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家躉船公司工作。從辦公桌望出去，能看見一個風化了的大理石坡道。每天我都能看到人們像木偶一般機械地從車窗里探出身來，把車票遞出去打個孔，便等著黃色的停車桿升上去。如果我一腳蹬地，椅子向桌子的反方向溜出去並旋轉180度，我便能看到在坡道和一排楊樹之間流淌著的一條密西西比河分支。
白鷺，棕色泡沫，白色浮標。
我在那裡待滿一年後便擁有了自己的小辦公室和電腦，於是我大部分時間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且無人打擾。我看著白鷺從河裡迅速扯出一條魚來，看著遊客渡船駛向聖保羅。如果我願意的話，我還可以在輸入電子錶數據的時候，順便上網查查資料——比如喜馬拉雅山上因高海拔引起的腦水腫，或者「珍寶箱」店裡近期的促銷產品。雖然我只是個臨時工，但我在馬妮科躉船公司的資歷足夠我擁有一個放午餐盒的隔層以及一個位於休息室的專屬衣鉤，也足夠讓我成為那個專門對付水手們憂慮痛苦的老婆的人。我能讓那些打來電話的妻子們鎮靜下來，這讓每個人都對我刮目相看。我會跟那些妻子說「不要擔心，你丈夫很快就回家了」；會跟她們保證「當他今晚抵達奧擴卡湖岸的時候會給你打電話的」；哪怕我很清楚他要隔天才能抵達那裡，而他在抵達後，會在打電話前先去酒吧里玩玩，但我還是會這麼說。而那些妻子每次都會點名讓我接電話。她們的孩子的年齡、家裡狗的名字和保姆的名字，我都記得一清二楚。
我已經習慣了她們在一天將要終結的時候來電了。直到我在這裡工作第二年的早春——某天下午四點剛過了一分鐘，我的電話鈴聲響起——我以為是某個憂心的妻子。電話一接通，我便聽到了女人聲音中的煩躁，但她依舊努力擠壓每個母音的發音，讓自己聽起來友好一些。「很抱歉在你工作的時候打擾你，」她拘謹地說道，「不知道你現在有沒有時間？」於是我很確定這不是來自某位妻子，而是一個打錯了的電話。在我正要掛電話，打算整理一下連褲襪出去倒今天的最後一杯咖啡的時候，我聽到那邊傳來一陣急促的呼吸聲：「我很抱歉打擾你，」那位女士再次道歉道，然後她說，「請不要掛電話。」
於是，在她說明自己來自漫河之前，在她解釋自己是誰之前，我已經識別出了她獨特的說話方式——她的道歉是一種表達反對的方式。這是地道的漫河行為。於是我沒說話，也沒掛電話，那位女士便繼續說了下去。她說她是通過撥打我之前在德盧斯的工作號碼找到我現在的號碼；她曾去找過我的老房東，是他告訴她這家臨時工中介公司的名字，但讓他們說出這家躉船公司的名字確實費了她不少功夫；她真的一直很努力地在找我；其實她並不想以這種方式干涉我的生活，但她現在不知道該找誰來處理這件事了。「我是代替你母親給你打電話的，」她說道——然後頓了頓，「她已經不再來教堂了。已經好幾個月了。於是我去她家看望她。」
我等著她說下去。
「那個地方……有點破敗。」
我清了清嗓子：「那個木屋？」
「其實，木屋的房頂在去年被一場暴風雨掀掉了。至少她是這麼說的。」
「房頂都沒了？」
「嗯。我估計她是在棚里過的冬。她搬了個火爐在那兒。」
「搬到車棚？那裡的建築材料可用的不是火源絕緣體啊。」
「她用樹葉、衣服和報紙把牆糊住了。」
剛開始我無法想像，但後來我明白了：「好吧。」
「她伐木的時候切掉了一根指頭。估計她現在的視力也不行了。」
「請問您是？」我問道，雖然談不上感覺噁心，但我腦袋裡的那根筋開始突突地跳。
「利茲·倫德格倫。我跟你媽媽一起去『婦女之家』。」
「倫德格倫女士，」我站起身來，開始在電話線允許的範圍內踱著步，咬著嘴唇，越過房間牆壁看向窗外，密西西比河棕色的河水正按照它既定的軌道滾滾流向海灣。
這時我腦子裡缺失的那塊拼圖突然出現：「生命科學課。」
那邊停頓了一下：「是的，很久以前，我曾教過生命科學。」利茲·倫德格倫估計嘴裡咬著什麼東西，當她再次開口說話時，我從她的聲音中聽到了一種肌肉的放鬆。「我在退休前替課來著，在高中。你的記憶沒錯，那是我。聽著琳達，我不是要干涉你們的生活，也不想引起麻煩，但我覺得我應該打個電話，或者說，我覺得她會想讓我打這個電話。」
