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除了發生劉宋的四方反叛、唐寓之暴動、侯景之亂外，社會相對穩定，從而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較好的條件。
士族的莊園經濟
東晉以來，宗室高官與世家大族廣占田園。到南朝時，他們不僅擁有大量田地，而且封山固澤，壟斷山澤的出產，剝奪百姓伐木打柴、捕魚捉蝦的機會，也影響了政府的收入。儘管宋武帝劉裕禁止霸佔山澤，宋代僑姓大族謝靈運的《山居賦》描寫他的莊園仍是「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生產五穀、瓜果、蔬菜、藥材等豐富物資，還有飛禽走獸魚類，衣食服用可以自給自足。會稽士族孔靈符的莊園「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這兩家並非個別例子，以致宋大明初朝廷不得不對占固山澤也作出限制的規定：第一、二品官可佔山三頃，三、四品二頃五十畝，五、六品二頃，七、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先已佔者，不得更占；先佔不足數者，可以占足。這是皇權對既成事實既加以承認、又力圖限制的措施。但這一規定與謝、孔兩家情況相較，可以想見其實際效果十分有限。因而到齊高帝時，又下詔禁止封略山湖。
賦役制度
耕種小塊土地的廣大自耕農，是南朝租稅徭役的主要負擔者。南朝初期，大體沿襲東晉每歲丁租五石、戶調絹三匹、綿三斤的舊制。宋大明五年（461），改為民戶歲輸布四匹。由於戶調輸布，劉宋時田租戶調往往合稱租布。南齊制度與宋相同，但田租多以布折納，也稱為租布，而租谷折為布以後，又以其半折為錢交納。這時田租戶調合稱為租調。齊時農民負擔又有三調的名目，其內容主要有兩種說法：⑴指調粟、調帛及雜調。⑵指布或絹、絲、綿三色。宋齊時，大體計資定課，即根據每戶的田、桑、屋宅三項，估計資財，分為九等，九品混通，定出上述平均數額。梁代改為按丁徵收，每丁租米五石以外，另交祿米兩石，以供官俸，較宋齊為重。調則每丁布絹各兩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較宋齊為輕。宋齊力役時限不見明文，可能已為二十日。梁代明確規定每丁歲不過二十日。丁中之制：半丁晉十三歲，宋齊十五，梁十六；全丁晉十六歲，宋齊十七，梁十八；六十一半丁，六十六為老，晉宋齊梁相同。單就全丁從役年齡而言，南朝較以前為寬。租調之外，百姓還有口錢、酒稅、牛埭稅、陂塘橋桁稅等苛雜，以及其他臨時性雜調與力役。賓客的賦役負擔則更為沉重。
農業、手工業、商業
由於北方大批勞動人手南渡，生產工具與技術發展，水利灌溉發達，南朝農業有了較大發展：荒地開發，農作物產量提高，品種增加。尤其荊揚兩州，土地人口佔南朝疆境之半，「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牣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雖然主要手工業部門還是控制在官府之手，南朝的冶制、製鹽、採煤、造紙、瓷器、漆器等手工業仍有發展。梁築浮山堰，沉東西二冶鐵器數千萬斤，可見產量之高。東晉南朝在麻楮之外，利用桑皮、藤皮造紙，有白如霜雪的紙，也有各種彩色紙。紙往往以萬枚計，屢見記載。青釉瓷器的燒制工藝和造型技巧，東晉南朝都有出色成就。
社會生產發展，使農民的多餘產品可以拿到市場出售。宗室、顯宦、高門士族則經營邸舍（貨棧），放高利貸，從事商業以牟暴利。建康從孫吳以來即是南方政治經濟中心，亦為南朝最大商業城市，經常是貢使商旅雲集，方舟數以萬計。梁時建康有二十八萬戶，以每戶五口計，居民至少約一百四十萬人，是6世紀世界上罕見的大都會。建康有大市四處，小市十餘。市有令、丞等管理。此外的商業城市有江陵、成都等。襄陽、壽春是南北互市的主要地點，廣州則是對外貿易的中心。
東晉一百年間，一直使用漢魏和孫吳時的舊幣，政府沒有鑄造新錢。南朝市場商品流通增多，商品的價格總額增大，貨幣的需要量因而也大為增長。雖然東晉以來不斷有廢止錢幣，代以谷帛的議論，但始終行不通。劉宋時大量鑄造四銖錢，同時五銖錢等古錢仍舊流通。南朝與北朝不同，交易媒介主要是錢幣，谷帛只佔次要地位。宋代大將沈慶之指著自己的田地說：「錢盡在此。」宋時百姓租米調布部分折錢交納；齊時錢與實物各半，成為定製，有些力役也折錢代役。錢幣在宋代政府收入中的地位，僅次於米穀，而高於布絹。齊時各級政府費用、官吏俸祿都有一部分用錢開支，梁時百官俸祿都用錢支付。南朝貨幣主要由政府鑄造，因江南銅的產量不足，錢幣始終缺乏。有時允許私人鑄錢，成色更差，造成幣制混亂。好錢被政府或權勢之家收藏，如梁臨川王蕭宏家有錢三億餘，齊武帝齋庫也藏錢數億。梁時鑄鐵錢，幣制更形紊亂。錢百文為一陌，齊時已出現不足陌現象，以七十或八十為一陌，梁末甚至以三十五錢為一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