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的開端，世界上土地產出率最高的地區當屬東亞。日本可能集約化程度最高，這歸因於整個德川時期及明治時期的驚人發展（托馬斯·C·史密斯，1959年） ；但日本使用的卻幾乎是純粹的中國技術。爪哇可能也領先於中國。但至少中國的部分地區——尤其是長江和珠江三角洲及四川紅色盆地——在競爭中領先。其他國家所使用的真正集約措施，主要都發源於中國。
集約農莊每英畝生產二三千磅穀物；還生產一定比例的其他農作物。塊根作物和蔬菜產量更高，但每英畝的卡路里要少一些。因為東南部此時照例是二熟制，與中部的大部分地方乃至北方一樣，故而較富饒的地方每英畝生產約5，000磅。東南沿海甚至是三熟制。因為一個人每年需要約400磅穀物（500磅的話則連儲藏損耗、種子及為艱苦勞動的額外儲備都算在內了） ，故而1英畝能夠很容易地養活10個或15個人。事實上在許多鄉村地區，假定每英畝每年產量為10，000磅，人口密度則達到了每英畝20人。
這些產量遠遠領先於當時西方所見的作物，且西方社會確實沒有幾個地區生產任何像現在這樣的東西。那些確實適宜種稻的地區，借鑒了中國的技術。在1900年以前，西方几乎沒有農家甚至可以誇耀一年20，000磅的產量。東歐的農業發展實際上仍處於新石器時代的水平，而俄羅斯各地則勉強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的水平（沃里納，1939年；華萊士，1881年）。野生小麥比當時歐洲很多農莊所種小麥產量還高。播下四五粒種子僅收回一粒在歐洲仍是常事；中國的收穫率則很高。而且中國生產的不僅僅是卡路里，還有維生素A、C及其他充分供給的養分。中國人設法生產數量龐大的蔬菜、豆和魚、豬與雞，足以為除赤貧者之外的所有人提供基本的生計，儘管必須在大部分農田裡種上穀物。集約農業並不意味著只提供卡路里；還意味著提供全部的均衡飲食。於是集約農業必然走向多樣化——許多地區高度多樣化。普通農民生活在飢餓邊緣，對於他們來說對付貪官兵匪比對付農業的不足更要緊。利皮特（1974年）證實，大量的剩餘本可以向所有人提供相當好的食物，卻至少是在無過度災難的年度里，流向了精英階層。
如果存在對這種集約體系的解答，那便是循環利用。也許可以保存的養分不會失去。最可能的有效利用是由各種「廢」品產生。如人糞喂狗和豬，它們是比人效率更高的消化者，因此能將我們多達一半的排泄物當做食物食用。雜草和秸稈並不直接做成混合肥料，而是餵豬和牛。畜糞，除了人糞超過了豬的需求以外，與未被選為牲畜食物的所有植物性材料一起，成為主要的肥料。灰燼、穿舊的草鞋、弄碎的磚和磚坯、池塘里的藻花，尤其是溝泥與河泥，均至關重要，不僅因為它們提供了養分，還因為它們保持了土壤的結構和組織（F.H.金，1911年）。許多垃圾也輾轉成為魚的食物及池塘的肥料。生長在溝渠的雜草被草魚吃掉，而榨油的殘渣則成了理想的池塘肥料及飼料。其他垃圾被獨特地製成堆肥。如肥料和大糞被丟在坑裡曬上幾個星期或幾個月——這種處理方法通過分解的熱量附帶地消滅了寄生蟲卵及幼體（當然，不顧一切的農民經常縮短時間，帶來了災難性的結果）。因為水在使用前被燒開，且食物幾乎總是被煮過（雖然並不總是很充分） ，寄生蟲的傳染比它本來會傳染的程度要小得多；比起由食物或肥料引起的傳染，它可能更經常地因直接的皮膚接觸與骯髒的洗滌而發生。
一種養分要避開這一循環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諸養分不斷地進入這一循環，至少在被灌溉的低地是這樣。丘陵和斜坡的長期燃燒與侵蝕最後引起了生態上的災害，但其確實穩定地使低地肥沃，即接受了陸上的雨水，正如很多農人完全知道的那樣。燃燒使丘陵的植被處於演替的早期階段，以高比例的固氮植物為特徵；且無機物在侵蝕進行時從下層的岩石中暴露了出來。中國的農田不僅在三角洲逐漸朝海岸擴大時增加了面積，而且其肥力也因洪澇和灌溉得以增加或保持。
