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亞洲各國交往中的地位
唐朝前期全國統一，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是當時世界上最富庶、最文明的國家之一，因而對其他各國產生了吸引力，亞、非很多國家的使臣、留學生、商人和學問僧潮湧而來。唐朝生產的空前發展也促使國際貿易大為增加，中國人到外國聘問、經商的絡繹不絕。中國地處亞洲中心，不但與各國頻繁交往，而且成為亞、非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和中轉的樞紐。
唐朝對外交通的發達為國際交往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陸路交通，經過西域，可達中亞及印度等國。海路交通以廣州為主要港口，可至東南亞各國及波斯灣等地；從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東南沿海登舟，可浮海東通朝鮮、日本諸國。中國的航海大船長二十丈，載重能力與抗風能力都超過大食海舶，每艘船能載六七百人，經常往來於廣州和波斯灣之間。經常來中國貿易的外國船隻名目繁多，如「南海舶」「崑崙舶」「師子國舶」「婆羅門舶」「西域舶」及「波斯舶」等。
長安是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而成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各國的使臣、留學生、僧侶、商人麇集於此，相互間發生了密切的接觸。
朝鮮和日本
朝鮮半島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並立時期，中朝之間的文化交流已經相當發達。唐朝的十部樂中有高麗樂，唐高宗時很多高麗、新羅的音樂和歌舞家住在長安。7世紀初，百濟人味摩之把從中國學得的西域樂舞傳入日本，稱吳伎樂。7世紀下半葉，新羅統一朝鮮半島以後，與唐朝的聘使往返更加頻繁了。留在長安的新羅子弟，有的在國學肄業，有的在唐朝做官。新羅僧人慧（亦作「惠」）超幼年時即已來到唐朝，後來航海赴天竺詣佛跡。開元末由天竺取陸路回到唐朝，建中元年（780）卒於長安。他所著的《往五天竺國傳》三卷，記載了遍游天竺的經歷，是重要的歷史資料。唐文宗開成二年（837），新羅留學生達兩百餘人之多，其中有王子多人。唐末，新羅人在中國科舉登第的很多，最著名的是崔致遠。他十三歲入唐，十九歲中進士，所著《桂苑筆耕集》流傳至今，是有關中朝交往的重要歷史見證。新羅參用唐朝的制度制定了自己的禮儀典制。7世紀末，留學生薛聰利用漢字創製「吏讀」，用以表示朝鮮語的助詞和助動詞，對朝鮮的文化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文學家張鷟和詩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新羅流布，深受朝鮮讀者的喜愛。唐朝沿海很多城市有「新羅坊」，接待新羅人的旅店叫「新羅館」，有的地方設有「勾當新羅所」，說明在中國的新羅人確實很多。在兩國交往過程中，不少物產、藥材、手工業品和書籍也得到交流。
倭國在唐代改稱日本。貞觀十九年（645），日本發生「大化改新」，開始向封建社會過渡。唐朝的經濟高漲與日本的社會飛躍結合起來，促成了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高潮。終唐之世，日本派遣唐使達十餘次，每次除使臣、水手之外，還有留學生、學問僧、醫師、音聲生、玉生、鍛生、鑄生及細工生等，少則二百餘人，多則五六百人。9世紀末以後，遣唐使雖然停止，但又出現了中國商人浮海赴日的浪潮，經濟交往保持繁榮。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突出貢獻的著名日本人士有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和空海等。吉備真備於開元五年（717）來唐朝留學，十七年後回國，攜去大量中國書籍和文物。後來他在日本任右大臣，致力於日本的改革和推廣唐朝的文化。阿倍仲麻呂亦於開元五年隨遣唐使來唐朝留學，漢名晁衡（朝衡）。他在太學肄業，成績優異，不久，任左春坊司經局校書，還擔任過左補闕、衛尉少卿及秘書監。晁衡先後結識了中國的詩人儲光羲、李白、王維、趙驊、包佶等，相互酬唱不絕。天寶十二載（753），晁衡登船回國，中途遇險，李白曾作《哭晁卿衡》以抒悲痛之情。晁衡脫險後，再次入唐，先後任左散騎常侍及鎮南都護，於唐代宗大曆五年（770）卒於長安。空海和尚三十一歲時啟程來華留學，於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抵長安，三年後返日。他帶去不少中國的佛經、法帖和詩文集，將佛教密宗從唐朝傳入了日本。空海的《文鏡秘府論》是關於中國詩文修辭和文學批評的重要著作，他編撰的《篆隸萬象名義》是日本的第一部漢字字典。由於吉備真備和空海傳播了中國文化，日本產生了以漢字偏旁為字母的平假名（草體）和片假名（楷體）。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日僧圓仁，他於唐文宗開成三年（838）隨遣唐使藤原常嗣來中國。雖然他登天台山的目的沒有達到，但卻到過五台山巡禮，以後就轉赴長安。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圓仁攜帶大批經典和佛像、佛具等自登州乘船歸國。他留唐將近十年，到處尋師求法，足跡遍及今江蘇、安徽、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諸省。圓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詳盡地敘述遊歷中國的經過，並記載了當時唐朝社會、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實況，是珍貴的歷史文獻。
