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重的勞役徵發
導致人民反抗的直接原因是漫無限止的勞役徵發。煬帝營建東京、修長城、開運河，雖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卻濫用了民力；至於純為個人享樂而徵發的勞役，只能給人民帶來災難。
從煬帝即位開始，幾乎每年都有重役。仁壽四年十一月，他發丁男數十萬，在今山西、河南境內夾黃河兩岸掘了兩道長塹。大業元年三月營建東京，月役丁二百萬（次年正月告成，歷時十個月）。同時煬帝徵發河南、淮北丁男前後百餘萬開鑿通濟渠，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不到半年便完成了這兩項工程。這一年還在江南採伐木材，建築東京和其他各地宮殿；為了巡遊江都而在江南造作龍舟和數以萬計的各色大小船隻。八月巡遊江都，徵發挽船士數萬人。粗略估計，從仁壽四年十月到大業元年十月的一年間，被徵發的丁男不少於四百萬。大業二年統計的戶數為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就是說，平均每兩戶徵發一丁，而且徵發地域集中在河南至淮南之間，這一地區被徵發的丁男所佔的比例當然更高。營建東京的兩百萬丁，由於苦役，死亡率殆半，其他勞役的死亡率大概也差不多。可見這一年徵發丁男的比例和死亡率都是高得驚人的。此外，該年被誅戮和流配的所謂楊諒「叛黨」還有幾十萬人。
隨後是大規模地修築長城，開鑿永濟渠。早在開皇六年和七年，文帝曾兩次修建長城，一次徵發丁男十一萬（一作十五萬），另一次徵發十萬餘，都是按制度「二旬而罷」。大業三年煬帝到榆林，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雖仍按制度「二旬而罷」，但死者過半。次年正月，徵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丁男不足，以婦人供役。七月，煬帝北巡五原（今內蒙古五原南），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此外，大業三年，還徵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開一條通往并州的馳道，雖沒有具體的徵發數字，但徵發範圍達十餘郡，人數當不會少。從大業三年五月到四年七月一年多的時間內，所發丁男以至婦女，大約在三百萬人次左右，徵發地區包括今內蒙古、山西和河北，當時這些地區的戶數，大致為三百五十萬左右，可見徵發比例也非常高。
煬帝在十四年統治期間，幾乎沒有一年不出去巡遊。他曾三巡江都，三到涿郡，兩至榆林，一遊河右，還有長安與洛陽間的頻繁往還。伴隨著巡遊，到處建築宮殿；每次出巡，宮人、侍衛和各色隨從人員多達十萬人，沿路供需都由所經地方承辦。這筆費用最後都落在人民的頭上。
這些勞役徵發超出了人民所能承擔的限度。大業六年就已有人民起義發生。次年，煬帝發動對高麗的戰爭，更大規模地徵發兵役和勞役，終於點燃隋末農民起義的燎原大火。
煬帝三征高麗
隋朝時，朝鮮半島上有高麗、百濟、新羅三國，其中，高麗最強。東晉時，高麗入據遼東，奚、契丹、靺鞨等族受其控制。開皇十八年（598），高麗王高元聯合靺鞨進攻遼西，被隋朝地方軍擊退。文帝發兵三十萬進擊，高元遣使謝罪，罷兵修好。
煬帝即位後，要求高元入朝未成，便決心大舉東征。大業四年（608）開永濟渠，就是要為東征作交通運輸準備。同時，煬帝命令山東（今河北、山東地區）廣置軍府，充實軍馬，整備武器。運輸之役更是繁重：七年二月，煬帝命令在東萊（今山東萊州）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嚴急，死者達百分之三四十；五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輛，裝載衣甲帳幕，由兵士自己牽挽，送往高陽；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和船，運黎陽（今河南浚縣）及洛口（在今河南鞏義境內）諸倉米到涿郡（轄境在今北京、天津、張家口一帶），船舶連接達千餘里。運輸兵民交錯往還，晝夜不絕，死的就拋在路旁，臭穢滿路。又發民夫自辦車牛運糧械到瀘河（今遼寧錦州）、懷遠（今遼寧遼陽西北）兩鎮，車牛都一去不返。又發鹿車（即獨輪車）夫六十餘萬，每兩人推米三石，路途遙遠，三石米還不夠路上吃的，車夫到鎮無米可交，只好逃亡。