讓我們來看看假設的氮原子的歷史。華南地區半山腰的空氣中，氮原子被根瘤固著在野生的豆科植物上。丘陵被燃燒過。太多的氮在煙霧中上升，而這個特定的原子落入灰燼，並順流衝下。小溪轉入了高地，在那裡澆灌蔬菜。這個原子被一個人吃下。最後它被排泄出來，循環進入一頭豬內，接著又被一個人吃下，且（讓我們說）再一次經過豬，然後遁入豬糞，豬糞又被施於菜地。這一回，原子碰巧被一隻啃菜葉的昆蟲吃掉了。但其作為人類的食物並沒有逸失。一旦蔬菜長到足以不會被家禽吃掉時，農人就將其雞鴨趕入田間。禽類吃掉了昆蟲和雜草。所以該原子又經過了人的腸子。
或許這個原子沒有順流而下。這時它掉進了水稻田，於是整個循環又開始了。假如它變成了種子的一部分，則屬於人類的食物；假如它變成了秸稈的一部分，則成為水牛的食料；假如它變成了根莖的一部分，則可能被用作燃料，並成為灰燼而回歸田野；假如它遁入昆蟲或雜草之中，則會被鴨子吃掉。
華南的養鴨人照例將其鴨群租給種稻人，或者根據當地的價格比例，略微付一點費用，讓其鴨子通過大田。該原子最後逃脫了稻田的循環。但稻田以下的低地浸水太深或太多，因而不適合稻子生長，成為鴨欄、水牛牧場以及種植水田芹、蓮、空心菜和其他水生食物的水田。然後是魚塘，魚塘外是沼澤，可捕獲野生的魚蝦，割蘆葦苫房頂（茅草用壞後可做堆肥）。即使逃入海里的養分也不會丟失，因為海上漁業無所不及：牡蠣被養殖，在海洋中浮游、掘穴或爬行的萬物都被用做食物。
對氮原子來說，真正逃脫的惟一途經是進入空氣。當植物在明火中被燃燒時，大部分氮就逸失了。但在中國的鄉間，燃燒卻是在廚房大灶的火膛里進行的，廚房為神龕（灶王爺之家）的所在之處和家庭的中心之地。鑊和燉鍋整潔地遮住了灶頂的火膛。在寒冷的北方，煙道從設在地下的爐灶通過，給其加熱；於是廚房變成了全家的冬季居所。最少的燃料被用出最大的效益；一把秸稈在平爐中能產生出曠野中大把篝火一樣的能量。不僅僅燃料絕對地缺乏，而且將寶貴的飼料和堆肥用做燃料的代價也決定了要極端的節儉才行（關於中國農家的詳細報道，見安德森和瑪麗亞·L·安德森，1973年；勃克，1937年； F.H.金，1911年）。
氮在煙霧中以及植物腐爛時逸失，但堆肥是在坑裡或封閉的地方製成的，從而避免了養分的流分。失去的東西可以很容易得到補充。豆和豌豆是一般的農作物。在水稻田裡種植固氮的藍綠色藻類。在這些藻類中有很多共生性地依靠滿江紅屬的漂浮小水蕨生存下去。越南有實際上經過篩選的滿江紅品種，受到了解其天生肥力的農民的宣傳；我認為中國人也同樣知道。在菲律賓的西方科學家發現了藻和蕨池中浮坧的價值，當地人告訴他們，稻子在地里的順風一端長得較好，因為風將池中的浮坧吹到那裡。在有人確實查看之前，科學家們將這當做迷信不予考慮（科普蘭，1924年；也見格里斯特，1975年；希爾，1976年、1977年）。
其他養分遵循著同樣的路徑。像鈣和鉀等無機物受到的限制較少，因此在各種施肥媒介中經常很充裕。中國人從未有過羅馬人曾經有過的糞神，但在剛過去的半個世紀西方社會使用化肥之前，他們則確實是世界上最集約的施肥者。
中國人遠遠領先於那些即使是最集約地和最自覺地使用現代有機物的農夫。就連美國最熱衷於有機物的農夫，也不會去把舊磚弄碎或將舊鞋製成堆肥（草鞋比皮鞋更適合於做堆肥，更不用說比塑料鞋了）。即使最具威力的農藥也未被專門開發其腐蝕能力以治理害蟲。中國人不僅食用雞鴨，還獵取和食用抑制昆蟲的野鳥與青蛙（「田雞」）。
精心選擇栽培地點。排水通暢的高地種蔬菜；易蓄水或排水的中層地點用於種稻，水稻秧苗要灌溉，成熟時則要排干水；較低處的地點通常受淹，用於種水生作物；更低處的地點用於養魚。不種稻的地區同樣注重地點的選擇。
擇地受到民俗學中「風水」的支配。這種獨一無二的信仰體系通常（而且拙劣地）被譯成「geomancy」，並被視為巫術或迷信，實際上是以經驗主義的事實為依據。風水可以說是坐落人類建築的科學，它旨在促進利益最大化。這門科學的成熟形態確實承受著巫術和宗教的巨大負擔。墓地向葬在那裡的死者後代放射幸運之光；房間的排列能為居住者帶來幸福或災禍〔安德森和瑪麗亞·L·安德森，1973年；福伊希特萬，1974年；羅斯巴赫，1983年；雍洪基（音譯） ，1976年〕。敵對的家族之間在彼此褻瀆對方的墓地，彼此損害對方的運氣之後，便爆發了稀奇古怪的風水之戰（貝克，1979年，第219-225頁）。但在已發現的鄉村民俗形式中，大部分風水卻有很好的意義。小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