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她的證詞，帕特拉在密爾沃基外的郊區長大。她家共有五個孩子，她比其他孩子幾乎小了一輪，因此她從小身邊圍繞的都是成年人。她的父親是個工程師，母親之前一直在家照顧她的兄姐，懷了帕特拉之後，她母親回到學校攻讀城市社會學博士。幼小的帕特拉會出現在大學課堂里或者沃基肖的少管所里——陪著她媽媽做助教或者做田野調查。帕特拉上高中的時候，母親成為大學終身教授了，她兄姐的孩子都有十幾歲了，而她的父親也在那段時間死於大腸癌。帕特拉提前一年結束高中課程，考入芝加哥大學；第三年，她認識了里奧納德·加德納博士。她畢業的那周，他們結婚了。他購置的新房位於奧克帕克，是典型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殖民地建築風格，有一片小菜園、幾隻貓、一架鞦韆和一個露台。
保羅出生之後，帕特拉會帶他參加嬰兒音樂早教班；等他開始學走路時，她又帶他參加體育早教班。保羅三歲的時候，帕特拉把他送到了鎮上首屈一指的幼兒園——蒙特梭利早教中心。她每天都會開車把他送到幼兒園——這一點是經過證人帕特拉的證實的——雖然她不喜歡開車，雖然她更傾向於把保羅留在家裡陪她多待一會兒。在地方檢察官的逼問下，帕特拉也承認，二月的某一天，保羅的老師向她表達了對孩子健康的擔憂；於是帕特拉偷偷帶著孩子去見了她母親的朋友——一位兒科內分泌學專家。檢察官拿出一份文件，當庭指出醫生為孩子預約了檢查，但帕特拉並未帶孩子前往。帕特拉解釋稱保羅在會面之後狀態好了很多，因此她檢討了自己無謂的擔憂——以及她帶孩子去看醫生的決定——她認為這是對成長中的孩子的自然波動的過分擔憂。利奧計畫三月的時候去新建的夏日小屋裡待一段時間，而她同意了。「給自己一些心靈空間，」她說，「換換風景。」她也承認，這時的她已經慢慢開始喪失理智了。
我還從庭審中得知，我在漫河拿到泰勒諾那天，在我從鎮上往返的途中，利奧認定再次「換換風景」是最明智的選擇。他為已經失去知覺的保羅穿好褲子，把他的腳塞進鞋裡，給他梳好了頭髮，還往他的背包里放進拼圖和火車模型、濕巾和動物餅乾，以及他在德盧斯買的小鳥塗色書。到了下午，我拿著一瓶葯回來，他們已經從廚房向門外走了。帕特拉率先出門並徑直走過我——她的臉色發白，一臉緊張——然後利奧過來了。保羅趴在利奧的懷裡，利奧橫跨著穿過廚房，像是抱著一大捆木頭，或是一個小小新娘。利奧布滿紅血絲的眼睛看了我一眼，便轉移到其他東西上——桌子、前門——我搬開一把椅子方便他走，他說「謝謝了，琳達」。保羅一條白皙的胳膊吊在他身後，像是一截了無生氣的繩子。
後來他們問我：「他們有沒有告訴你他們要去哪裡？」
他們什麼也沒說。
他們有沒有告訴你，他們的車程長達兩個半小時，中間會到布雷納德市以及聖克勞德市的私人住所稍作停留——
沒說——
那晚7點30分左右，受害人由於腦水腫併發症死亡，在此之前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找過醫生嗎？
利奧只是讓我幫他們鎖門。
我最後見到帕特拉時候，她正蹲在車道上，上身伏在膝蓋上，雙手捂著臉，掌根位於嘴部，看起來像是一大片麵包。她踩著軟皮平底鞋，牛仔褲沒系扣子。等她直起身來，她的整張臉都是濕的，目光失去焦點，嘴巴張開的大小已經超過呼吸的需要了。然後她關上車門，不發一語。
他們離開後，我在車道上獃獃地站了很久，手裡依舊拿著那瓶藥片。過了一會兒，我轉身進屋，把它放到桌子上。進屋時，我並沒有把鞋脫到門口處，於是地板上出現了一串小半月形的灰色腳印。我走回墊腳墊上，解開棒球鞋鞋帶，用掃把掃凈灰塵，還用襪子把廚房和大廳的地板擦了一遍。
保羅的卧室外飄著一股腥甜的味道。我屏住呼吸在那裡站了一會兒，然後我走進去，拿起梳妝台上的那碟保羅並未吃過的鬆餅，緊緊握著他那杯滿杯的牛奶——看起來如此黏稠——並把它們拿回了廚房。我走到室外的前廊上，從「木衛二」的牆上竊取了幾個松果和條狀樹皮，用胳膊環著走回屋裡，對著梳妝台的方向在保羅屋裡的小地毯上擺成一個半圓。屋子裡的味道變得好了一些，聞起來像是樹木的汁液。然後我推開了窗戶，讓屋裡的空氣流通起來。已經有人把床鋪卷了起來。我把糖果樂園紙板疊了起來，放回到它的盒子里；又打開保羅的守車夜燈——即便傍晚的陽光以一個精妙的角度穿過樹林，以一種不規則的四邊形形狀投射到地板上，屋裡並不黑。我坐在他的兒童床上，躺下。當把自己的皮膚緊貼在褥子潮濕的地方。我盯著四邊形的陽光漸漸向里彎曲、變小，變成舞台的形狀，緩緩地移到牆上。我那雙穿著襪子的腳懸在床邊晃著。
