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建立
元朝末年，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極端尖銳，最終導致以紅巾軍為主力的農民大起義。在各路義軍之中，朱元璋所部軍紀嚴明，兼有文士馮國用兄弟、李善長、陶安等運籌帷幄，武將徐達、常遇春、湯和等能征善戰，終於脫穎而出，成為起義軍主力。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佔集慶（今南京）後，起義軍大宋政權任命其為平章政事、左丞相，朱元璋遂廣聘能士，采儒士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策略，發展生產，且耕且戰，為軍需奠定了雄厚基礎。對外攻城略地，屢敗陳友諒、張士誠，勢力擴展至蘇、浙、皖、贛。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與陳友諒會戰於鄱陽湖，友諒大敗。次年正月，朱元璋稱吳王。二十六年，他發布《平周檄》，雖仍沿用大宋龍鳳年號，卻已流露出稱帝自立之意。次年九月，克平江，俘張士誠，又迫降方國珍，南征陳友定。南方割據勢力基本廓清，遂派徐達、常遇春統兵二十五萬北伐。二十八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即皇帝位，建國號為明，是為明洪武元年（1368）。同年八月，明北伐軍進入大都，元朝政權被推翻。此後，明軍分兵略地，先後平定西北、四川、雲南、東北等地，統一中國。
明初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
在元末農民戰爭的過程中，蒙古貴族、色目大商人、上層僧侶和一部分漢族大地主或逃散，或被農民軍壓服，土地佔有關係因此發生一定的變化。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北方出現大量荒田，土地集中的趨向有所緩和。勞動人民的身份地位也略有變化，明朝釋放了大量元朝的驅口，並禁止庶民之家蓄養奴婢。「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屬禮行之。」又規定地主以佃戶代役，必須出米一石，以資助其費用。同時，在明律中取消元朝的地主毆死佃客杖一百七、征燒埋銀五十兩的法令。工匠的地位也有改善。明朝的匠戶同元朝一樣，雖世代向官府服役，但已被分為輪班和住坐兩種，他們除服役時間外，其餘的時間可以自行趁作。
明統治者為緩和階級矛盾，鞏固自己的統治，還積極推行發展農業的政策。洪武年間，朱元璋多次下令鼓勵農民復業歸耕，開墾荒地。或額定授予荒地，或聽其儘力墾種；或免租稅三年，或免雜泛差役，或免予起科，或永不起科，所墾地土俱聽為己業。在勞動人民的勤勞墾殖下，北方大量荒閑地土被開種出來。明朝政府又在各地，特別是在北京、淮西及沿邊大興屯田。屯田有民屯、軍屯和商屯三種，民屯和軍屯規模較大，商屯則較為罕見。為了使屯田制度順利推行，政府還將大量耕牛發給屯種的軍士和農民，並命寶源局製造農具分配給屯田之家。屯田保證了軍糧的供應，到宣德之時，沿邊軍士的用度多倚屯田所出，很少徵用民谷。
明朝政府也很注意棉花和桑、麻等的種植。建國前已有這方面的命令，洪武初年又頒布法令，規定凡農民有地五畝至十畝者，要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否則要向政府繳納絹、麻布或棉布各一匹，有地十畝以上的加倍。這一措施，使繳納絲、綿、棉布的徵調成為田賦中僅次於米糧的次目，為紡織手工業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有利於絲織業和棉織業的發展。
政府還大力組織農民興修水利，朱元璋下令各州縣的官吏，凡有關修水利的事都要立時呈報，並由朝廷派員監修。據洪武二十八年（1395）統計，前後不到兩年，在全國範圍內共開塘堰四萬餘，浚河四千餘處，修建陂、堤、岸共五千多處。洪武年間，陝西的洪渠堰、四川的都江堰和廣西的靈渠都先後修復。永樂元年（1403），十幾萬從浙江等地徵集來的軍夫和民夫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的率領下，兩年內完成了疏導吳淞江的水利工程，蘇、松水患得到排解，農田因此得利。元末明初，會通河經常淤塞，漕運難以通達，運糧只靠海運。永樂九年，三十萬山東及南直隸的民工，在工部尚書宋禮率領下，溝通了會通河。此舉加強了南北方之間的物資交流，並為遷都北京創造了條件。
洪武時，明政府在南京和其他省所屬州縣設立「預備倉」，規定府、州、縣各置東西南北四倉，儲糧備荒，多者萬餘石，少者五千石，遇有水旱，則用以貸給貧民。永樂、宣德間又令各州縣官吏隨時注意修補。宣德七年（1432），周忱和況鍾在蘇州各縣設濟農倉，共積糧二十九萬石，修建水利和賑貸農民之費都由此出，農民暫免於豪富之家的高利貸剝削，農業生產得以發展。此外，周忱和況鍾還創立平米法，無論官民田，一概攤平加耗，糧輕者耗多，糧重者耗少，每稅米一石，加耗約六七斗，宣德十年浙江加耗為七斗。這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逃賦現象日少，濟農倉也得以長期維持。
