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獨裁政治和發展減速
明朝統治者們曾為未能將中國引向資本主義和工業化而受到譴責，因為這些難以預測的現象在西方同一時期幸運地得到發展。一位專攻明朝農業的西方主要權威伊夫林·薩卡基達·羅斯基寫道：
研究明朝中國的經濟景觀通常並非因其本身，而是因為它可以為宏觀考察中國歷史提供參照。現代人先入為主的成見，特別是關於中國「未能」像日本那樣對西方「影響」作出回應的成見，構成了研究的性質和內容，因而有關明清時代中國經濟史的大量學術成就……當集中於中國何以沒有獨立啟動工業革命時，顯示了歐洲中心論的偏見。（1972年，第1頁。）
明朝的君主們也許會答道，當他們試圖成為真命天子而又不想被人人譴責為兇殘之虎時，已遇上了夠多的麻煩（關於明朝歷史，見艾伯特·陳，1982年，它過於拘泥於正史記載；范得，1976年；赫若貝，1982年；黃仁宇，1974年、1981年；赫克，1961年、1978年；史景遷與衛思韓，1979年。本章的歷史資料主要由這些來源合成）。
無能、腐敗以及效率低下構成了明朝大部分時期的特徵，並助長了中國在科學與技術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阻力，但明朝卻持續了近300年之久，而按照中國的標準，此中大部分時間是比較太平和繁榮的。人口增長超過了以往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沒有重大的戰爭，而且外部威脅在明朝結束前一直受到有效的抵抗。
明廷的長處和短處均源於其創立者的政策。朱元璋是一位過去在中國從未見過、而且在任何國家都很罕見的奇人，他出身低賤，卻接管了國家。中國在這以前也有平民出身的統治者——最著名的是漢朝的開國者——但他們從未來自社會渣滓。朱元璋卻是個逃兵、小和尚、小罪犯和流浪漢，是中國龐大流氓無產階級的一員。他利用元末起義，披上太平盛世說的宗教外衣，成功地將自己的資歷和超凡魅力轉變成了天下大權。
後來，中央的集權轉變成了皇帝的怠惰。在16世紀末葉，萬曆帝不理朝政，接連好幾年拒絕上朝或任命官員，卻又不願下放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職權，於是怨聲載道。黃仁宇（1981年）將此歸於受到挫折的家室愛情，這有點浪漫色彩，而其他人卻將此歸咎於其本性，或心理失衡。17世紀初，年輕無能的繼承者們效法了萬曆。如此自暴自棄，明朝遂於1644年滅亡。
然而在明朝後期，人口卻大概為開國時的3倍，即從5 ，000萬左右增長到估計中的1.5億（何炳棣，1959年；黃仁宇，1974年；帕金斯，1969年）。要說明明朝的成就，我們只需將之與歐洲和印度做一番比較：歐洲到1500年大概有6 ，000萬人，而到1600年則有1億人（費爾南·布羅代爾，1981年，第39-42頁、第466頁） ；印度在1300年和1800年均有大約1億至1.5億人（雷喬杜里與哈比卜，1982年）。
可在1500年前，中國王朝不可避免的紛爭表面化了。雖然明朝開國者制定了明確和嚴厲的規則，以防閹黨和后妃干政，但這類規定卻純屬洪水中的沙堤。在1400年為數僅幾千名的無權太監，到17世紀初不知為何竟增至7萬名（艾伯特·陳，1982年；黃仁宇，1974年）。帝國受困於現金短缺。它主要的歲入來源是田稅，再加上各種附加費及附加稅，合計占普通農民總收入的不到5%（當然，貪官污吏撈取得更多）。較大的土地所有者被課以不足其收成10%的稅。其他財政事務則不大正規。一位懷舊的明朝作者評論宋朝道：「在那些歲月，財政管理肯定比我們的財政管理強幾萬乃至幾百萬倍。」（黃仁宇，1969年，第126頁。）皇室一年需要穀物214 ，000擔，而宮廷在食物和招待方面的開支在晚明每年達260 ，000-400 ，000兩。對原木的大量需求導致了森林被伐，也使機械與工具所需的木材短缺起來。人們假定軍隊可以靠屯田供給軍需，但它卻沒有做到（黃仁宇，1974年，第38、256、282頁）。
氣候加劇了此項問題。明朝在時間上相當於小冰河時代的最惡劣時期，冬季寒冷無比，夏日則要麼天旱無雨、要麼大雨驟至（哈丁，1982年；張家成，1982年）。災害和饑荒頻仍，農業生產受阻，北方基地尤甚。此時僅以少量的基金用於救濟已於事無補。明朝也大致上與西方最大的瘟疫時代相巧合，並且有它自己的疾病問題（艾伯特·陳，1982年，第236頁）。
