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明清之際，經過長期戰亂，經濟殘破，土地荒廢，人口銳減。清朝確立全國統治之後，採取各種措施使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
農業和水利
在農業方面，清廷獎勵墾荒，招集流民授以土地，資助農具種子，延長墾荒升科的年限，並以墾地多少衡量地方官的治績。故中原無地的人民紛紛向地廣人稀的四川、雲貴、台灣、新疆、東北、內蒙古流動。全國耕地面積增加，順治中只有五億多畝，乾隆時達到七億多畝。康熙八年（1669），實行更名田，將明朝王公勛戚、官僚地主佔有的大批土地給予原耕之人，永為世業，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減輕賦稅，除遇水旱災荒豁免和減收外，多次普免全國錢糧，減輕人民的負擔。在水利方面，投入大量財力物力治理黃河、淮河、運河、長江、錢塘江、永定河，努力減輕水災，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提高農業產量，保持運輸暢通。重要的水利工程有以束水攻沙的方式治理黃淮、修固荊江大堤、修築江浙海塘工程等。農業生產方面，在傳統農業技術的基礎上，對耕作方法、灌溉、施肥、選種均有某些改進。北方試行區田法種植水稻、南方種植雙季稻，也獲得一些成效。特別在各地推廣高產作物番薯、玉米，對於提高產量防止災荒，供應口糧，保障人民生活具有重大作用。經濟作物方面，棉花種植甚盛，長江三角洲和東南沿海是著名的產棉區。江浙、廣東種桑養蠶，獲利甚厚。此外，茶葉、煙草、甘蔗、苧麻、蓼藍等作物生產也很繁盛。
手工業和抑商政策
手工業也逐漸恢複並有所發展，生產工具有某些改進，織絲機具比較複雜精巧，採礦工具、地質方面的知識亦有進步，但仍是手工勞動，不是機器生產，沒有擺脫對自然能源（人力、畜力、水力、風力）的依賴。
最重要的手工業是紡織業，包括棉紡織業、絲織業及相關的染踹業。棉紡織業處在家庭副業和小商品生產階段，但包買商相當活躍，掌握著棉花原料的收購和紗布產品的運銷，棉紡織手工業者處在商業資本的控制之下。布匹的踹光染色也有發展，蘇州一地即有染坊、踹坊數百家，踹匠多至一萬餘人。絲織業較為集中的南京、蘇州、杭州等地，「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最大的機戶擁有織機四五百張，規模可觀。礦冶業中，雲南銅礦的規模最大，資本雄厚，工人眾多，組織嚴密，采煉技術達到相當水平，全省銅產量最高時（乾隆中葉）達一千數百萬斤，但在官府的嚴密控制下，發展速度十分緩慢。採鐵、冶鐵，既供軍需，亦供民用，清廷的控制也很嚴格，官府資金雖未滲入鐵礦業，一般均由商民申請開採，但開採、冶煉、招工、設爐、運銷均須報官批准、發給執照。廣東佛山是冶鐵中心，傭工數萬；漢口鐵業亦盛，有鐵匠五千餘人。煤炭為民用必需，各地小煤窯很多，但清廷對採礦的總政策長期搖擺，金銅煤鐵利益甚薄，為官方民間之必需，不能禁絕，但又害怕聚集大批礦工，反抗鬧事，故礦場時而被禁、時而准開。制瓷是重要的傳統手工業，景德鎮瓷業最發達，內部分工很細密，工藝精緻，在色彩、厚度、形制、上釉方面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熬鹽、伐木、制煙、榨糖、造紙等手工行業均有相當的發展。
清代手工業很繁榮，無論生產規模、僱工數量、分工細密、技術水平、產品質量方面，都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最高水平，並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較先進的經濟因素集中在長江、珠江下游和某些地區、某些行業內。廣大的腹地、山區、邊疆，經濟文化很落後。整個中國，農業和小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主要地位，封建經濟遠沒有解體。中國和當時先進的西歐國家相比，存在著很大差距。
清政府把工商視為末業，執行「抑商」政策。對於那些有大利可圖及有關國計軍需的手工行業，政府插手干預，指定官商，實行壟斷。對於其他手工行業，允許商民經營，但控制亦嚴，且高額徵稅，低價收購，無償攤派。手工業中還普遍存在著有濃厚的地域性、排他性的行會組織，這些都妨礙手工業的自由發展。
大城市的出現
