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國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
北宋建國和消滅諸割據勢力
五代後周顯德六年（959），後周世宗柴榮病死，他的幼子柴宗訓繼位。次年正月，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發動兵變，率軍返回開封，奪取皇位，建立了宋朝，改年號為建隆，定都於開封。
宋朝建立時，北邊有勁敵遼朝和在遼朝控制下的北漢，南方有吳越、南唐、荊南、南漢、後蜀等割據政權。宋太祖趙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進叛亂後，依照先南後北的戰略方針，首先集中兵力進攻經濟富庶的南方諸國，準備在此後北向收復燕（今北京）雲（今山西大同）等州。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出兵荊南，佔領江陵府（今湖北荊州），荊南主高繼沖投降，宋軍繼續向湖南進發，擊敗抵禦的守軍，擒湖南主周保權，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至三年，宋軍自劍門、夔峽兩路進攻後蜀，連敗後蜀軍的反抗，迫使後蜀主孟昶歸降。
開寶三年（970）至四年，宋發兵嶺南，負隅興王府（今廣東廣州）的南漢主劉鋹投降。
開寶七年至八年，宋發兵進攻南唐，戰艦沿江而下，殲滅南唐軍主力，包圍江寧府（今江蘇南京），南唐主李煜投降。
宋太宗趙炅繼位後，使用政治壓力，迫使吳越錢俶和割據漳、泉二州的陳洪進相繼納土歸附，兩浙、福建亦納入宋的版圖。
宋太祖曾兩次發兵進攻北漢，未獲克捷。太平興國四年（979）初，宋太宗親率大軍北征，他採用了圍城打援的戰法，派潘美等率軍四面合圍太原，並擊敗了遼朝援兵，北漢主劉繼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亂以來的兩百多年的藩鎮割據局面基本上結束了。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空前加強
在消滅各封建割據政權的同時，宋太祖、宋太宗還逐步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統治。安史之亂以來，藩鎮之所以能夠與中央皇室對抗，主要在他們「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掌握和控制了地方的各種權力。為改變這種情況，宋太祖採取如下措施：
⑴稍奪其權。為削弱節度使的行政權力，把節度使駐地以外的州郡——「支郡」直屬京師。同時派遣中央政府的文臣出任知州、知縣，「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這一制度逐步推行後，到宋太宗初年，西北邊境州郡也都換上了文官。宋代雖然保留了節度使的名義，但在北宋初年，事實上已降為某一州郡的長官，後來更徒具空名，而不到節度使駐地赴任。即使如此，宋太祖仍恐州郡長官專權，一面採取三年一易的辦法，使州郡長官頻頻調動，一面又設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權，利用通判與知州之間的相互制約，使一州之政不致為知州把持，防止偏離中央政府的統治軌道。
⑵制其錢穀。宋初於各路設置轉運使，將一路所屬州縣財賦，除「諸州度支經費」外，全部運輸至宋統治中心開封。前此藩鎮以「留州」、「留使」等名目而截留的財物，一律收歸中央。
⑶收其精兵。宋太祖繼承了周世宗的許多做法，派遣使臣到各地，選拔藩鎮轄屬的軍隊，「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兵，聚之京師，以備宿衛」。藩鎮的兵權也逐步被剝奪凈盡。與此同時，在次第削平南方諸國後，下令拆毀江南、荊湖、川峽諸地的城郭，於是可能被藩鎮用來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撤除了。
宋太宗趙炅（939～997）
宋代第二代皇帝。宋太祖趙匡胤的弟弟。最初名匡義，太祖時改名光義，自己稱帝後又改名炅。趙炅在位期間（976～997）極大強化了中央集權，不僅大量招考文官任職，而且軍事上確立了強幹弱枝、限制節度使權力等政策，為後來北宋積貧積弱埋下了隱患。但是趙炅愛看書倒是留下了一段佳話：趙炅曾下令編修一部叫作《太平總類》的類書。書編好後，他決定每天看三卷。有人擔心他這樣讀書會太累，就勸他少讀些，他卻說：「我天性就喜歡讀書，讀起書來神清氣爽，怎麼會勞累呢？而且只要打開書卷就會有收穫，時間也不會被浪費。」這也就是成語「開卷有益」的來歷。趙炅最終用了一年的時間讀完了這部巨著，原書名也被改成了《太平御覽》。
