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業與新階級的產生
19世紀下半葉，中國對外貿易發生了重大變化。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進出口貿易總值每年不超過銀二千萬兩。光緒二十年（1894）增加到銀二億九千萬兩，即半個世紀增長近十五倍。其中進口的增長尤其迅速。這年進口值一億六千萬兩，出口值一億二千萬兩，入超四千萬兩，相當於清政府當年財政總收入的一半，因而赤字巨大。而且這種不利的貿易趨勢繼續發展，到民國元年（1912），即清朝覆亡這一年，對外貿易總值增至銀八億四千萬兩，十八年間又增加三倍。其中進口值四億七千萬兩，出口值三億七千萬兩，入超達一億兩。
外國輸入的主要商品是棉紗和棉布。其紗布價格低廉，大量傾銷，中國傳統的紗布手工業受到嚴重打擊，手工業作坊閉歇，農戶失去副業，造成生計艱難。中國輸出的主要商品茶和生絲的市場，操縱在外國資本家手中，特別是以後印度、錫蘭推廣種茶，日本發展繅絲，中國傳統絲茶業遭到激烈的競爭，至20世紀已一蹶不振。
外國商品輸入和中國農產品輸出，促進了國內商品經濟的活躍，使市場迅速擴大。同時，傳統手工業的崩解又使大批農民手工業者破產失業，這就給資本主義的生長提供了市場和勞動力的條件，近代機器工業應運而生。
近代工業發展艱難
中國土地上的機器工廠最初是由外國人投資創辦的。大批外國船隻運貨來華，需要停泊檢修，因此在上海、廣州、香港等地出現了一些外資的船舶修造工廠，如上海的耶松船廠。以後，由於出口農副產品需要加工，在繅絲、制茶等行業中也出現了外資工廠。但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清政府不准許外商公開設廠，加之上述工廠仍屬於修理、加工性質，因此，中國近代機器製造工業實開始於鎮壓太平天國時政府創辦的軍事工業，如上海的江南製造局、南京的金陵機器局以及福建的船政局等。這些軍事工業是官辦企業，資金由清政府撥付，機器設備、生產技術則依靠外國，聘用「洋匠」，生產的槍炮、軍艦、彈藥直接調撥給軍隊使用，不計算產品價值，不參加市場交換，企業本身沒有從利潤轉化來的資本積累。這些企業內，貪污浪費驚人，效益很低，冗員充斥。清政府雖耗費了大量資金，官辦軍事工業仍難以存在和發展。
稍後，近代工業逐漸在運輸、採礦、紡織等行業中萌生，如上海輪船招商局、直隸開平煤礦、台灣基隆煤礦、上海織布局等。這些企業都由官府和商人合作，或為官商合辦，或為官督商辦。在政府支持下，能有一些優惠和特權，如貸款、減稅、專利等，但官府勢力滲入企業內，遺患無窮，在人事任用、經營管理、利潤分配上，都存在著一系列問題。官商間發生嚴重摩擦，企業得不到正常發展。歷史經驗證明：官商合辦、官督商辦嚴重窒息了近代工業的活力，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純粹商辦企業最早在一些加工企業中發生，如繅絲業、制茶業、碾米業、紡織業等。甲午戰前，資本不多，規模較小。甲午戰後，商辦工廠逐漸增加，從光緒二十一年至民國二年（1895～1913）的十八年間，共設立廠礦五百四十九個，資本總額達一億二千萬元。其中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企業八十六個，資本額約三千萬元，其他均為商辦的廠礦。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絕大部分是輕工業，尤以紡織業所佔比重最大。其他則為礦冶、麵粉、捲煙、金屬加工等行業。較大的工廠有張謇創辦的南通大生紗廠等，祝大椿創辦的上海源昌碾米廠、繅絲廠等，張振勛創辦的煙台張裕釀酒公司，聶緝槼創辦的上海恆豐紗廠，無錫榮氏兄弟創辦的麵粉廠、紡織廠，華僑簡氏兄弟創辦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總的來說，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極為緩慢，在創辦過程中碰到一系列困難。
張謇（1853～1926）
中國近代實業家、教育家，立憲派首腦人物。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光緒二十年（1894）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中日戰爭後，他立志興辦教育，振興實業，認為這是「富強之大本」。光緒二十五年他在南通創辦大生紗廠，後又籌建了電廠、榨油廠、釀造廠、火柴廠、電燈公司、電話公司、銀行，發展蠶桑、鹽業和漁業，形成規模龐大、自成體系的資本集團。張謇興辦各級學校，如習藝所（技術學校）、師範學校和小學。還興辦了南通學院，培養了大批高級技術人才。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中國紡織界、農學界和醫學界的骨幹力量。
中國工業發展的困難主要來自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的近代工業，從機器、技術甚至某些原料都要依賴外國，但又和外國存在著矛盾。帝國主義傾銷大量商品，奪去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市場；它們又在中國設廠製造，資本雄厚，實力強大，弱小的中國工業面臨其強有力的競爭，難以立足。許多創辦不久的中國企業虧損嚴重，或者倒閉，或者被外資并吞。清朝封建政權奉行壓抑工商的傳統政策，所行厘金稅，稅制混亂，徵收苛重，稅率和徵收地點、徵收範圍均無明確規定，逢關抽厘，遇卡留難，亦成為工商業的重大負擔。中國又缺乏正常的金融市場，借貸利率很高，資金籌集困難，企業資金不易周轉。還有封建官府的勒索，地方士紳的刁難。這些都使近代民族工業遇到極大的阻力，其誕生和發展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早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出現