在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基礎上，許多大城市得以繁榮。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仕商群集，各地商貨薈萃，傳統的手工藝產品有景泰藍、雕漆、玉器等，前門外是繁華的商業區。北京城在明朝修建的基礎上，屢加修葺，形成了西郊園林區，有三山五園（暢春園、圓明園、萬壽山清漪園、玉泉山靜明園、香山靜宜園）。宮殿壇廟、街道河流亦經大力改建修浚，形成了近代的北京城。揚州位於長江北岸，瀕臨運河，是淮鹽的集散地，經濟發達，財貨殷富，多富商大賈。南京、蘇州、杭州都是絲綢、布匹及其他手工業品的產地，產品遠銷各地，城內商鋪林立，作坊星布，附近土地肥沃，富農桑魚米之利；且文化發達，風景優美，蘇州有園林之趣，杭州有自然之勝。廣州是對外貿易的口岸，是封閉的封建中國通向世界的主要窗口。每年來往的商船很多，進出口商品聚散於此，號稱「金山珠海，天子南庫」。此外，景德鎮的制瓷，佛山鎮的冶鐵，盛澤鎮的繅絲，產品精良，遠近馳名。漢口居長江中游，四通八達，為米穀、木材、食鹽、藥材和各種貨物的集散地。除了這些繁榮的大城市以外，廣大農村有許多小城鎮以及定期集散的墟場、市集、廟會，形成廣闊的商業網，是農民群眾和行商坐賈進行交易的場所。
賦役制度的改革
清初經濟的發展，與賦役制度的改革密切相關。清朝建立後，即逐步著手整頓混亂的賦役制度。順治和康熙時，編定《賦役全書》，以明萬曆年間的賦役額為準，取消苛捐雜稅，歸併稅收名目。又頒發「易知由單」「串票」，簡化徵收手續，改進納稅制度。但由於傳統的賦役制度是按土地數量和人丁數目兩個標準徵收，分別為「地銀」「丁銀」，全國土地數目已難確知，人丁則死亡增殖，隱匿流動，變動頻繁，無法統計。隨著生產的恢複和發展，國庫有了贏餘，清政府考慮不再增收人丁稅。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將丁稅總額固定下來，不再隨人口的增加而增收，穩定了全國的丁稅負擔。為了進一步解決賦役混亂和負擔不均，又於雍正元年（1723）制定「攤丁入地」政策，在各省陸續推廣實行。此項政策將丁銀平均分攤於地畝之內，不再按人丁和地畝雙重標準收稅，變成了單一的土地稅。這是一項意義重大的改革，從此廢除了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人頭稅，簡化了收稅標準和手續，有利於丁多地少的貧苦農民。農民的人身依附關係也有所削弱。雍正時還進行了其他改革，如耗羨歸公。「耗羨」是為了補償徵收銀米的虧損，於正稅之外增收的附加稅。各級官吏往往藉此謀利，任意加征，名目繁多，流弊極大。清廷將「耗羨」改為正稅，數額固定，由國家統一徵收。此項收入即發給官吏作為養廉銀和辦公用費，以提高官吏的微薄官俸，對改善吏治起了一些積極作用。此外，雍正時，又將各地「賤民」，如晉陝的「樂戶」、浙江的「惰民」、江蘇的「丐戶」、安徽的「世仆」、廣東的蜑戶開豁為良，編為民籍，廢除了殘存的奴隸制。
政治制度的設立與完善
清朝政權實行以滿族貴族為主體的滿、蒙、漢封建階級的聯合專政，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高度發展形態。
政權機構
政權組織沿襲明朝制度，專制皇帝君臨全國，主宰一切，他的意志就是國家法律。清代中樞權力機關和明朝有所不同，明代的權力在內閣，清代內閣雖地位尊崇，但權力較小。最初，軍政大權操於議政王大臣會議，日常庶政歸內閣。康熙時，皇權加強，南書房協助皇帝，參與機務。雍正時，創設軍機處，其為有清一代處理政務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決策發令，撰述諭旨，綜理軍國大計。軍機處不是獨立的正式衙門，而是皇帝身邊的辦事機構，無官署、無定員，軍機大臣均為兼職，由皇帝特簡 。其他中央機關和明代相同，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執行政令，綜理事務，設尚書、侍郎，滿漢並用。都察院為監察機關，設御史、給事中等官。新增的理藩院管理少數民族和某些對外事務，只任用滿族和蒙古族官吏。另有機構龐大的內務府，照料皇室的生活和財產，管理宮廷太監、匠役。地方行政機構，大體分省、府、縣三級，總督、巡撫為省級最高長官，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分掌全省民政、財政、刑法。還分設道員，作為輔佐。府設知府，統轄數縣，承上啟下。縣設知縣，為基層「親民之官」，掌管全縣政務、賦役、戶籍、緝捕、訴訟、文教。少數民族地區，根據各地情況，設立不同的地方軍政機構。
南書房
清代內廷機構。坐落於紫禁城內月華門之南，舊為康熙帝讀書處。康熙十六年（1677）始設。翰林入值南書房，初為文學侍從，常侍皇帝左右，備顧問、論經史、談詩文。皇帝每外出巡幸亦隨扈。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