無論是好是壞，明朝是向上流動的朝代。皇室是平民出身，且從未忘掉它（赫克，1978年）。太監全都出身低微，因為任何有地位的人均不會忍受這種蒙污受辱而且往往致命的手術（這至少在晚清時有醫家披露，明朝也不可能好到哪裡去）。士人們因科舉而做官，而不是仰賴出身（何炳棣，1962年）。因此，明朝的統治精英群體，鬆散而不固定，成分複雜。來自廣大的地主家族、富商家庭以及出身卑微的太監，他們為數眾多，散居各地，這有助於解釋明朝強化極權統治及其弊端叢生的現象。不安全和不穩固的控制導致對權威的心理需求。
德懷特·帕金斯在一本深具影響的書——《中國的農業發展，1368-1968年》（1969年）中強調，除了耕地面積從6 ，000萬英畝擴大到約8 ，500萬英畝之外，農業在此一時期變化不大。這個數字與人口擴大的速率並不相稱，但戶籍制度在明亡前便被破壞，因此我懷疑真實的數字會更高。不過，即使最低的數字也意味著每人每年約900磅穀物的產量，這應屬充裕（帕金斯，1969年，第17頁）。早在宋朝便普及的高產良種居功甚偉；各地豐富多樣的品種得到開發和應用；水利和施肥的新技術得到傳播；而且新大陸的糧食作物也開始進入中國（何炳棣，1955年）。羅斯基（1972年）證實，帕金斯低估了這些變化的重要性，高產作物及其集約化經營的傳播尤為重要。
到明末時，新大陸的食物廣為人知，並至少在一些地區成了救荒作物。經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介紹，這些作物最初是由歸國華商自馬尼拉傳入的。澳門則是另一個重要的輸入港口。某些植物似乎是從印度翻山越嶺而來（源自果阿和別處的葡萄牙人） ，但這條路線可能在清朝以前並不活躍（何炳棣，1955年）。甘薯幾乎從一開始就是最重要的舶來品，似乎在16世紀後半葉傳入中國，至1594年已廣為人知，當時福建的一位地方官呼籲種植以防饑饉。它們肯定來自馬尼拉，是由西班牙人從墨西哥帶到那裡去的；那瓦特語（阿茲特克）稱之為camotl，仍保留於菲律賓的各種語言中。在中國，它們被取名為「金薯」、「白薯」，或「番薯」，番薯之名如今在南方最為通行（雅稱則為「甘薯」）。它們也可能經由陸路從印度傳至雲南，因為該省的著作提到了「紅薯」或「紅芋」。但紅薯按常規應歸入紅薯蕷（Dioscorea品種，含有花青甙色素，與被稱為「山藥」的中國本國產薯蕷不同） ，而非甘薯。
花生最初出自1538年左右蘇州的兩條原始資料。玉米的首次確切記載是在1555年，出自河南；最初應該在中國其他地區引種（何炳棣，1955年）。在那之前，玉米可能是以適合各種穀物的通用名而被斷斷續續地引用。玉米肯定是經海路而來，同時也可能取陸路從雲南入境。在前哥倫布時代，玉米在中國並不為人所知，但歐洲人一到遠東，無疑就被引進了；葡萄牙人發現，玉米在熱帶條件下比其他任何農作物都長得更好，所以他們到處種植，而且經常當其剛剛首航到某一地區時就這樣做。由於產量高，甚至在丘陵和貧瘠土壤中也易於生長，玉米迅速地傳播開來。
煙草（可能還有若干小宗食物性作物）也大約值此期間隨伊比利亞人一起進入中國。幾種農作物在華南根據名稱辨識出來，這種名稱是將形容詞「番」與長期確定的本土作物名稱連在一起〔西方人至今有時仍被辱稱為「番鬼佬」（barbarian ghost fellow），不經意就譯成（fn devil）］。於是，tomato叫做番茄；guava叫做番石榴；papaya叫做番木瓜（雖然今天「番」字已被羞赧地去掉了）；jicama或yambean叫做番葛。這些農作物全都從新大陸傳入；全都是由伊比利亞人收集並廣泛傳播的典型拉美植物；其中有些食物，講英語的民族並不食用。相比之下，標準的歐洲農作物和此後舶來的新大陸農作物名稱則含蓄一些，如「西」（western）、「洋」（o），或「西洋」（western o）。所有被冠以「番」字的植物極可能是在明末前被引進的。紅番椒肯定與之同來，廣泛流行於南亞和東亞的大部分地區，這表明引進既早，傳播又快。在中國，紅番椒僅在湘菜地區才真正流行，但卻聞名和應用於全國。
到明朝末年，新大陸的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