新經濟的產生和初步發展，導致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得以出現。
中國資產階級的前身是封建社會裡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還有通商口岸的買辦。他們開始投資於近代工商業，向資產階級轉化。在他們身上，封建性極為濃厚，有的人本身就是大官僚、大地主，他們開辦工廠礦山，由清政府保護，利用了政治特權；另一些投資者和清政府關係稍疏遠，也要仰政府的鼻息，本人則捐買官銜，擠進官場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便於企業的活動。資產階級又和帝國主義有密切關係。他們的機器設備來自外國，生產技術依靠「洋匠」，經營管理借鑒外國工廠，有的企業甚至原料來源、產品銷售、資金籌集也離不開外國。但另一方面，中國幼弱的近代工業又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沉重壓迫，不能正常發展。因此，新興的資產階級又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存在著矛盾。
除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向資產階級轉化外，一部分農民和手工業者也轉化成為無產階級。鴉片戰爭以後，外商在中國通商口岸設廠，這些外資企業中出現了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此後清政府和私人陸續投資設廠，中國無產階級的人數日益增加。估計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已有十萬人，到清朝覆亡時已發展到六十萬人。
中國的無產階級不但要受資本主義的剝削，而且首先要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他們工資極低，工時很長，工作條件惡劣。很多工廠任用封建把頭，使用暴力、刑具懲罰工人。他們處在社會最底層，受壓迫最重，鬥爭最英勇堅決。由於外資或中國的工廠都設立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中，中國無產階級也就集中在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地。從行業說，紡織、繅絲、採礦、海員、鐵路工人的數目最多。無產階級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還很小，但它集中在新式企業中，代表新的生產力，因此最有生機和前途。在清朝滅亡以前，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獨立地登上歷史舞台，但追隨著資產階級革命派，已顯示出巨大的聲勢和潛力。例如：中法戰爭中，香港工人拒絕法國軍艦到香港停駐而發動了一個多月的總罷工，使繁華的香港陷於癱瘓；辛亥革命中，上海和漢陽的工人支援起義，參加戰鬥，成為舊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重要力量。
中法戰爭、中日戰爭
繼兩次鴉片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又對中國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有光緒十年（1884）的中法戰爭，二十年的中日戰爭，二十六年的八國聯軍入侵。
中法戰爭
法國一直覬覦中國的西南邊疆，企圖以越南為跳板侵入中國的廣西、雲南。當法國侵佔越南的許多地方、強迫越南簽訂不平等條約時，越南國王遣使向清政府求援。光緒八年至十年，清政府一方面做出援越姿態，一方面寄希望於通過談判解決問題，致使中國軍隊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光緒十年七月初三（1884年8月23日），泊於馬尾的中國福建艦隊遭法艦襲擊，十一艘軍艦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部被擊沉，官兵傷亡達七百餘人，因而花費了大量金錢和時間所建立的福建海軍，被清朝的妥協政策所葬送。至此，清政府不得已才下詔宣戰。中國軍隊在台灣、鎮海等地遏制了法國的海路進攻。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清軍在廣西邊境要隘鎮南關（今友誼關）前和法國侵略軍展開了激戰，擊斃法軍一千多人，法軍全線崩潰。清軍揮師追擊，攻下諒山、文淵，法軍紛紛向南逃竄。鎮南關大捷引起了巴黎的政潮，法國茹費理內閣因侵略戰爭失敗而倒台。但在前線大捷、中國軍隊正在戰場上勝利推進時，清政府竟宣布停戰締約，授權李鴻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