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英宗正統初年到明神宗萬曆前十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明朝的統治開始走向衰落：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土地兼并日趨激化，封建剝削極其苛重，農民起義不斷發生，封建社會的危機日益加深。
土地的兼并與集中
明朝中期，土地兼并十分激烈，突出的表現是皇帝、王公、勛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以投獻、請乞、奪買等手段，大量占奪土地。
嚴嵩（1480～1567）
明朝權臣。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進士出身的嚴嵩在嘉靖時當上了內閣首輔，獨攬大權，所有朝政幾乎都由嚴嵩管理，除了嚴嵩、道士和左右近侍外，基本上沒人見過嘉靖帝一面。他把持朝政達二十年之久。晚年，家產被沒收，身無分文的嚴嵩，在祖父的墳邊搭了個草棚子安身，後來凄涼地死去。嚴嵩的書法成就極高，山海關的「天下第一關」是他的手筆，北京什剎海、景山公園、北海、故宮等地都有他的書法作品。
皇莊是皇帝的私產，收租供皇室享用，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在北京附近的皇莊只有五座，佔地一萬二千八百餘頃，到武宗正德元年（1506），一月之間增加七座，不久又增加二十四座，佔地共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管理皇莊的宦官打著皇家的招牌，恣意盤剝榨取，使佃戶受到沉重剝削，庄外的農民也同受其害。
明朝的親王未封前在北京附近設置王莊，被封后又在封地廣占莊田。憲宗成化時，賜德王壽張地達四千餘頃。孝宗弘治時，賜周王南睢州地五千餘頃，又先後賜給徽、興、岐、衡四王田至七千餘頃。而諸王占田數額遠過於此。勛戚和宦官占田之風也很猖獗。弘治二年，順天府有宦官勛戚莊田三百三十二座，佔地三萬三千餘頃，到正德十六年蔓延至北直隸，共達二十萬九百餘頃。其中宦官汪直占田竟達二萬一千餘頃。弘治時，皇親張延齡一次請乞就有一萬六千七百零五頃。正德時，慶陽伯夏臣一次受投獻地也有一萬三千八百餘頃。
大地主官紳的豪橫和對土地的兼并，以南方的江浙、江西、福建最為突出，湖廣、廣東、河南亦如之。在江浙，豪紳地主的土地「阡陌連亘」，或「一家而兼十家之產」，農民佃富人田，每畝所得不過二三石，而地租卻至一石二三斗。在江西，占田者與日俱增。南安、贛州二府富豪大戶，不守本分，吞併小民田地，四散置為庄所。僱工和佃戶少拂其意，即橫加棰楚，或逼賣子女。嘉靖時，嚴嵩父子在家鄉占田，囊括袁州一府四縣土地數額的十分之七，還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徐階父子在松江占田二十四萬畝，奴役佃戶不下萬人。
徐階（1503～1583）
明朝大臣。字子升。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階取代嚴嵩成為首輔。他大力革除弊政，先後舉薦高拱、張居正等人進入內閣，並曾營救因上疏指責皇帝過失而被定死罪的海瑞。但徐階私德不佳，在家鄉很不得人心。他縱容自己的子弟、家奴橫行鄉里，為非作歹，侵佔田產，佔地多達二十四萬畝，一向有貪名的嚴嵩，其田產僅是徐階的十五分之一。
官僚地主不但搶掠農民的土地，軍衛屯田也成為他們侵佔的對象。軍屯土地日益失額，多為軍官和豪強所佔奪。正統時，鳳陽等處的軍官占田有多至千餘畝者，陝西等處的軍官占田有多至三四十頃者。成化、弘治間，順天、保定二府的屯田被侵佔達四萬餘頃，大同、宣化二府的屯田被侵佔數十萬頃。有些軍官不僅廣置莊田、私役屯軍，還專擅水利，侵奪民利。在屯田大量被兼并的情況下，軍屯制度逐漸被破壞。
明朝初年，政府控制的徵收田賦的土地總額為八百五十餘萬頃，英宗天順七年（1463），只餘四百二十九萬餘頃，弘治十五年（1502）實額僅四百二十二萬餘頃，余皆落入具有免賦免役特權和隱匿土地的官紳地主手中。
宦官專權
明朝中期，統治者分裂為皇族和官紳兩大集團，有權勢的宦官是前者的政治代表，內閣大學士是後者的政治代表，於是出現宦官和權臣交替執政的局面。明中期前段，即從英宗到武宗時期表現為宦官專政；後段即世宗、穆宗到神宗初年表現為權臣專政。不過權臣最終也要聽命於宦官。且權臣之間的相互傾軋，也要倚仗宦官調停解決，因而有人把這一時期的政治完全概括為宦官政治。宦官專政是明中期甚至到明後期的政治特點。