天堂和地獄同為思維的兩種方式。死亡意味著一切的終結；但對於基督科學家來說，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他們認為一切只有下一個階段——這是我的理解，或許你會有不同的想法。這一點是我在那年夏天領悟到的。一個周三的晚上，就在倫德格倫女士的電話結束之後不久，我去酒吧喝了兩杯伏特加湯力雞尾酒和幾杯溫熱的泡沫啤酒，嗨了一小時後，我去教堂做禮拜。我在大教堂門外的人行道上彳亍了幾分鐘——醉醺醺地，還裝作要去別的地方——直到我最終推開教堂大門走了進去。我儘可能讓自己走直線，坐到離我最近的長椅上，像是又回到了學校一般，頭也不轉地四處瞥著。不論我想在教堂里發現什麼，不論這十幾年來我一直在逃避什麼，那天晚上我都沒有看到。米色至聖所里的味道像是清潔劑，位於長椅間的深色真空管路壓在白色的地毯上，教堂里坐了八個人。那裡的一切都是白色和米色、白色和米黃色、白色和粉紅色——前面是灰泥牆、木長椅和一個簡單的講台。
佈道或者不管它叫什麼吧，開始了。一位面容和藹的老人在講台上傾身朗讀者《聖經》和《聖經要義下的科學與健康》，中間他會停下來拿起一個玻璃杯小啜幾口水。這個玻璃杯將燈光聚合成一個個光斑，又投射到房間各處，像是閃光燈球一般。我肯定是睡過去了，因為之後我只記得坐在我前面兩排的人在用無線話筒講話。那是一位梳著圓髮髻的白髮老婆婆，她那小手握著那個巨大的話筒，像是捧著一個冰淇淋圓筒。她的嘴唇緊緊貼著麥克風，靜電的聲音透過話筒震徹整個屋子。她說她有一個鄰居，之前曾抱怨她的院子，不過後來她試著對那位鄰居友善一些，於是她的牙不再疼了；她的牙痛是一種對非永生的錯誤信仰，是這種信仰讓她掉進了痛感的假象里。但瑪麗·貝克·埃迪曾教導過我們，通過上帝，愛你的鄰居。於是她在鄰居家的車道上留下了許多鬱金香，她的牙痛也因此而消失了。
接下來是一位少年。他穿著鋥亮的皮革鞋子，白襯衣的袖子卷到手肘處。他先是讓我想起了高中辯論隊的男生，不過他前臂結實的肌肉和淡淡的胡楂打破了這一印象，倒像是一個在室外作業的人。他很清楚麥克風應該放在距離自己的嘴唇多遠的位置，停頓的時候，他會平整褲子胯部附近的褶皺。他講了一個很長很曲折的故事，大意是說他沒能好好準備一場進階先修考試，但多虧了我們親愛的創始人，瑪麗·貝克·埃迪，不過他最後還是解釋了他是怎樣順利通過考試的。
然後是長時間的安靜。長椅摩擦地面的聲音像是樹枝發出的，我的頭又開始疼了起來。外面的夜鶯開始鳴囀，我想躺在長椅上，把我的頭貼在冰涼的木頭上。但我沒有。我讓自己坐直身子，以提高自己的注意力。最後一個站起身來接過話筒的人還是一位老婦人。她說她學完今天的課程之後，她從相信自己的丈夫已經離世的感受中解脫出來。她燦爛地笑著，說話的時候用一隻手撫著自己雪白的頭髮。她說她曾以為她的丈夫是物質的，幾個月來她都難以和他的遺物分離，比如他的鞋、他的書、他的肥皂。如今她終於意識到，我們只是生命的映象，於是她把他最後一瓶古風香波倒進廁所。一併倒掉的還有哈羅德的骨灰。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死亡是不存在的。我非常清楚地記得她接下來的這段話是怎麼說的，因為我的手掌開始冒汗了。「哈羅德很好。哈羅德一直很好。其實你怎麼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麼想。瑪麗·貝克·埃迪告訴我們，天堂和地獄是兩種思維方式。我們需要認識到這一事實，並祈禱自己能夠真正意識到，死亡意味著一切終有時，是一種錯誤的信仰。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在非物質的層面里都不會離開。改變的只是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
結束後我正要離開，走到門口時，那位頭髮花白的婦人叫住了我。走近之後，我發現她的眼睛是一種朦朧而閃耀的藍色。她身穿一條米黃色亞麻長裙，無名指上帶著一枚鑽石戒指。「您能否以賓客的身份簽個字？我們很高興您能來。」她不知從哪裡拿來一個夾著傳單的筆記板並遞給我。
「不好意思——」我說道。
我在她身邊走動的時候，能聞到她薄荷味的呼吸，手腕處的丁香香水，以及裙子上的洗滌劑味道。她的味道像是精心秘制的，是一種一生都值得對她報以善意的味道。她至少得有八十歲了，但她的臉上有一種青春，一種讓人嫉妒的無憂無慮。我停下來更為細緻地觀察她，完全忘卻了自己。我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