大業八年，隋軍雲集涿郡，共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分左右各十二軍，運輸人員加倍。當年二月，煬帝和大軍渡過遼水，圍攻遼東城（今遼寧遼陽）。這次聲勢浩大的東征本來不得人心，高麗又頑強抵抗，隋軍遭到失敗，士兵役丁死亡大半，物資裝備幾乎全部丟失。宇文述進攻平壤（今朝鮮平壤）的九軍共三十萬五千人，只兩千七百人生還遼東。七月，煬帝被迫退兵。
失敗並沒有使煬帝接受教訓，他在退兵時就下令繼續搬運黎陽、洛口、太原諸倉穀物北上。九年正月再次在全國徵發兵士集中涿郡。四月，煬帝再渡遼水，和上次一樣攻圍遼東城，一個多月仍沒有攻下。六月，在黎陽督運兵糧的楊玄感起兵攻東都（東京改稱）。消息傳到前線，煬帝有後顧之憂，只好退兵。
同年八月，楊玄感敗亡。但農民起義軍卻風起雲湧，隋王朝處於崩潰前夕。煬帝妄想以對外的勝利來扭轉危亡的命運，於大業十年二月發動了第三次東征。三月煬帝又到涿郡，七月到達懷遠鎮。高麗雖兩敗隋軍，卻因連年戰爭，所受損失也非常嚴重，所以立即遣使請和，並囚送隋的叛將斛斯政。這次戰爭是在義軍遍地的形勢下發動的，徵集的士兵多因道路阻隔，不能如期到達，有的根本沒有來，來的又因沿途多有逃亡，以致兵員不足，實是湊合成軍。煬帝也感到無法把戰爭進行下去，只好因高麗請和，乘勢收兵。
隋末農民大起義
煬帝三次東征，給人民造成一場非常嚴重的災禍。大業八年雲集涿郡的兵士和民夫大致為三百五十萬人，如果再加上造船之類的就地征役、或逃或死的兵民，數字就更大了。以後連年東征，都是在全國徵發，人數也不會少。除了勞役以外，軍需的徵發也非常嚴重，常規租調已預支數年。這樣擾動全國，弄得盛強的隋王朝「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楊玄感的檄文），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的破壞，人民受到無邊的苦難。
河北、山東是籌備東征的基地，兵役、力役最為嚴重。大業七年，這一地區遭到特大水災，次年又發生旱災，人民走投無路，起義的戰鼓首先就在這裡敲響。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大業七年鄒平縣民王薄於長白山（在今山東鄒平南）起義，自稱「知世郎」，作《毋向遼東浪死歌》號召反抗。這一年還有劉霸道起義於平原東豆子䴚（今山東商河、惠民間），孫安祖、竇建德起義於高雞泊（今河北故城西），鄃縣（今山東夏津）人張金稱、蓨縣（今河北景縣）人高士達各在境內起義。後來發展壯大的翟讓領導的瓦崗（在今河南滑縣南）軍和以後南渡長江由杜伏威、輔公祏領導的起義軍，也都在這一二年間組織起來。從此直到隋亡，見於史籍的武裝反隋力量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南達嶺南，東至山東、江浙、福建沿海，西達河西走廊，大大小小數以百計，其中在今河北、山東、河南的約佔半數，起義時間也較早。這些起義隊伍經過激烈的搏鬥，分並離合，最後大致形成三大起義力量：一是威震全國，據有河南的李密領導的瓦崗軍；二是雄踞河北的竇建德領導的夏軍；三是自淮南轉移到江南由杜伏威領導的吳軍。
關隴貴族統治集團的分裂
農民起義軍的發展，促使統治階級內部分化。有的反隋武裝力量，本來就是乘亂起兵的地方豪強，如據有朔方的本郡豪族梁師都，據有江南吳興等郡的江東豪族沈法興，據有江陵的蕭梁後裔蕭銑等；也有擁有兵力的軍府將領，如據有隴右的金城府校尉薛舉，馬邑（今山西朔州朔城區）的鷹揚府校尉劉武周、涿郡的虎賁郎將羅藝等。他們大都志在乘亂割據。更有不少地主豪強參加了起義軍，比如瓦崗軍中的徐世勣、王伯當等。此時，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也發生了分化。尤其是大業九年楊玄感的起兵，對隋朝的崩潰有很大影響。
楊玄感是大貴族、權臣楊素的兒子。第二次東征時，他以禮部尚書在黎陽督運糧食，六月，聚眾起兵，攻圍東都。煬帝派來救援東都的遼東還軍將到，玄感撤圍西入關中，八月為追兵所及，敗死。楊玄感聲稱「為天下（百姓）解倒懸之急」，具有很大的號召力，一呼而集就有十萬人。他的好友和參謀李密，家世也是西魏以來的關隴世襲大貴族。和玄感通謀的斛斯政、投奔玄感的李子雄及隋宗室觀王楊雄的兒子恭道、大將韓擒虎的兒子世諤，也都是關隴世襲貴族。楊玄感雖然很快失敗，但卻促使了作為隋朝統治核心的關隴集團的迅速分裂，進一步孤立了隋煬帝。
大業十一年八月，煬帝第三次巡視北境。突厥始畢可汗（啟民子）眼見隋朝大勢已去，就發兵圍煬帝於雁門，也企圖乘機稱霸。煬帝下詔各地募兵救援，九月解圍，煬帝還東都。從此，突厥經常攻擾并州，威脅太原。
并州地區的起義力量在大業十一至十二年間日益壯大，汾水兩岸義旗競舉。在此背景下，隋太原留守李淵乘機而起。李淵（即唐高祖李淵）是西魏六柱國之一李虎之孫，既是關隴世襲貴族，又是煬帝的姨表兄，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