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德納一家離開之後，夏天也跟著快速溜走了。或者說，並不是溜走的，而是支離破碎了。那算得上是幾年來最熱的一個夏季之一。六月有幾天實在太熱了，於是到了夜裡，我在睡前用湖水把T恤浸濕，然後走到樹林里，把衣服擰乾穿在身上，再穿過漆黑的屋子，爬上我的小梯子。白天，太陽會將部分湖水化成蒸汽氳入空中，下午便會潮濕得讓人做不了任何事。我還記得當時的我會躲在松樹下搖曳的陰影里，邊用冷杉樹枝驅趕蒼蠅，邊在狗狗身上找虱子——圍在我身邊的四隻都癱軟在塵土中——以熬過最難過的時光。我的手指伸入「亞伯」有些粗糙的毛髮中，摸著它的每一根肋骨，感受它每次喘息時的骨頭的震動；它的骨頭分離又聚攏，以吸入更多氧氣；它努力地想要遠離我的手的重量——它對此已不再熟悉。
我還記得某一天晚上，空氣依舊潮濕，我跳到我爸的汽車后座，跟著他去了懷特伍德的警察局。到了那裡之後，他們給我倒了一杯可樂；但可樂流速太快，可樂溢出塑料杯流到了桌子上。幾天之前，一位警官出現在漆樹小徑盡頭，和我爸靠著他黑白相間的車的發動機蓋交談著。現在，我們坐在警局裡，他們遞給我一卷棕色的衛生紙以擦乾溢出來的可樂。他們又遞給我一罐可樂，但我搖了搖頭，嘬了嘬浮在頂層的泡沫。有人打開了風扇，暖風徐徐不斷地吹到我的臉上，吹乾了我的鼻子和眼睛。我心裡好奇著莉莉是否也來過這裡——是不是去年春天，她也坐在這裡喝了杯可樂，控訴著格里爾森先生的罪行？
但我永遠也沒能得到確切的答案。
那個夏天，我在那個狹小的屋子裡待了好幾個小時——坐在一把綠色的塑料躺椅里，回答那些穿著不同制服和套裝的人提出的各種問題。我已經不記得誰、問了什麼、什麼時候問的、按照什麼順序問的；我只記得我喝了好多溫熱的可樂、咬壞了好幾個本該用來盛咖啡的小紙杯。我把咬下來的白色碎片撒滿整個桌子，像極了結了塊的雪，最後我跟他們要來一把坐墊摺疊椅——它一直放在前排桌子的後面。後來來了一位容易生氣的女士來給我輔導——可能是地方檢察官的助理——告訴我坐著的時候腳踝要交叉，雙手相疊；如果我的記憶正確的話，她還告訴我要稱法官為「女士」，稱辯護律師為「先生」；這項輔導一直持續到七月下旬。「現在，不要讓他唬住你，」她對我說道，「不要像現在這樣咬手指，不要向下看，不要讓別人影響你。你就想著自己是浮動或者類似的東西，比如一條魚？你喜歡釣魚，是吧？但不要把自己當作一條死魚，我的意思可不是你得像一條死魚那麼漂著。我是說你得游起來，明白嗎？把這種印象深深地種在你的腦子裡，你要記著，在這個庭審上，你不是一個人。」
其實我並沒被嚇到。我也沒必要把自己想像成一條在洋流中漂流的玻璃梭魚，等著我的魚鉤把我鉤上去。我其實是渴望它的。
八月到了。日里的霧越發厚重，空氣中揚起的灰塵瀰漫著一種香味——那不是霧。北邊幾片湖以外的森林起了大火，雖然最嚴重的火災距離我們至少五十英里，但空氣中滿滿的都是燃燒的味道。人們一直在感嘆著「死裡逃生」。夏末，天氣依舊炎熱，但所有落葉的樹——山楊和樺樹——它們的葉子已經開始變皺變黃。懷特伍德的區法院大樓里，粉色的天竺葵坐在窗台上的花盆箱里，長長的肢身懸在窗邊；步行通道兩邊的草也已枯黃了，但大理石階梯下的方形草皮仍是翠綠色的，像是一塊小巧而昂貴的地毯。高溫已經持續好幾周了，讓人鬱悶難耐，而今夏季漸漸遠去，九月觸手可及，鵝也開始南遷了，每個人都在談論著這樣的季節是多麼完美、我們能擁有這樣的天氣是多麼幸運、住在北邊的森林裡是多麼幸福，因為這裡是上帝的故鄉。
我和我媽走上大理石階梯，要邁入法院大樓的時候，聽到有人說：「這天兒多美啊！」
有人回應道：「溫度也很宜人啊！」雖然那天的氣溫幾近32攝氏度。
走到屋裡，同樣的對話不停地圍繞在我耳畔。我看到檢察官助手在和一位男士說話，後者正費勁將他其中一個袖子一點一點一點挽起，她則用一根手指沾了沾杯里的水抹在嘴唇上。我看到他們穿著二手衣服打量著我——審視著我，又裝作漫不經心。當我回望他們時，他們將審視的目光變成假意的微笑，低頭看向自己的手錶，並蹺起了二郎腿。我和我媽坐在走廊長凳上，她緊緊貼在我身邊，一邊出汗一邊用一隻手無力地為自己扇風。我爸不來了，他說他怕風向轉變把大火引來。其實我希望他能給出其他的理由，這比我質疑他的說法或者讓他再重新想個理由能更讓我滿足一些。有人推開了法院大樓後面的窗戶，一陣微風細細淌入，但這還沒完——我媽把她潮濕的手放到了我的胳膊上。