你還以為他們會回來嗎？
屋子開始變得陰暗。我能聽到嘀嗒嘀嗒的時鐘、嘎吱嘎吱的水槽和嗡嗡的冰箱。潛鳥鳴了兩次，將夜晚解構，只留下必要的存在。它說，此即是此，彼即是彼。一陣微風晃動窗帘。我並未注意到梯形燈光的消失，我甚至沒注意到天已經黑了——直到我聽到車道處傳來一陣清嗓子的粗啞聲音。
我站起身來。借著保羅小夜燈的紅色光亮，我看到一個男人的輪廓。我第一反應便是，利奧回來了。我以為那是利奧，一種恐懼或解脫——或兩種感覺交織在一起——滲透我身體的每個細胞。
不過那不是利奧。
而是我爸。「你媽讓我來的，」他說道，「我需要敲門嗎？」
他肯定在我睡著的時候推開未鎖上的門，將這個空空的屋子偵察了個遍。我睡著了嗎？他看著坐在保羅床上的我，像是一個青春期的金髮姑娘，穿著下垂的襪子和被汗浸透了的T恤，一臉的愧疚和混亂。
「瑪德琳？」他試探地問道。
我想像著當時我爸眼中的一切——角落裡的紅色夜燈、環繞梳妝櫃擺放著的松果、安置在頭頂架子上的兔子和小熊玩偶——以及躺在床里的我。這場景就像是我在樹林里搭建了一個精緻的城堡之類的——好像這一切都是我創造的，而他走進來，找到正在玩布娃娃的我——或者說是假裝在玩布娃娃。有一瞬間，我感覺自己像是孩子群里那個最小的。我迅速溜到床邊，腳板著地。
「本來我是不該進來的，」他道歉道，「但我看到門邊放著你的棒球鞋——」
他穿著一件我之前穿過的襯衣，柔軟的灰色法蘭絨布料緊緊地貼著他的胸部；但去年春天我穿著它上學的時候，它是那樣肥大地掛在我的肩膀上。頭髮與平時一樣，灰色的馬尾辮穿過雙城隊棒球帽的帽孔。他眨著眼睛，以適應這屋裡的燈光。
「還好嗎？」
我以為對於這一問題，只有一種回答能讓我控制住自己奔向他，把臉靠在他的胸前。但我可能想錯了。
「是的。」
「你朋友的家人呢？他們？」
我能看出來說這些話費了他多少精力。他並不問太多問題——他一貫如此，這讓他顯得十分善良——而且是所有善良的品質中最善良的那種。但這不是我一直都知道的嗎？他不是也告訴過我這一點嗎？
「他們離開了。我現在正要回家呢。」
哪怕這言辭假得如此明顯，他也沒有反駁我，只說了一句「好吧」。他寬大的手掌再次覆上他的嘴巴，把他想說的一切都揉搓掉了。然後他轉身出門，我跟在他身後。
在那之後他只又活了十年。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里，他中風兩次，臉因此變得虛浮而臃腫。他最終幾乎變成了一個胖子，而這變化似乎發生在一夜之間——雖然幾年來他一定沒少長肉，畢竟他走路的次數越來越少，開車的次數越來越多，划船的距離也絕不會超過湖的寬度。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我回了一次家，幫我媽給房子安裝禦寒設備。那次我看到有人在前排的一棵松樹上掛了一個野鳥餵食器。我爸會靜靜地望著鳥兒來了又走了，就這樣看一整天。我還記得一天夕陽西下，天空呈迷人的藍紫色，我陪他在屋裡坐著，看著窗外的鳥兒在雪中扎堆抱團。某一刻，我舉起手指著某處說道：「看，一隻五子雀！」但馬上我便意識到我錯了——那是一隻跳到樹枝上拉屎的朱雀。我知道他也知道，但即便如此，他還是點了點頭。
我爸就是這樣的人。
而我媽是什麼樣的人呢？還是那年冬天，我站在窗邊一個凳子上，上面摞著幾床被子。屋外的鳥兒們正為了種子打得不可開交——我爸在他的椅子里睡著了——我媽就在一旁不停地說著我爸年輕時候的樣子。「他像我的跟屁蟲一樣，」她絮叨著，完全不覺得自己需要放低聲音，「他並不知道自己是想上學，還是聽他爸的話去工作還是去捕魚。當時的他毫無頭緒。於是他哪裡也不去，就在家裡轉圈圈。但我知道他應該做什麼。」
她把手肘放在廚房桌子上未縫完的被子上，翻開那摞書最頂上的那本。那個冬天的她比往常更為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