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歷史時期里，各族之間征服與被征服、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經常變換，民族壓迫與反壓迫的鬥爭反覆進行。長期的動亂，統治者的狂暴屠殺和劫掠，漫無限止的勞役，給各族人民帶來巨大災禍。在戰亂中生產極其困難，有時人民需要背著盾、帶著弓箭到地里勞動，為了生活與生產，大量的勞動人民不得不投身塢壁主或在部落貴族的武裝庇護下成為蔭附戶口。各族政權為了便於奴役，常常通過軍事征服把各族人民遷到自己國都周圍；一個政權消滅，另一個政權建立，隨著統治中心的轉移，又進行另一次的遷移。這種頻繁的遷來遷去，使人民的生活與生產更加不能安定。
總的看來，這一時期中國北部的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但是不同區域、不同時期，情況也不盡相同。經過流民起義建立起來的成漢政權地處西南，李雄統治的三十年內（304～334）「事少役稀，百姓富實」，益州成為全國最安定的地區。在北方，前涼統治的河西走廊和前燕統治下的遼河流域，都比較安定。西晉末年亂時，中原人民紛紛避難，大致黃河以南的人民南下江南，關中秦、雍地區人民小部分南流巴蜀、荊州，大部分西遷河西走廊，河北人民北入遼東、遼西。前涼、前燕地處邊遠，地廣人稀，大量人民的流入提供了開發荒地的勞動力。前燕慕容皝統治時（333～348）開放供貴族遊獵的官地，仿照曹魏分成辦法，使流人佃種，顯然有利於荒地的開發。前涼的農業、畜牧業都有所發展，特別是六十年（317～376）較穩定的政局，保證了自古以來著稱的絲綢之路暢通，涼州州城姑臧成為國際、國內東西使節、商旅往來的樞紐。
黃河南北與關中地區是遭受戰禍最劇、社會經濟破壞最嚴重的地區，但在戰事間歇期間，有的統治者為了鞏固其政權，不得不推行一些有利於生產的措施，使被破壞的社會經濟有所恢複。後趙石勒經過一番殺掠，在佔領河北後頒布的租調徵收額相比西晉輕減，還曾派使者出去勸課農桑；石虎統治之初（335年左右），徵集的大量租谷，下令每年輸送一百萬斛到京都，其餘儲藏在水道旁的糧倉。大量租谷當然為剝削農民所得，但也表明後趙境內農業有所恢複。曾經一度統一北方的前秦，政治比較清明，苻堅信任漢人王猛，抑制氐族權貴，獎勵關心農業生產的清廉官吏，史籍稱讚當時「豪右屏氣，路不拾遺」，平定前燕後，據說「關隴清晏，百姓豐樂」，從國都長安到境內各地商販在驛道上往來不絕。這些話雖不能盡信，也反映了繼前、後趙破壞之後，關中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在這時獲得恢複和發展。繼前秦的後秦姚興統治時（394～416）雖然兵戈不息，但也還注意政治，曾下令解放百姓由於饑荒而自賣的奴婢，並注重刑罰，懲治貪污，這些措施直接或間接地有利於前秦末年大亂後關中經濟的恢複。其他如西涼李暠（400～417年在位）在玉門、陽關擴大耕地，注意農業，史籍記載「年穀頻登，百姓樂業」；北燕馮跋（409～430年在位）曾減輕賦役；南涼禿髮烏孤（397～399年在位）也注意農桑。他們統治的一隅之地也曾為生產提供了較有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