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文化，在文學、史學、哲學、宗教以及藝術、科學等方面都具有特色，總的講勝過北朝，對後代影響較為深遠。
文學
東晉詩風以玄言為主，淡泊寡味。劉宋以後，描寫山水景物的詩盛行起來，謝靈運可為代表。齊謝朓則在山水自然景物描寫中傾注人生情感，宋鮑照的詩具有較豐富的社會內容。南朝的樂府民歌清新生動，抒情小賦精巧細緻，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雖有所不足，但往往情思橫溢，蕩氣迴腸。五言詩的體裁南朝時已趨成熟，開始向七言發展。詩人多精鍊字句，整齊對偶，呈現出向律詩體裁過渡的趨勢。周顒、王融、沈約等在佛經梵吹唱誦的影響下，創為「四聲」「八病」之說，進一步講求聲律，形成「永明體」。結集各體文學作品的總集《文選》和一種體裁的總集《玉台新詠》，都出現於南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系統的文學批評著作《文心雕龍》和《詩品》出於南朝文人劉勰、鍾嶸之手，說明南朝文化發達，文學作品的規律已成為當時人特別提出來研究的對象了。傳世的南朝時期詩文，其作者及篇目數目，皆遠多於北方。
史學
史學在南朝受到重視。宋初設立儒、玄、文、史四學，何承天主持史學，置有生徒。著作郎負責修國史，下有佐郎，分司資料收集及撰寫。正史編纂於南朝者，有《後漢書》《宋書》《南齊書》，梁陳二史也基本上成於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梁劉孝標註《世說新語》，以注的體裁薈萃史料，亦屬南朝首創。南朝僑姓和江南大族的家譜族譜見於著錄者甚多，說明南朝譜牒之學較北朝為盛。地方歷史的著作，見於著錄者亦南多於北，反映東晉南朝社會經濟比較發達，文人學士也較多。南朝史學著作的一個特點，是較有思想深度，每試圖從宏觀考察說明歷史發展之所以然。宋裴子野《宋略》、陳何之元《梁典》皆仿干寶《晉紀》之例設總論，論一代治亂興衰，探求經驗教訓。沈約《宋書》諸志多溯及前代。梁武帝敕命編《通史》，書雖不傳，用意當亦在觀歷史之會通。范曄撰《後漢書》，自命精意深旨存在於序或論中，藉以「正一代得失」。沈約《宋書》和蕭子顯《南齊書》取法於范曄，其中史官議論往往切中要害，表現出對歷史現象的洞察能力。所謂南人之學「清通簡要，得其英華」，也許這就是在史學方面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