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宋朝時期，中國的農業和食物最後成形。食物生產更為合理化和科學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漢人統治的華北已在農業上成熟。此後直至20世紀中期，就很少再發生變化了。華南在此後歷朝中擴大了農耕，並增加了新的農作物，但那裡的模式還是在宋朝確立的，而且並未伴有多少技術上的基本變化。
中國偉大的烹調法也產生於宋朝。唐朝食物很簡樸，但到宋朝晚期，一種具有地方特色的精緻烹調法已被充分確證。地方鄉紳的興起推動了食物的考究：宮廷御宴奢華如故，但卻不如商人和地方精英的飲食富有創意。
宋朝的創立者趙匡胤，建立了文官官僚機構，鞏固了中央集權，並竭其所能削弱軍人力量，防止地方豪強東山再起。晚唐時期東北部的方鎮割據再沒出現過。趙匡胤將稅收集中於中央，讓地方長官直接對國家負責，並頻繁地輪換官員。此外，他大張旗鼓地強調文官士大夫的品德及文化優於軍人，從而嚴密操控了意識形態，這顯示出他對價值觀的真正中國式的理解。宋朝的軍事機器後來日漸龐大，最終消耗了國家歲入的2/3或更多，並且人數逾百萬，但它的全部兵權和軍費結構卻從屬於文官精英。它並未取得過輝煌的勝利，即使在最起碼的鎮壓內部紛爭上也是如此，而它在應付外部挑戰時則驚人地無能。
在宋朝，嚴重的軍事問題是北方的胡族。在五代期間，一個阿爾泰語系的民族——契丹人，攻佔了中國的東北邊地，並在現為滿洲的大部分地區確立了統治。到宋初，契丹帝國從北京的南部擴展到朝鮮，而在其管轄下的漢人遠比契丹人多。契丹人把北京發展成為他們新建的遼朝的南都，使北京從此開始成為帝國的一個首都。由於剽悍的獵人和襲擊者能夠撤入滿洲的冬季要塞，或能把龐大的漢族軍隊集結在河北平原，所以契丹人實際上是打不垮的。宋朝改用大量歲幣來打發他們，希望這會比增加軍力節省一些。
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在宋朝長足地發展起來了。胡漢各半的李唐王朝的折衷主義精神被激烈的民族主義態度所取代，陸遊（1125-1210年）的愛國主義詩作就是此種態度的例證。然而契丹人的實力卻增加了，並最終給了西方又一個有關中國的名詞： Khitan（契丹人之地） ，英語作Cathay。遼國因養尊處優而落敗，但另一個更具威脅性的部落——女真人卻在他們的側翼崛起，後者為通古斯人的一個部落。女真人於1125年征服了遼國，繼而與宋朝分庭抗禮。1127年，宋都汴京（現在的開封，位於洛陽以東的黃河谷地）落入其手（關於完整的歷史細節，見謝和耐，1962年；戈拉斯，1980年；黑格，1975年；劉子健與戈拉斯，1969年；羅塞比，1983年；斯波義信，1970年；魏特夫與馮芝生，1949年） ，宋朝皇帝被俘。不過，女真人卻未能乘勝追擊，而宋廷則在新皇帝的率領下於杭州城重建朝綱。由此便開始了南宋的歷史（1117年前的那段時期稱為北宋）。巨額貢品入納北方新主，在1234年以後則入納蒙古。
南宋不斷北伐，卻總是不能全力以赴。在一群軍事將領（包括岳飛這位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將領之一）的指揮下，激烈地反擊金國。岳飛這位理想主義者胸懷大志，熱情認真，往好處說是威脅了宋朝的議和及抑制武將的傳統政策，往壞處說則真正威脅了朝廷本身（衛德明，1962年）。他表現得如一位救世英雄。宰相秦檜在皇帝即使不是公開也是明顯的支持下，靠兩面派手法除掉了岳飛並與金議和。後來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顯示了自己的感情，他們把普通的炸麻花（確切地說是油條）說成是「油炸鬼」，藉以唾棄秦檜夫婦；油炸麻花是秦檜夫婦下地獄的象徵。
最終，在數十年的緊張對峙之後，宋廷根據古已有之的以夷治夷原則而支持蒙古人反對金朝（正如似曾有過的支持女真人抗遼一樣）。這個策略導致了適得其反的結果，而宋廷到1278年已全面潰逃。1279年，最後一位小皇帝在最南端的藏身處被追上，宋朝遂告滅亡。
