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畢業後的三年里，我一直在大急流城的伊塔斯加社區學院里修讀課程，課餘時間在一家叫作「鬧」的比薩酒吧里打工，店裡有棕色的塑料餐桌，桌子上擺著酒瓶形狀的花瓶，裡面塞滿了塑料康乃馨。這項工作唯一的要求就是即使在冬天也要穿黑色短褲，並且要時刻保證沙拉台總是有充足的生菜段和削過皮的胡蘿蔔。那段時間，我攢錢交了一台雪佛蘭科西嘉的首付，尾款付齊後，我便搬到德盧斯生活了幾年，主業從事銷售工作，兼職做家政。休假的時候，有時我會沿著河邊漫步，等著升降橋升起，等著運礦船和帆船一個個駛離港口。我不會和遊客一起站在長滿草的小土墩上，而是選擇走過大橋，坐在堅硬的灣口沙地上。搬到德盧斯的第四年春天，我父親去世了。我們在漫河舉辦了喪禮。喪禮之後，我把我的科西嘉撞入樹林，只得變賣了車的零件，在雙城裡找了一份臨時秘書的工作。他們把我安排到馬妮科躉船公司，專門負責接那些託運廢棄鋼材和玉米的男人們的電話；他們來自密西西比河下游，聲音又粗又啞。我的工作就是安排他們的日程，告知其出差的預定抵達和離開的時間，有時候還要接他們妻子的電話，幫他們找些不回家的借口。我會和其他員工一起在休息室里吃盒飯，下班後，我會走到位於市中心的鹽撒大街上的公交車站。透過公交車掛著劃痕的窗戶，我看到燈光下的雪呈巨大的球狀紛紛下落，墜入河裡。
維修機械師住在一座曾輝煌一時的維多利亞式建築的地下室。學生們都住在塔樓里。路邊水溝里的光禿禿的楊樹幼苗冒出了新芽。當他推開搖搖欲墜的後窗時，我會沖羅姆喊道：「嘿，在這兒呢。」他還穿著他的工裝上衣和掛著機油的藍色工裝褲，他的藍色眼睛會因室外冰冷的空氣而氤氳。我會舉起冷透了的比薩和六罐裝的啤酒。
「嘿，」他會這樣回應道，「噢，真的，那是一塊墓碑吧？算了吧，你不該買的。」
如果他並沒被此番舉動打動，那麼在微波爐加熱比薩的三十分鐘內，他會喝掉三罐啤酒。但我不會讓他拿我的啤酒，每次他要多拿一罐，我都會把他的手打掉，並且會說：「一人一半很公平。」於是有天晚上，羅姆走進卧室，手裡拿著一瓶還剩五分之一的威士忌。他一邊對著瓶子大口大口地喝著，一邊用干小麥、薄荷和黃瓜快速做一盤標準沙拉。比薩加熱的時候，他會給我倒一杯牛奶喝，給我吃幾口沙拉、一瓣橘子，然後才允許我嘬一小口他的酒。
「一人一半很公平。」他會如此嘲弄我道。
加熱後的比薩上的芝士燙著我們的上顎。當我伸手拿威士忌酒瓶，打算再喝一大口時，他把瓶子放到我拿不到的地方：「吃你的沙拉。」
那是我搬到雙城的第一個冬天，羅姆格外喜歡維他命片。他覺得我吃得太差，有一段沒有釋懷的過去，並且應該去看看牙醫。他希望我倆能一起在餐桌上吃飯，因此他在桌子上擺上盤子，並把餐巾對摺放好。他迫切地想要養一隻寵物——一隻拉布拉多黃金獵犬——因為他覺得一隻狗能幫我養成更規律的生物鐘，讓我加強鍛煉，也能讓我搬來跟他一起住；我們周末可以去德魯斯，蘇必列爾湖的北岸度假，搞個什麼該死的篝火晚會。我不知道那都是什麼玩意兒。當我對所有這些建議報以不屑的白眼時，他說：「如果你哪裡都不去，小偵察女兵，那你就閉嘴。行嗎？就閉嘴。」
「我什麼也沒說。」我抗議道。
「你也不用說。」
吃過晚飯後，有時我們會戴上連指手套，戴上帽子，向著國會大廈的方向，走到幾個街區外的電影院看電影。兩個座位，兩杯可樂，一桶爆米花，我們AA制。羅姆選的電影總是特別吵，全是警察沖著車群開槍的場景；儘管身處血脈僨張的黑暗中，我依舊覺得很寧靜。電影越吵，我睡著的速度越快——頭倚著座椅靠背，腳怔怔地踩在地板上。我一點也不介意錯過車戰、爆破的場景。睡著的時候有些重要的事——有些與槍有關的事——發生在我周遭，反而給我一種安定的感覺。
後來，羅姆會給我出題，以查驗我是否睡著了。一次我們向電影院外走著，他問我：「有個傢伙的臉後來變成魚了，你看見了嗎？」
雖然我經常是沒看見的，但我會說：「簡直太驚人了！」