宦官是皇帝私產的管理人，其中也有人佔有大量的土地，掌握了強大的經濟勢力。他們在京城內外廣置田園、庄所、馬坊、塌房，奴役著大批佃戶、家丁、義勇，以各種名義侵奪人民田產。英宗正統時的王振，天順時的曹吉祥，憲宗成化時的汪直，武宗正德時的劉瑾、谷大用等人，實際上都是擁有政治特權和經濟勢力的大地主。
明成祖朱棣為了強化君主專制政治，曾給予宦官一定的權柄，在宮內設置宦官二十四衙門，其中以司禮監的職權為最大。司禮監的掌印、秉筆太監可代皇帝傳布政令，「批紅」奏章，但受皇權及內閣的制約，宦官權勢畢竟有限。明朝中葉，先後出現土木之變、奪門之變等事件，政局動蕩，而英宗、景帝、憲宗、孝宗、武宗等人，或年幼登位，生長深宮，或昏庸荒亂，無所作為，於是宦官乘機竊權，挾制內閣，掌握廠衛，導致統治階級內部皇權與紳權的矛盾日益加劇。
田賦徭役的加重和農民的反抗
明朝中期，原來北方開墾出的「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時已全部徵收賦稅。江南的重賦也繼續下來。有正米一石加耗過二石或一石九斗者。英宗正統元年（1436），明朝政府把江南一部分賦稅折征銀兩，規定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四石折銀一兩，送往內庫，供皇帝揮霍，此即金花銀，賦稅征銀成為定例。
在江南某些地區，官糧不減於私租，租種官田的農民生活極苦。有「一畝官田七斗收，先將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和「為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民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的歌謠，農民產去稅存和田居富室、糧坐下戶的情況多所發生，處境悲慘。
封建國家徵收賦役的黃冊之制日益敗壞，幾成虛文，地主豪強串通官吏和里書，共同作弊，採取「詭寄」「飛灑」和「寄居」的手法，任意塗改冊籍，逃避稅糧，轉嫁賦役。
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分里甲正役、均徭和雜泛差役。里甲正役辦納糧草、上供物料，有額辦、坐辦、雜辦諸名色。均徭供衙門差遣（上自朝廷、下至司府州縣），有銀差、有力差。力差是由農民親身應役，銀差則以銀代役。雜泛差役以應「上命非時」諸差役。明中期大規模的徭役徵發十分嚴重。弘治時，僅修建、河工兩項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以至「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由於官吏士紳的徭役可以優免，豪強地主可以買通官府，放富差貧，所以雜泛差役只能由貧苦農民負擔。徭役的沉重，是農民逃亡和起義的原因之一。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天下人口為六千零五十四萬餘，至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只剩五千零二十萬，大量農民被迫投靠富豪勢要或輾轉流亡。正統、景泰時，從山東、山西等地流亡到河南南陽，湖廣襄、樊等地的流民有二十餘萬戶。天順、成化時，陝西、山西、河南人民流徙荊襄等處，日數萬計，以至闔縣無人，有者十去七八。為防止農民流徙，明政府制定了逃民周知冊，通過里甲、關津、禁山、搜山等措施控制流民，有時甚至進行殘酷的鎮壓。
勛貴莊田
明代因授爵而撥賜的莊田，時稱「給爵地」。勛貴指勛臣（武將功臣）、貴戚（皇親國戚），即所謂異姓貴族。明初，除李善長和劉基因為貢獻卓著而分別封公、伯外，其他文臣即使有大功勛也不封爵。貴戚中，皇后的父親一般封侯，兄弟一般封伯，凡有封爵的勛貴都享有皇帝賜給的田地和佃種人戶，但其莊田數量少於王府莊田。洪武之後，賜田之事少見，勛貴莊田的來源多是占奪。宣宗之後，濫賜勛貴莊田，得到賞賜的主要是外戚、公主、駙馬和太監。
明朝中期，在全國各地先後爆發了多次農民起義，其中規模較大的三次是正統時贛浙閩山區葉宗留、鄧茂七起義，天順、成化時荊襄鄖陽山區劉通、李原領導的農民起義和正德時從河北平原發動的劉六、劉七起義。此外，還有與河北起義相配合的江西農民起義和四川農民起義等。
張居正的改革
明中期的一系列農民起義，使明政府在世宗嘉靖初年不得不先後施行了一些減輕賦稅、抑制宦官、裁撤錦衣衛官校、停止傳奉官等措施，並勘查皇莊和勛貴莊田，把部分土地退還給農民。
嘉靖時，宦官的勢力受到排斥，形成權臣專政的局面。在權臣之間，又出現長期的門戶之爭。內閣大學士開始有首輔、次輔和群輔的區別。首輔位極人臣，一切朝政都歸其調度。為爭奪首輔的權位，大學士聯冊結黨，攀引門生，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