對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貢獻的中國人是鑒真和尚。鑒真俗姓淳于，是揚州的名僧，律宗大師。天寶元年（742）日僧榮睿、普照到揚州大明寺邀請鑒真赴日傳授戒律，鑒真欣然接受，但此後十餘年中，五次東渡都宣告失敗。他以百折不撓的精神進行第六次東渡，終於在天寶十二載以六十六歲的高齡成功地抵達日本。鑒真在日本生活達十年之久，於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去世。他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所作的主要貢獻有：攜去律宗、天台宗的經典，弘法傳教；與門徒建律宗的總本寺唐招提寺，該寺是建築藝術的傑出成就；其門徒在唐招提寺的金堂中用夾紵法製成鑒真像，促進了日本雕塑藝術的發展；在書法、刺繡、藥物等方面也有所交流。
日本的「大化改新」吸收了不少唐朝的制度，如參照均田制實行班田收授法，也實行租庸調製，仿照唐制實行戶籍、計賬制，參考《唐令》制定了《大寶令》和《養老令》等。奈良、平安均模仿長安的坊、市、街道設計建築。奈良正倉院至今還保存著很多唐朝的工藝品。
東南亞、南亞
《新唐書·地理志》中保存了賈耽《皇華四達記》的部分材料，其中記載的海路航線，從廣州出發，經環王國（今越南中南部）可至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南部）和訶陵國（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從訶陵國西航經師子國（今斯里蘭卡）等地可至天竺（古印度別稱）和提䫻（音玉）國（今巴基斯坦印度河口以西）。陸路從嶺南出發可至泥婆羅（今尼泊爾）、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臘（今柬埔寨北部和寮國南部）及驃國（都今緬甸伊洛瓦底江下游卑蔑附近）。此外，通過陸路上的絲綢之路亦可經西域南達南亞次大陸。中國同上述各地區、各國在不同程度上都發生過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聯繫。
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玄奘和義凈是兩個重要人物。
玄奘少年時，立志赴天竺求佛法。貞觀初年，他從長安出發，取道今新疆、中亞等地，最後抵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貞觀十六年（642，一作貞觀十四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舉行了一次大型的佛教經學辯論會，玄奘以論主的身份發表議論，獲得了很高的榮譽。貞觀十九年他返抵長安，攜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以後他組織譯經機構，二十年間共譯出佛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還把中國的《老子道德經》譯成梵文送往印度。此外，玄奘根據沿途見聞寫成《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記載了很多國家的狀況，是研究7世紀中葉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等國歷史和地理的珍貴資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部書是研究印度中世紀史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之一，對研究中國西域亦極有價值。
義凈於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從廣州出發浮海赴天竺學佛學，後又至室利佛逝、末羅瑜（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占碑附近）搜羅並抄寫佛經，最後於武周證聖元年（695）回到洛陽，共攜回經、律、論約四百部。義凈還撰成《南海寄歸內法傳》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其中記錄了很多國家的社會、文化、宗教狀況和中國僧侶在外國的經歷。
中亞、西亞、東非、北非
隋唐時期中亞有九個以昭武為姓的國家，他們是：康國（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安國（今烏茲別克布哈拉）、曹國（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北）、石國（今烏茲別克塔什干一帶）、米國（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東南）、何國（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西北）、火尋國（今阿姆河下游一帶）、戊地國（今烏茲別克布哈拉西）和史國（今烏茲別克沙赫里夏勃茲）。唐朝與上述諸國均不斷互通使節，有頻繁的商業交往，康、安、米、史、石等國的音樂舞蹈亦傳來中國。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唐朝與大食國（唐宋時對阿拉伯帝國的專稱）開始建立聯繫。此後一個半世紀中，大食通使達三十六次。8世紀下半葉大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