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不是說我從未想起過保羅。有些清晨，在我半夢半醒之際，他會到夢裡來看我，雖然我幾乎記不起他說了什麼，我對他做了或沒做什麼。但我記得，在我的夢中，這孩子倏地撲到我腿上，撲通一聲。我知道是他——因為他對我毫無興趣，連一絲遲疑都沒有。我們就像平常那樣，傍晚時分坐在自然館裡，他的身體不自覺地靠向我——並非出於愛或尊敬，只是因為他心智尚未完全開啟，不知道該如何控制自己的身體。他四歲了，正在拼貓頭鷹拼圖，這時不要跟他說話。我也不會打擾他。窗外雪花一般的楊樹絨毛緩緩飄落，如空氣般靜謐而輕盈。日光變換，拼成貓頭鷹的拼圖又零落成碎片。我戳了戳保羅讓他起身——該走了，時間到了。前一刻他還靠在我的懷裡打呵欠，下一秒他就嗚咽著抗議，想要多待一會。我說不出話來。因為你知道，那種感覺很奇妙，有個人有些不講理地想要獨佔你，這種感覺好得不可思議，但同時也讓人悲傷。
在保羅之前，我只見證過一個人的死亡。那是我八年級的歷史老師，阿德勒先生。他總是穿著棕色燈芯絨西裝，白色棒球鞋。雖然他的課是美國歷史，但他更喜歡講沙皇。有一次，他向我們展示最後一任沙皇的照片，現在那幅照片就是我對他的印象——蓄著海盜黑鬍子，肩上掛著流蘇——不過其實阿德勒先生的臉上並無鬍鬚，並且行動遲緩。我記得當時我還在上英語課，他教的四年級學生衝進來說阿德勒先生暈倒了。我們一大群人匆忙穿過走廊，發現他面朝下躺在地上，雙目緊閉，發烏的嘴唇貼在地毯上，用力地喘著粗氣。「他有癲癇症嗎？」有人問道。「他身上帶著葯嗎？」我們都給出了否定的答案。這群「多才多藝」的童子軍 一邊爭論著心肺復甦術的正確做法，一邊情緒激動地對他的癥狀竊竊私語。我逼著自己走到他身邊去，蹲下身來，握住他乾癟的手。那時候還是十一月上旬。他的口水浸濕了地毯，呼吸的間隔越來越長。我記得當時從遠處飄來燒焦的氣味，有人正在焚燒裝在塑料袋裡的垃圾，大概是守門人想在第一場大雪之前把落葉和南瓜皮處理乾淨。
終於，醫護人員趕來將阿德勒先生的身體抬上擔架，童子軍就像小狗一樣跟在後面，期待醫護人員下達任務。醫護人員表示希望有人能開一下門，手裡的擔架太沉騰不出手來。走廊里，女孩子們抽泣著挨在一起；幾位老師用手按著胸口，並不知道接下來該說什麼或做什麼。
「被嚇到了嗎？」一位醫護人員問道。他留下來給頭暈眼花的學生們分發蘇打餅乾。我聳了聳肩。當時我肯定哼唧得很大聲。他給了我一紙杯橙子味的佳得樂，對我說：「現在慢慢喝下它，小口小口地喝。」那語氣聽起來好像我才是那個需要救助的人,而根治所有生物體的疾病都是他的責任似的。
那時候我們被稱為「玻璃梭鱸之都」，10號公路上還專門為此設有特殊的指向路標，路邊飯店的牆上還有一幅壁畫，上面畫著三條留著莫西干髮型的魚，它們揮著魚鰭打招呼——眉飛色舞，咧嘴大笑，甚至能看到全部牙齒和牙齦。不過一到十一月，湖面結冰，就幾乎沒人會從外地跑來看它們。那時我們那裡還沒什麼觀光景點，只有一家髒兮兮的汽車旅館。商業區蕭條得很：一家餐廳，一家五金店，一家魚餌漁具店，一家銀行，便是所有了。那時候，漫河上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大概就是老木材廠了，但那也多半是因為它一半都被燒毀了，燒焦的黑色木板就那樣矗立在河岸上。幾乎一切都是官方運營，醫院、車管局、漢堡王和警察局都位於二十多英里開外的懷特伍德。
那天，懷特伍德的醫護人員帶走阿德勒先生，救護車在駛離學校停車場時發出特有的鳴笛聲。我們都站在窗邊望著，沒有什麼能轉移我們的視線，哪怕是戴著象徵榮譽的黃色帽子的冰球球員，或是劉海起了靜電的啦啦隊隊長。之後便下起了大雪。救護車要拐過街角時，前燈的亮光穿透疾風飛雪，射入街對面的我們的眼中。「不是應該鳴笛行駛嗎？」有人問道，我掂量著杯中最後一口佳得樂，心想人可以愚蠢到什麼地步？
