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時期的農民起義
乾隆後期，清朝走過了全盛階段而逐漸衰微。首先是土地兼并嚴重，社會矛盾尖銳。大地主田連阡陌，廣大貧苦農民無地可耕，淪為佃農、僱農。地主出租土地，收取高額地租，往往達收穫量的一半以上。地主還採取超經濟的強制手段，逼迫農民服勞役，送節禮，進行人身控制。僱農或做長工，或做短工，工資微薄。農村中還有相當數量的自耕農，在自己的小片土地上耕作，一遇天災人禍即傾家蕩產。
在土地急劇兼并、封建剝削苛重的情況下，清代的人口卻在迅速增長。康熙時在冊的丁數近二千五百萬，加上婦女老幼與隱匿人口，估計總人口約一億多人。乾隆六年（1741），全國第一次人口統計為一億四千萬人。一百年後，即道光二十年（1840）增至四億一千萬。人口增加三倍，但耕地面積並未相應增加。乾隆五十九年，全國人口三億七千零四十六萬，全國耕地約有九億畝，每人平均佔有耕地不足三畝。人多地少，謀生困難，矛盾十分突出，再加上歷年發生水旱蟲災，糧價騰貴，饑民遍野，社會秩序日益動蕩。
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皇室鋪張揮霍，供應浩繁。康熙、乾隆多次巡幸，開倡了奢糜之風。貴族王公、官僚富商無不宅第巍峨，婢僕成群，金貨山積，整日在花天酒地之中。官場貪污腐化，賄賂公行。乾隆後期屢興大獄，誅殺很多大貪官，但並不能扭轉腐敗風氣。貪污之風影響到軍隊，各級將領剋扣軍餉，競尚浮華，任意役使士兵，士兵不得溫飽。軍政廢弛，紀律敗壞，士無鬥志，武裝力量大大削弱。
從康熙中葉到乾隆中葉，清朝的統治相對穩定。除康熙六十年（1721）台灣發生朱一貴起義，一度佔領全台外，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但存在著分散、零星的鬥爭。漢族的中下層懷念明朝，打著「朱三太子」「反清復明」的旗號，從事反清活動，但都旋起旋落，被清政府扼殺。還有全國各地的抗租抗糧鬥爭，農民不給地主交租，不給政府納稅。這些鬥爭雖然分散、細小，但卻頻繁、普遍。一旦條件具備，自發的經濟鬥爭便有可能轉化為起義和戰爭。此外還有城市中手工業工人的鬥爭，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反對壓迫，但城市中的工商業者和工人，尚未形成可以和強大的清政權相抗衡的力量。
清前期，各種反清力量還微弱，但階級矛盾在發展，不穩定因素在滋長，白蓮教、天地會這類民間宗教和秘密結社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中得以生長、傳布。白蓮教是傳統的宗教迷信組織，盛行於北方農村；天地會則流傳於東南地區，始創於清代（或說康熙時，或說乾隆時）。這類民間宗教和秘密結社，在階級鬥爭激化的時候，成為下層人民反抗現存統治的強有力的工具。
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東臨清的王倫起義為契機，揭開了清中葉農民起義的序幕。起義雖很快被鎮壓下去，但因其發生在清朝統治的心臟地區，所以全國震動，影響極大。四十六年，甘肅爆發了蘇四十三、田五起義，參加者多為撒拉族、回族人民。五十一年，台灣爆發了天地會的林爽文起義。六十年又發生了湘黔苗民起義。嘉慶元年（1796），爆發了清中葉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川楚白蓮教起義。這次起義歷時九年，波及湖北、四川、陝西、河南、甘肅，規模甚大，戰鬥激烈，嚴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
上述起義雖被鎮壓下去，但階級矛盾並未緩和，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嘉慶年間，小規模的農民起義仍持續不斷。十年，東南漁民在蔡牽領導下發動起義。十八年，北方天理教在李文成、林清領導下發動起義。林清聯絡教徒二百人，準備由太監接應直衝宮禁。林清本人坐鎮黃村，等待後援。起義教徒由西華門攻入紫禁城，雖因眾寡懸殊而失敗，但對京師震動極大。十九年陝西三才峽木工，因失業乏食，發動起義。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廣東、廣西的瑤民分別在趙金龍、趙子清、盤均華的領導下發動起義，都發展成規模較大的戰鬥。還有東南各省的天地會，也發動了頻繁、細小的武裝反抗。這些起義也都被鎮壓下去，但社會的動亂還在繼續，更大規模的農民運動正在醞釀，終於爆發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
閉關政策與鴉片貿易