在上述變革之下，全國各地的「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從而極大地加強了中央政府的統治力量。就宋代行政體制看，「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於朝廷」，「以大系小，絲牽繩連，總合於上」，把中央集權制強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前此那些藩鎮割據勢力被完全剷除。在宋朝統治的三百餘年中造成一個「無腹心之患」的統一的政治局面。
軍隊和官僚機構是維護和運轉中央集權制的兩個重要工具，宋太祖、太宗採取種種防微杜漸的政策和措施，極力使這兩個工具適應專制主義的需要，從而表現了皇帝權力的空前加強。范浚在《五代論》中指出：「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這些話揭示了唐末五代以來，在政治局面變換中，兵權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從小軍官到殿前都點檢，又從殿前都點檢躍上皇帝寶座的趙匡胤，十分懂得軍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宋太祖、太宗所制定的軍事政策便具有了極其鮮明的時代特點。
潘美（925～991）
北宋將領。字仲詢。大名（今屬河北）人。曾「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可謂戰功赫赫。在嗜殺、勇猛的一面外，他也有著令人稱道的另一面，比如他主動收養了後周世宗的幼子，待其像親生兒子一樣。另外《宋史》曾記載，潘美在行軍作戰時，若不順心就會大發脾氣，並嚴懲違犯軍令者，一些罪過不大的人也會被處死。他的部下李超負責行刑，每當遇到這種情況總會暗中暫緩行刑，等潘美怒氣平息、冷靜下來後再定奪。潘美並不怪罪，也由此避免了不少錯誤。由此可見，潘美是個性格剛烈、胸懷大度的將領，不能和楊家將演義中的那個「潘仁美」畫等號。但由於在北伐遼朝失敗受詔撤軍時，潘美與王侁等逼迫楊業冒險迎敵，導致楊業全軍覆沒，楊業被俘身亡。為此，潘美被削三任。
有關「杯酒釋兵權」的記載雖富有戲劇性，未必全都屬實，但與趙匡胤一道起家，並作為趙匡胤的義社兄弟的石守信、王審琦等禁軍大將不再掌握軍權，則是極為明確的事實。以後又廢除殿前都點檢和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司，禁軍分別由殿前都指揮司、侍衛馬軍都指揮司和侍衛步軍都指揮司，即所謂三衙統領。禁軍領兵權之析而為三，以名位較低的將領掌握三衙。宋初制軍的這些措施都意味著皇權對軍隊控制的加強。與此同時，宋初還建立了不同於前朝的樞密院，設樞密使，主管調動全國軍隊，分掌軍政大權。樞密使與三帥各有所司：「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調兵權與領兵權析而為二，各自獨立，相互制約，有利於皇權的控制。
宋太祖總結了歷代的統治經驗，認為「可以為百代之利者，唯養兵也」，因而確定了募兵養兵制度。宋政府每年招募大量兵士，特別是荒年募兵更成為一項定製，其後的嗣君們謹守不變。被迫離開土地的農民以及流浪漢，所謂「失職獷悍之徒」，還有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饑民，這些本來足以危害宋專制統治的各種社會力量，通過募兵養兵制度，轉化為維護宋專制統治的軍事力量。
歷代統治者都依賴軍隊以加強其專制統治。趙宋王朝對軍隊依賴的程度更超過前代。宋東京開封是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實現其「強幹弱枝」、「由中制外」的政策，就只能把重兵屯聚在京畿。於是「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屯兵於內，連營畿甸」，「以兵為險」，便成為宋王朝的基本方針。趙匡胤之所以重視募兵養兵制度，這是重要原因。宋初統治者雖然從根本上認為養兵「為百代利」，但又恐怕軍隊也可能因這樣那樣的事故而發生變亂，因而又制定了許多政策和措施，加以預防，其中主要的有：
⑴兵將分離政策。利用更戍法，將屯駐在開封的禁軍輪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糧，定期更換。名義上使士兵們「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實際上是借著士兵們的經常換防，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以避免對皇權造成威脅。
⑵內外相維政策。宋太祖把全部軍隊分為兩半，一半屯駐京畿，一半戍守各地。宋神宗趙頊對這種做法加以解釋說：「藝祖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實際上，這種「內外相制」的政策，不僅體現於京師與諸道之間，而且也體現於皇城內外、開封與府畿各縣之間兵力的平衡。在這種政策的作用下，軍事能力無形中削弱了不少。
⑶「守內虛外」政策。宋初統治者目睹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