接替阿德勒先生工作的是格里爾森先生，他是聖誕節前一個月來到我們學校的，穿著一件鑲著珍珠紐扣的珍珠白T恤，一隻耳朵上戴著誇張的金色耳環，皮膚黑得不像話。後來我們才知道，他之前是加利福尼亞海邊一所私人女子學校的老師。沒人知道是什麼讓他選擇在仲冬時節大老遠來到明尼蘇達州北部。不過，他在教課一周之後，便將阿德勒先生掛在牆上的俄羅斯帝國地圖拿了下來，換上了超大字體的美國憲法。他宣稱自己在大學雙修了戲劇專業，這就難怪他能在學生面前展開雙臂，情緒激昂地將《獨立宣言》一字不落地背誦下來了。不論是那些論述生命權、自由權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令人激昂向上的段落，還是那些反抗殘暴殖民的讓人刺痛蜷縮的句子，他都倒背如流。我能看出他有多希望自己受到學生喜愛。講到「以我們神聖的榮譽相互宣誓」的部分，格里爾森先生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呢？」
冰球運動員們正枕著胳膊安然地睡著，連那些一向積極的好學生也只是無動於衷地按著自動鉛筆，筆芯伸出一大截刺入空氣中，像極了醫院的注射器針頭。他們舉著筆隔著過道相互打鬥，輕聲喊著「警戒」，語氣充滿了不屑。
格里爾森先生坐到阿德勒先生的桌子上，由於大段的背誦，他有些喘不上氣。然後我突然意識到，他是上了年紀的人——就是這麼奇怪，那一瞬間，好像一道亮得看不見的光穿過他的身體一般。我能看到他臉上的汗；他那灰色的胡楂下面，脈搏正劇烈地跳動著。「注意這裡，夥計們。天賦人權是什麼意思？積極一點，你們知道答案的。」
我看到他將目光投向有著一頭烏黑亮麗秀髮的莉莉·赫爾邦。儘管天氣寒冷，她還是只穿了一件輕薄的深紅色毛衣。他似乎以為她的美能夠拯救他，以為她是善良的，因為她比我們任何人都可愛。莉莉有一雙棕色的大眼睛，沒有鉛筆，有讀寫困難症以及一個男朋友。在格里爾森的注視下，她的臉慢慢紅了起來。
她眨了眨眼。他向她點點頭，暗暗向她保證，不論她說什麼，他都會同意。她像小鹿一樣輕輕舔了舔嘴唇。
我鬼使神差地舉起了手。這倒不是因為我對她或者他感到抱歉，只是那一瞬間，氣氛過於緊張，讓我忍無可忍。「這句話的意思是，有些東西不需要證明，」我給出自己的答案，「有些東西就是這麼真實，沒有什麼能改變它們。」
「是的！」他說，語氣充滿感激，我知道並不是特意對我，而是一種撞了狗屎運的慶幸。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卻並不知道那是我給的。莉莉沒說一句話就能讓人歡欣鼓舞。她的臉上有對酒窩，毛衣下若隱若現的乳頭彷彿是上帝做的記號。而我胸部平平，堪比樓梯扶手，人們總是對此說三道四。
那年的冬天轟然而至，好像它是不遠萬里走到這裡，累得突然跪倒，便再也起不來了。十二月中旬，暴雪臨城，厚厚的雪把體育場屋頂壓得變形了，學校因此停課一周，冰球運動員們便撒丫子去冰釣，童子軍在結了冰的池塘上玩冰球。然後，聖誕節如期而至，主幹道上上下下掛滿了彩燈，路德教堂與天主教堂的基督誕生像遙遙相對——一位溫順地抱著彩繪沙袋站立著，另一個則是用冰雕刻出的嬰兒耶穌。新年帶來了另一場暴風雪。進入一月，學校正式開學之前，格里爾森先生把潔白的襯衫換下，穿上了毫無特點的毛衣，耳朵上除了戴著環形耳環，還戴了耳釘。一定有人教他使用答題卡儀器，因為在講了一周的劉易斯和克拉克遠征 之後，他組織了入職以來的第一次測驗。我們匍匐在桌子上對著小圓圈塗塗畫畫，他則順著過道來來回回地走，手裡的圓珠筆發出嗒嗒的聲音。
第二天，格里爾森先生讓我在課後留一下。他在桌子後面坐下，用手摸著乾裂的嘴唇，有皮屑零星從指間掉落。「你的考試成績不太理想。」他對我說。
他等著我的解釋，我略帶防備地聳了聳肩。在我開口說話之前，他補充道：「好吧，我很抱歉。」他摩挲著耳環上的耳釘——那耳釘很精緻，但佩戴複雜。「關於授課內容，我還在摸索當中。我來之前你們學的是什麼？」
「俄羅斯。」
「哈，」一絲輕蔑從他臉上一閃而過，緊接著他不無高興地說，「冷戰殘餘還在窮鄉僻壤徘徊著呢。」
我決定守護阿德勒先生：「我們學的不是蘇聯，而是沙皇。」
「哦，瑪蒂，」從沒有人這麼叫我，讓我感覺好像有人從後面拍了拍我的肩。我叫瑪德琳，不過同學都叫我琳達，或者「共黨」，或者怪物。聽到他對我的稱呼，我的手不由得在袖子里攥成拳頭。格里爾森先生接著說：「在斯大林和核彈之前，沒人在意沙皇。他們就是遙遠舞台上的木偶，微不足道，不值一提。那些1961年進入大學的人，比如阿德勒先生，對老舊的俄羅斯玩具以及上世紀近親結婚的公主的故事總有些揮之不去的懷念。它們的無效性成就其有趣性。這麼說你明白嗎？」他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