我搬到雙城差不多八個月後，一年的假期幾乎要過完了，我用紅色麋鹿圖樣的紙包裝好我的小禮物，用一根細長的綠色緞帶打了個蝴蝶結，並帶著它在平安夜那晚出現在羅姆的公寓門口。他打開禮物的時候正盤腿坐在亂糟糟的床上，光著兩隻腳，腳指甲呈黃色；但他穿著一條嶄新的牛仔褲和一件按扣黑色襯衣，下擺自然地垂在褲子外面。我看著他用牙把綠色緞帶撕咬開，然後從禮物盒裡拿出一個狗狗項圈和一根皮革狗鏈。他費了好大勁兒才解開皮帶，但他臉上始終蕩漾著欣喜若狂的神色。一個成熟男人的臉上還能出現這樣的表情讓我感覺有些怪異，因此我用一種看待孩子的眼光來看當時的他：沒有胡楂、不設心防。接著，他的天真便消失了——我扭動著脫下牛仔褲，解開我的內衣，全裸著出現在他眼前——他曖昧地看著我。我把皮革項圈拿過來套在我的脖子上，那一瞬間他看起來很失望、很沮喪——好像我做了什麼真的傷害了他的事——但接著，我像小狗一樣嗅著他的胯下，把皮帶遞給他——那晚十分美妙。
「壞女人。」他對我說道。
我把皮帶扔到一旁。我才不會讓他指揮我前進的方向。
「坐下，」他警告道，眼睛閃閃發亮，「老實待著。」
他給我的禮物是一把瑞士軍刀。「笨蛋的自我保護工具。」他解釋道，臉上帶著一絲緊張。我向前探了探身子，聽到他的舌釘碰撞到他牙齒的聲音。那時，我們已經穿好衣服，躺在他的床上，啜飲著用從紙箱里拿出來的雞蛋做成的蛋酒。他一直靜默著，等到我說完「好棒的禮物，謝謝」之後，便開始給我展示這把小刀所能做到的事，包括給橙子削皮、給魚刮鱗。我沒告訴他我的錢包里有一把一模一樣的小刀，雖然那把刀傷痕纍纍；我也沒有告訴他我已經知道用指甲撥弄哪個金屬縫隙才能讓剝皮鉗或是三英寸長的刀片蹦出來。我們之間存在著太多別的東西。那個禮物，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又是一個完全錯誤的選擇。
還是那個冬天，聖誕節過後，我在信箱里發現一個淺紅色的信封。那天傍晚，天已經很暗了，我和安打算整理賬單，這時她從所有信件中舉起一個貼著聖誕老人郵票的信封，寄件人地址位於佛羅里達。「這是你家人寄來的嗎？」她問道。我從她手裡接過這個信封。她拔過的淡色眉毛彎彎地懸在她的眼鏡框之上，看起來很期待我的回答的樣子。其實，我從未有過正式的假日計畫，從不告訴她我的信息——包括哪怕是我的家鄉在哪兒這種小事——這讓安很苦惱，而這種苦惱也打破了她加拿大式友好的嚴格標準。
我把信封舉在胸前晃動著，猶豫了很久，才開口說道：「是的。」
我站起身來，拿著信封去了小廚房。信封里是一張有麋鹿圖案的賀卡，上面還有「吼吼吼」的黑色草書字樣。我打開卡片，一張照片掉了出來——裡面是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胳膊上掛著一隻小狗。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人多少有些令人害怕，但也並不是很驚悚。那只是一個躺在躺椅里的男人，一個和自己的獵狗待在一起的男人——這個男人的頭頂上方還浮著一片巴掌大的樹蔭。
我能感受到房間那頭的安的視線。
「你家人住在佛羅里達的哪個城市呀？」她問道。
我不能看著她的眼睛回答這個問題。我無法忍受談起漫河。於是我走向門口：「我想吃點東西。你需要我從便利商店幫你帶瓶零度可樂嗎？」她每次都會說需要。我迅速披上外套，把照片和賀卡塞進口袋裡，打開門，乘坐電梯向下降四層樓，沉默地接受著看不到的機器發出的各種戰戰兢兢、磕磕巴巴的聲音。到達一樓時，電梯彈了一下，並發出叮噹的聲音。我為什麼要告訴安我已經八個多月沒和我媽聯繫了？我為什麼要告訴她這個？公寓外，車輛在結冰的道路上慢悠悠挪動著，空氣中凝結著雪和疲憊。寒冷使得我面頰上的皮膚迅速發緊，並讓我鎮靜下來。沒過一會兒，我便從旋轉門轉回溫暖的大樓門廳里，信箱上方的燈正大亮著。
「親愛的瑪蒂」，格里爾森先生在賀卡中如是寫道。
他的草書像圈圈一樣一環扣一環。
「感謝你幾個月前的來信」，他那潦草的字越靠右越向下歪。他接著寫道：
這太不可思議了，一封真正的老式手寫信件。本來我是想要立刻回信的，但過了一段時間，似乎還是不要回信比較好。但聖誕節可真是一個好契機。你的來信真的是個很棒的驚喜，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我從未想過會收到這樣一封信吧。我很擔心收到老教師的信只會是件讓人失望的事。我還記得幾年之前，我衝進一位教授的辦公室，但我們只是尷尬地站著，相對無言，所以我猜他並不像他口中說的那樣記得我，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