氣候的惡化結束了，它甚至在900年左右好轉，但在北宋滅亡前後卻很可能戲劇性地發生了一次劇烈的回潮〔拉姆，1982年；張家成（音譯） ，1982年〕 ，而南宋滅亡之前正是另一個惡劣的時期降臨之時。這些壞天氣大概與帝國所遭受的磨難不無關係。在北宋末年與南宋末年之間，氣候回跳到大致如現在這種樣子，但即使是最好的情況下，該時期看來也經受了相當大的波動。各征服王朝受害更大，因為它們處在北方，寒冷和乾燥的趨勢在那裡更嚴重。不過這並沒有阻止中國的人口攀升到新的高度。人口在北宋期間越過了1億大關；金朝人口達到4 ，000萬或更多，而南宋人口更多，金與南宋人口合起來至少有1.1億（何炳棣，1970年；參看戈拉斯，1980年）。顯然必須大力發展食物及農業，以養活如此眾多的人口，並應對生態環境的惡化以及中國在中亞的國土喪失。數字表明，中國的人口自唐初以來翻了一番。
經濟的離心化走得這樣遠，以致某些人把宋朝形容為資本主義的或原初資本主義的。然而，它也被形容為封建的、近代的、傳統的和可以想像的其他種種。事實上宋朝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不過就其允許經濟在不受政府過多干預的情況下運行、卻又足以保障不出現現代資本主義而言，它倒頗像很多中世紀的西方國家。鹽、酒、茶和其他商品在不同時期都實行專賣；即使鹽的交易也曾一度相對放開，但政府卻經常依賴其專賣收入。北方阿爾泰語系的王朝從未想到過放棄政府對基本貨物的實質性控制。遼朝則引進了一種政府模式，此種模式受西亞獨裁政治的影響，比宋朝或者甚至唐朝更中央集權化和獨斷專行〔魏特夫與馮芝生（1949年）記述了這種制度；魏特夫（1957年）以此作為其東方專制政治模式的代表，卻沒有意識到它在11世紀的中國乃是新鮮事物〕。政府影響經濟的最重要手段可能是通過其巨額徵購。維持一支百萬人的常備軍顯然需要大量的穀物、武器、馬匹等。維持京城中的另一個百萬人——大多直接或間接地為政府工作——則意味著另一番巨額徵購的努力。當首都遷移時，百姓也隨之遷移；以前的首都幾乎盡遭遺棄。政府顯然處於這樣一種地位：可以扶持或破壞任何行業或任何能供給政府的企業家。海上貿易和瓷器、金屬以及印刷業的驚人發展均是政府影響的明證。鐵農具也在激增。哈特韋爾（1961-1962年）證實，生產（採礦業和製造業）擴大了12倍，並相應地有所現代化，所以宋朝生產的鐵等於歐洲幾百年後的產量（關於宋朝經濟，也見周金聲，1974年；馬伯良，1971年）。
北宋知識分子的領袖——如歐陽修、王安石和蘇軾——在某種程度上乃是建築師，他們造就了宋朝有名的對儒家的公共道德與佛、道形而上學的融合（朱熹與呂祖謙，1967年；葛瑞漢，1958年；倪德衛與芮沃壽，1959年）。他們的思想在其詩作中反覆陳述，與佛教和富於哲理的道教有明確的聯繫。他們並不常是這類宗教的積極實踐者，儘管王安石（以及其他人）成為一名虔誠的佛教徒，而蘇軾則涉足鍊金術（林語堂，1947年；克拉克，1931年）。這些問題在南宋得到進一步研究，遂使新儒學的倫理學體系得以確立。該時期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哲學家為朱熹（1130-1200年）。在宋朝的歷史條件下，將有關人性的信條化為政策的做法，涉及的遠不止是對「禮」及「道」的內涵之擔憂。例如，這裡還有個誰理應做什麼的問題。由於士族的消亡、軍隊重要性的降低以及官僚機構仍然相對弱小，不得不設計權威的代表。幾種新制度出現了，其中包括保甲制，這是一種由一組人戶互相擔保的統治制度。士大夫以外的地方小吏佔據了新的重要地位。具有長期重大意義的是家族重要性的上升。士族家系通常擁有很大的權力和龐大的財產，但只是從北宋開始，普通的家族才可以成為具有家規、族產、租金、教育機構和族長的共同體。已知的第一個真正的家族田莊是范仲淹在1048年創立的（伊沛霞，1981年）。田莊的土地要用於家族內部的互助，因此最初是免稅的。其中一個重要用途是創設家族子弟的教育基金，這給予他們參加科舉考試的機會。家族共同體也漸漸成為一種權力載體。家族變成了帝國內部的微小帝國，它們根據儒家的準則來規範內部事物，因而使國家從統領一切的事務中解脫出來。
另一個擠入權力空位的集團是新興的富人階層。宋朝貿易勃興，這與以往的大王朝相似，但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在於：宋朝失去了北部和西部。該王朝甚至從一開始就沒能控制住北部邊陲或中亞地區。由此一點，再加上長期向南部和東部的發展，最終導致了從盛唐到宋朝幾乎是總體的貿易轉向。唐朝最繁榮的對外貿易是與中亞和西域展開的，而內部的重要貨物流動則是從四川及黃河-長江分水嶺到首都。相比之下，宋朝主要的對外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