康熙統一台灣後，下令開放海禁，對外貿易有所恢複發展。這時，英國在各國對華貿易中占首位。18世紀中葉，它在歐美對中國貿易的進出口總值中已佔一半以上，18世紀末增加到大約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清朝前期的對外貿易，中國長期出超，傳統產品茶葉、生絲、土布、瓷器在歐洲市場上很受歡迎，銷路日益增大，而西方國家除了把印度棉花轉販到中國，不能提供其他適當商品。英國的機制棉毛織品在中國市場上滯銷虧損，只能把大量白銀輸入中國，以平衡貿易逆差。外國商品難以進入中國市場，主要是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結構對外國商品有強大的抗拒力，部分原因是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在中外貿易和交往方面設置了障礙。清政府擔心，如果開放貿易，中國人民接觸了外部世界，將會增強反政府的傾向和力量，所以對中外交往嚴密控制。一方面限制中國人出洋貿易和居住，嚴格規定出洋船隻的大小、型制與裝載貨物的品種、數量，水手、客商人數及往返期限。另一方面限制來華外國人的活動，指定在廣州一口通商，規定進出口貨物的種類，對外國商人在中國的行動、起居制定規條，稽查防範。特別是設立行商制度，使來華的外商只能和指定的行商交易，不準和其他人往來。外國進口貨物由行商承銷，外商購買內地貨物出口，亦由其代購。甚至外國商人交納關稅，辦理交涉也必須通過行商作中介，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這種閉關政策建立在落後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上，力圖與外部世界隔離，以保存、維護封建主義的統治。它並不能消除或減輕外國的侵略，反而窒息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航海事業，妨礙了中國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造成的危害十分嚴重。
當時，英國不甘心於對華貿易的長期逆差，為扭轉局面、開闢市場，作了種種努力。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派馬戛爾尼使團到北京，要求開放貿易口岸，割讓舟山某個小島，作為英國存放貨物、居留商人的地方，允許英人自由來往廣州，以及頒定稅率，禁止額外加征。其中一些侵略性條款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清政府並未認真談判，即一概拒絕，馬戛爾尼使團在承德、北京停留一個半月，未獲結果而回國。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國又派阿美士德使團來華，但在覲見皇帝的禮節問題上，雙方各執己見。清政府要求行跪拜禮，阿美士德堅決拒絕，形成僵局，竟因此未能進行對話，英國使團被遣送出境。
英國資產階級後來終於找到了可以改變對華貿易不利局面的途徑，即向中國輸入大量鴉片，以抵銷貿易逆差。鴉片最初是以藥品輸入中國的，數量很少。18世紀末，輸入量逐年增加，每年達四千箱。清政府覺察到鴉片的危害，於嘉慶五年禁止鴉片進口，以後又不斷重申禁令，採取各種禁煙措施。但英國鴉片販子通過賄賂和走私，使鴉片輸入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連年激增，到鴉片戰爭前夕，每年輸入高達四萬箱，其價值超過了中國出口的茶絲布匹全部價值的總和。中國的對外貿易從出超變成入超，每年為抵償貿易逆差，外流的白銀達一千萬兩。
罪惡的鴉片貿易為英國商人和英國印度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利益，而給中國社會、中國人民造成了嚴重的災難。鴉片煙不僅摧毀了許多中國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導致白銀大量外流，擾亂了貨幣流通過程，銀價上漲，銀貴錢賤，影響了生產、交易。官吏和士兵吸食鴉片，意志萎靡，不理政事，不習武功。清朝也因貨幣流通混亂、稅源枯竭而減少了財政收入。
清政府三令五申，嚴禁鴉片，但並無效果。有一些和鴉片利益有聯繫的官吏，阻撓和反對禁煙。道光十六年（1836）許乃濟提出鴉片弛禁，進口按章納稅，並許內地種植，這一荒謬主張遭到許多有正義感的官吏的駁斥。在這場嚴禁與弛禁的爭論中，黃爵滋提出了重治吸煙的辦法，吸煙者限一年內戒絕，否則處以死刑。這一嚴厲而徹底的禁煙主張，得到了一些官吏的擁護。湖廣總督林則徐支持這一主張，並在轄境內切實貫徹禁煙命令，收繳煙土煙槍，限期戒煙，取得了成效。道光帝也主張禁煙，召見林則徐，派他為欽差大臣，往廣州查辦鴉片。
兩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及後果
道光十九年（1839），林則徐奉命為欽差大臣往廣州禁煙，收繳並焚毀了二百三十七萬斤鴉片。英國鴉片販子和英國政府因不肯放棄這項具有大利可圖的貿易，悍然發動戰爭。
第一次鴉片戰爭
道光二十年，英國司令懿律率領遠征軍來到中國，先在廣東、福建沿海騷擾。林則徐、鄧廷楨進行抵抗，英軍隨即北上，攻陷浙江定海，駛往大沽。因沿海各省防衛準備不足，清廷幻想弭兵息事，派琦善赴廣州和英國談判，指責主張抵抗侵略的林則徐、鄧廷楨「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