「哦天啊，哦上帝啊。」她念叨著。於是我跟隨她的目光看向別處。
利奧和帕特拉排隊走了進來。走過我身邊的時候，我發現帕特拉的頭髮長長了，不似之前那般在耳邊彎曲著，而是像抹著凝膠一般重重地懸在穿著毛衣的肩膀上。她穿了一件淡藍色的羊毛開襟，已經出汗了——站到證人席上之前，腋窩處已經印上了深藍色月牙狀的汗漬。
我希望她能看我一眼，對我嘆口氣；或者隔著悶熱的法庭沖我揮揮手、打個招呼或者點個頭；如果這些她都做不到，我以為我能理解她對我的視若無睹。我從我的位置看向她，想要找尋她看向我的一絲跡象。但每次我看向她，她的眼睛都落在別處。她在利奧耳邊輕語著什麼，或者檢查她手腕上的手鏈；她啜了一口面前桌子上的水，一隻膝蓋在黑色絲綢裙子下不安地抖動著，但表情還是像從前那樣鎮靜。
在證人席上的她大部分時間是看向地面的，雙手交疊放在腿上。她的律師問起她的童年時，她挺直背部，以大段的話論述著，檢察官問她的問題如此擊中要害——雖然語氣很溫和——而她也溫和地回應著，看起來像是在談天氣似的，但言語中有夾雜著一絲後悔，或許還有一絲謙卑，這是在場所有人都沒有的情緒。我從我的審前準備中得知，地方檢察官希望陪審團會因為她的漫不經心、她的年輕和她的教授丈夫對她不滿，而他利用這些暗示陪審團，帕特拉恃才傲物、品質惡劣到了極點。比如帕特拉在摺紙巾擦鼻子的時候，他沖帕特拉說道：「大點聲說！」而她的回應——其中或許夾雜著恐懼，也可能有些蔑視——「我什麼也沒說啊」。
庭審就以這樣的風格繼續著——地方檢察官要求她做出進一步解釋或大點聲說，帕特拉則用帶著氣音的細弱的聲音重複著。她一次都沒提過我的名字，或者保羅的。她稱呼我為「保姆」，稱呼保羅為「我深愛的兒子」。我聽著她喁喁細語著自己溫和的回答，想像著她做教師的樣子，用她靈巧的紅色鋼筆一字一字地做著批改。她口中所有的修正都在我的腦海中以文字的形式出現：「我兒子，我很愛他。他告訴我他感覺身體好多了。我們都鬆了口氣，太開心了。我們不能開心的程度已經到頂點了。」她說話的過程中，腰挺得越來越直，看起來脖子更長了。不一會兒，她胳膊下邊的藍色布料就被汗浸濕了。
「我想要努力理解您，加德納女士，真的。」檢察官把手置於胸前，把領帶往上緊了緊。「你剛剛說的是，你沒看出來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還是說你沒有送你的兒子去就醫？這兩項必有一真。請您解釋得清楚一些。」
我看到帕特拉咽了口口水：「他——有接受過治療。」
「明白了，好的。昨天你丈夫解釋過了。我們在場所有人都是基督的信徒，但我們不會把任何人的宗教信仰拿到庭審上。不過還是得請你解釋一下，在德盧斯那天早上，也就是6月20日早上，你有沒有告訴你丈夫，你帶著保羅去商場買——買什麼來著——野餐用品，而實際上你打了個電話給幾個月前你聯繫過的小兒科醫師——？」
她迅速地瞥了利奧幾眼：「沒人接電話。」
「但你知道情況有些不妙是吧？你當時了解到這一點了。」
又一次吞咽動作，她的喉嚨上下滑動：「但從未確診過。」
「為什麼？」
「人們總是去看醫生。」這是我今天第一次聽到她的聲音里有了懇求的情緒。我能聽出來她又多希望能說服他相信她的話，或者至少讓他對她溫柔一些。她把她白皙的雙手放在面前的扶手上：「人們不總是這樣嗎，去看醫生，但從來不會好轉。」
「不好意思，加德納女士，你偷換了概念。請不要讓我再三提醒你，你只需要回答問題本身就可以了。我們已經得知，胰島素和營養液在他心臟病發前可以為他爭取兩個小時的時間。兩個小時啊。治療是那麼簡單——」
「我是他媽媽——」帕特拉打斷道。
「你曾經是他的媽媽。」地方檢察官再次打斷她。
她的臉色瞬間變了，淚水再次不斷湧出。她所有的面部肌肉都繃緊——然後又鬆掉了。之後，她安靜地等著下一個問題，一雙眼睛獃滯得像兩個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