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變化及其發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為國民革命的興起準備了條件。
民國期間，中國仍處於落後的農業社會，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80%以上。農業工具落後，耕作幾乎全部依靠畜力和人力，生產力低下。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加上頻繁的戰亂，造成農村極端貧困，動蕩不安。與農村相比，城市經濟較為穩定，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較前清有所發展。這一方面是因為南京臨時政府和北洋政府都頒布了一些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法令，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有所改善，無需再用金錢去捐官，刺激了他們發展實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先後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減少了對中國的經濟壓迫，給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有利時機。1912～1920年，新建廠六百餘家，新增資本總額約一億六千多萬元，超過1912年前五十年的投資。其中輕工業的發展比較迅速，1913～1920年新增紡織工廠五十四家，資本總額五千五百餘萬元。除上海外，天津、青島、武漢、蕪湖等地成為新的紡織工業中心。在世界大戰期間，新建麵粉廠約一百家。中國由麵粉輸入國變為輸出國。其他如蒸氣動力、採礦、電力、交通運輸、捲煙、榨油、造紙等工業也有較大的發展。工業廠礦的分布，有從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向內地擴展的趨勢。但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還很小，沒有形成獨立的經濟體系，對帝國主義經濟有很大的依賴性。與此同時，中國工人階級迅速成長壯大。1918年在中外企業里工作的產業工人達兩百餘萬人，此外還有一千多萬手工業工人和店員。為了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自發的罷工鬥爭此起彼伏，罷工次數逐年增加。1916年罷工十七次，1917年增至二十五次，1919年三十一次，1920年四十六次。參加罷工的人數和規模不斷擴大，動輒數千人，說明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內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
袁世凱的專橫統治和其後形成的軍閥混戰局面，使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深為不滿。為了改變假共和的局面，他們從改造社會入手，發動了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以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後改名《新青年》）雜誌為起點。為該刊物撰稿的是一批激進的青年知識分子，如胡適、魯迅、李大釗等。他們提倡「民主」和「科學」，批判封建主義，樹立積極進取的科學精神。同時他們主張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推倒古典文學，建設寫實文學；推倒山林文學，建設社會文學。他們提倡白話文，在文學領域進行一場革命，向「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舊文學挑戰。新文化運動在思想文化領域給封建主義以沉重的打擊，促進了人民大眾的覺醒，但是這場運動局限在知識分子的範圍內，沒有與正在成長壯大起來的新社會力量相結合。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政府宣布廢除帝俄政府同外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的消息，很快傳到中國，給發動護法戰爭失敗的孫中山及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很大的鼓舞。李大釗率先著文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宣傳十月革命的劃時代意義。他指出，十月革命是「勞工主義的勝利」，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先聲」。一些參加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要改變中國的現狀，只有發動工農群眾進行革命鬥爭，走俄國革命的路。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奧戰敗而結束，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德奧等國也發生了革命運動。次年1月，英、法、日等在法國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派代表出席會議。但會議拒絕了中國代表團關於收回山東主權的合理要求，而決定將德國在山東掠奪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這個消息傳到國內，群情激憤，輿論鼎沸。人們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幻想破滅了。
5月4日，北京大學等大專院校的學生三千多人於天安門廣場集會和遊行示威，要求「拒絕和約簽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要求罷免親日官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並放火燒了曹汝霖的住宅。北京政府逮捕學生三十二人，北京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罷課，通電全國各地表示抗議，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天津、長沙等城市學生紛紛集會遊行，聲援北京學生。
6月初，北京政府下令查禁學生聯合會，逮捕上街講演的學生近千人。激起了全國人民更大的憤怒。上海人民首先行動起來，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六七萬工人聯合舉行了政治大罷工。上海的「三罷」鬥爭，很快波及全國二十多個省一百五十多個大中小城市，形成了全國性的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終於迫使北京政府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免去曹、章、陸的官職，並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愛國運動的直接目標得以實現。在這次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此後，宣傳各種新思潮的各種社團和刊物，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於1920年先後在各地組成共產主義小組。次年7月，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各小組代表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出席會議的有李達、張國燾、毛澤東、董必武、王燼美、陳公博等十三人，大會通過的綱領規定：黨的奮鬥目標是，領導工人、農民、士兵進行社會革命，廢除私有制，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直到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大會選出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他們三人組成中央局，作為黨中央的領導機關。次年又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和組織民主聯合陣線的主張，指明了中國革命發展的方向。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積極組織工人運動，1922年由香港海員工人罷工開始掀起了全國工人罷工的高潮。但次年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血腥鎮壓，從此工人運動轉入低潮。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失敗的教訓，加速了中國共產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過程。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確定了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積極推動國共合作。同時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這次代表大會對促進國共兩黨合作和後來國民革命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積極展開革命活動的同時，共產國際的代表和孫中山也建立了聯繫。
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從廣州來到上海。五四運動使他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並開始注意俄國革命的經驗。他深感中華革命黨和舊國民黨的組織形式都不能適應革命需要，在1919年10月，進行了一次整頓，更名為中國國民黨。1920年粵桂戰爭之後，孫中山於11月重返廣州，一度恢複軍政府，再揭護法旗幟。次年4月，國會非常會議在廣州開會，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建立正式政府。孫中山積極準備出師北伐。但平定桂系軍閥後，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於1922年4月在廣州發動政變。孫中山於8月被迫離開廣州到上海。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向孫中山提出改組國民黨的建議，李大釗也多次拜訪孫中山，商談國共合作。孫中山接受了改組國民黨的建議，於9月召開國民黨在滬各省負責人會議，擬定改組宣言及黨綱黨章。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等共產黨領導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923年1月，蘇俄政府代表越飛到達上海，與孫中山進行多次會談，共同發表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隨後，孫中山又指派廖仲愷去日本熱海與在那裡的越飛繼續會談。同時孫中山策動滇軍和桂軍將陳炯明逐出廣州。2月，孫中山回到廣州設立大元帥府，就任大元帥。繼又聘蘇聯代表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協助改組國民黨。10月，孫中山指示召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委任廖仲愷、許崇智、譚平山等九人組成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代表一百九十六人，其中共產黨員二十四人。孫中山以總理身份擔任大會主席，並指定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大釗五人組成主席團。大會通過了《國民黨章程》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的重點為擺脫帝國主義壓迫，以求中華民族的解放；民權主義是要建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義則提出「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大原則。這樣解釋的新三民主義，其主要內容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基本是相同的，因而成為國共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礎。大會選出新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隨後，一屆一中全會組建了中央黨部，設立秘書處及組織、宣傳、青年、工人、農民、婦女、海外、軍事等八部，共產黨員也參加了中央黨部的工作。中國國民黨「一大」確立了聯俄、聯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