明初還推行了一些有利於工商業的措施。洪武、永樂時，商稅一般為三十稅一，農具以及軍民嫁娶喪葬之物，舟車絲布之類都予免稅。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下令裁撤稅課司局，改由各府州縣直接徵稅。明朝政府又放棄礦業專營，特別是鐵礦的專營，許可人民開採，三十稅二。
社會生產力的提高
明初通過大量墾荒，耕地數明顯增加，據不完全統計，洪武元年至十六年，各地新墾田土共達一百八十餘萬頃，約合當時全國土地數額的一半。至二十六年，全國的田土，包括官田、民田、舊額、新墾田，已達八百五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遠遠超過宋元以來的墾田數。永樂、宣德時，屯田面積更加擴大，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西南盡滇蜀，南極於交址，中原則大河南北，到處興屯。
糧食的總產量也在逐步提高，明朝政府稅糧收入有所增長。洪武十八年，全國收入麥、米、豆、谷二千零八十八萬餘石，至二十六年增加到三千二百七十八萬餘石。洪武二十一年，衛所軍屯的屯糧僅有五百餘萬石，到永樂元年，包括軍民屯田在內的屯田子粒已達二千三百餘萬石。《明史·食貨志》載：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這都反映出某些地區已有相當數量的糧食儲備。
宋、元之時，棉花的種植多在湖廣、江南一帶，到明初，山東、河南、河北及北平郊區等地也開始大量植棉，洪武二十年，彰德、開封、大名、東昌等地遷民上繳的棉花已高達七百五十多萬斤，明朝政府給賜軍隊的冬衣、棉花有了較充足保證。有的農民冬日可穿棉襖，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桑棗果木的種植也很普遍，許多農民靠此謀生。永樂時，布帛、絹絲、棉花絨和課鈔已成為明朝賦稅的重要部分，據永樂十七年統計，這年共徵收布帛一百二十萬六千八百八十七匹，絲綿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零七斤，棉花絨五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四斤，課鈔一千五百九十四萬五千六百零一錠，表明農村家庭的副業已日益恢複，經濟作物的種植比以前增多。
明初的官營手工業，如採鐵、鑄銅、造船、制瓷、織染、軍器火藥的製作，以及特種手工藝和土木建築等，在質量上已超過了前代的水平。南京的龍江船廠，北京的寶源局、軍器局、鑄鐘廠，遵化鐵冶，蘇州的織染局，饒州的御窯廠，都擁有大量工匠，分工細緻。洪武時，官辦鐵冶每年的定額已達一千八百四十七萬餘斤，年鑄錢幣最高達一億九千九百八十四萬餘文。宣德時，饒州製造的瓷器一次達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件，其他綾羅紗綢、彩緞、雕漆等消費品的製造更多。
由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商業活動也更加頻繁。永樂時，運河沿岸的淮安、濟寧、臨清、德州、直沽等地，四方百貨，倍於往時，北京成為工商業的大城市，各地的商品紛紛運來，作坊、店鋪林立。宣德時，明朝政府在全國三十三個城市增收商稅，這些城市的工商業也日趨繁榮。
明初社會生產力雖比以前有所發展，但封建的生產關係依然存在。皇帝、王公和一般地主繼續佔有廣大的土地。親王、勛貴之家不僅有賜田和賜佃，而且憑藉權勢擴展自己的土地，明成祖朱棣曾在北京的黃垡建立起明朝的第一座皇莊。
官吏賜田的現象極少，但洪武十年（1367）朱元璋發布優免之令，規定百司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這一優免的命令後來被繼承下來，有些官僚不僅免雜泛差役，連稅糧也一概蠲免，從而把繁重的賦役直接或間接地攤派於貧苦農民。
全國各地的糧長和富民，也很受朱元璋重視。洪武四年，明朝政府以江南各地田產多的人戶為糧長，催督和輸納賦稅。糧長多是農村中的大地主。他們勾結官府，欺壓農民，以自己的財富轉變為官紳之家。富民不一定做糧長，但他們也是明朝政府依靠的對象。十九年，命直隸應天諸府州縣選送富民子弟赴京補吏，與選者達一千四百六十人。貴族、功臣、官僚、糧長、富民等大地主集團，加上更廣泛的中、小地主，構成了明朝政權的統治基礎。
明初沿襲宋元制度，田賦分夏秋兩季繳納，主要徵收米、麥、絹、布、銀鈔。米麥為本色，絲絹、棉布、銀鈔為折色。史載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