樣的話，我寧願在刀尖上舞蹈，危險而又疼痛。沒有比這種優美擁有更深的殘忍。
個別傳媒和記者的良知早已被世俗和權錢所湮沒，虛假、媚俗、「吹喇叭、抬轎子」、溜須拍馬，見「趙公元帥」就拜，甚至顛倒黑白、誹謗、誣衊…… 這些可怕的邪氣像幽靈一樣腐蝕著一小撮無良記者。忽視平民和弱勢群體成為當前中國傳媒界的可怕現實。不久前，清華大學教授李希光曾對此嚴厲指出：「記者的高尚在哪裡？就是站在最廣大的公眾利益、弱勢階層一邊！」風雲記者王克勤為此也曾痛心疾首：「錢蟲和官蟲是當今傳媒界的兩大弊端。傳媒應該維護社會良知！」
真正的傳媒人絕不會因為一兩隻蒼蠅而迷失新聞方向。因為說了真話，揭露了黑幕，儘管我曾遭受過自己的報社和個別同事的打擊、報復、誣衊，儘管我被迫以自訴方式走上法庭，但面對邪風腥雨，我從來就沒有妥協過。我的使命和責任就像彩虹一樣橫亘在雨後的天空。「中國記者的責任感、職業良心和使命感不會因為個別記者的違法亂紀行為而消磨。我們會忠於自己的職業理想，為社會正義做出努力。」 揭開山西繁峙礦難黑幕的《中國青年報》首席記者劉暢道出了我們的心聲。
我站在刀尖上，開始一種銳利；我站在風口上，開始一種審視。對待一個包「二奶」的同事，也是如此，以至對方惱羞成怒採取極為惡劣的手段攻擊我，還有他後面那看得見和看不見的黑手。誹謗，像箭一樣刺痛我；誣陷，像毒草一樣糾纏我，連同我那勞作於鄉土的慈善父母。我在這惡魔般的網裡苦苦掙扎了五年之久，經受著苦難的折磨，為自己抗爭。這就是我的那宗全國首宗記者自訴案。它留給我的憂鬱與沉痛，無奈與憤慨，是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的。這則曾被傳得沸沸揚揚的官司消耗了我太多的精力，遭受到如此多的謾罵和誣衊，在中國新聞史上更是史無前例的。
面對邪惡，逃避是最可怕的。
我既是親歷者又是受害者。個人的自尊，記者的名聲，法律的神聖，特別是，那被侮辱和被欺凌的求助無門的陳氏母子，那個有恃無恐、至今逍遙法外的同行鄧世祥，更加堅定我一定要打贏這場新聞官司的決心。我像那些我所採訪過的無數的冤屈者一樣，沒有放棄用法律討個說法——為我自己，更為真正的受害人。忍耐是種怯弱，抱怨絕無出息，想下地獄就可能抱怨太黑暗。這時，我才深切地理解，何建明的作品裡為什麼總是帶著強烈的批判性，為什麼揭露黑暗面的特別多；盧躍剛的作品裡為何總是充滿憂患意識；巴金老人的筆下為何總是直面人生，在調查報告中融入魯迅式的悲憤；新聞前輩范長江為什麼總是稱自己是一名戰士……這些文化戰士，這些新聞戰將，為什麼如此看重新聞記者的人文意識，批判意識和精神意識……
面對社會上的「險風怒號，濁浪排空」，稍有正義感的新聞記者都會有范仲淹的「憂讒畏譏，滿目蕭然」之憂傷感；面對日甚一日職務犯罪的猖獗，記者當然不可能像俠客義士那樣，尋一劍封喉，將那些為非作歹之徒斬於馬下，記者只能舉起手中之筆，義無反顧地用黨和人民所賦予的監督權力對之進行監督和批評。
因為揭開了一些黑幕，因為替弱者說了一些真話，我曾被人稱之為俠客。但我慚愧、汗顏和彷徨……
五年前，當我因為揭露了太多的黑幕而遭受南方有關部門的打擊，當我遭受到在同一條戰線上的同行惡意的傷害和誣衊，當我帶著滿身傷疼被迫流亡京城時，我依然沒有能夠掙脫那由黑白道編織的網。
新聞記者不是在風平浪靜的時候「瞭望」，他們「瞭望和監測」的不是一馬平川，而是激流險灘，更多的是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最具危險性的事件。
以新聞的責任，為老百姓搖旗吶喊，是有危險的，這也就使我在十年新聞之旅中多次歷經了威脅、侮辱、封殺、誣陷、流亡、追殺和非法拘禁，讓我透徹地感受到了末路狂奔的孤獨和凄涼。然而，我沒有停滯不前。作為記者，面對黑暗和醜惡，除了犀利的出擊，我別無選擇。
有人說，反腐反黑是「刀尖上的舞蹈」，實施輿論監督的一線記者們，當他們穿梭於新聞第一現場時，記者的職業就在刀尖上開始了。
去年記者節期間，《北京青年報》在一篇題為《干記者原來挺危險》的調查報道上稱，據京滬穗三地展開的統計結果，58.4％的被訪者認為記者行業屬於高危職業；65.5％認為保險公司有必要推出「記者險」。在當今世界，記者是僅次于軍人和警察的高危職業。是的，也許「記者險」能保證記者的醫藥費，但誰又能保障他們免遭心靈摧殘？
記者挨打受罵早是家常便飯，記者因寫稿而遭受牢獄之災也不是新聞：《山西青年報》記者高勤榮因舉報假水利工程而得罪了當地權要，被羅列了多種罪名而判刑12年；《鄭州晚報》記者殷新生因幫助一被拐賣兒童重返家園，而冤陷圄囹，被中國記協負責人稱之為「這是建國以來最大的、最嚴重的、最典型的打擊迫害記者事件！」；人民日報《大地》月刊社的蔡金海因報道了瑞安山區有「種植罌粟」，而被判入獄中……
從去年冬起，從中央到地方，相關政府部門都採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來維護民工的合法權益，這當然是順應民意的大好事，但是，我不禁要問：為什麼沒有人來關心新聞記者呢？為什麼至今沒有出台專門維護記者合法權益的法律呢？
2 004年初，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第一次在黨的文件中以專門章節的形式確立了輿論監督的重要地位；2004年9月21日，北京市正式發紅頭文件要求各級政府不能對新聞記者說「無可奉告」；最近，國家也正草擬「政務信息公開法」，提出如果媒體記者正常採訪被拒可告官。但這些是否意味著新聞媒體和記者實施輿論監督時就能夠暢通無阻呢？
針對輿論監督的艱難狀況，全國人大代表王維忠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打罵記者，阻撓採訪，是那些腐敗官員最常用的手段，因為他們最怕自己的醜陋和罪惡被暴露，就以愚蠢野蠻的暴力手段對待新聞記者！為此，他更是多次在兩會期間發出這樣的呼籲：中國出台新聞監督法，很有必要！
我奢望著，憧憬著，我的心靈深處被一束神聖的強光照耀著。
世界一片朗然。
石野
2004年金秋於京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