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一百五十年間，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上，有幾個方面出現了以前歷史時期未曾有過的貢獻。
西漢煩瑣章句和東漢讖緯迷信的經學，這時已經衰落，但儒家經典的研究並未中斷。西晉流行鄭玄注，東晉流行王肅注。後代傳習的《左傳》杜預集解、《穀梁傳》范寧集解和《爾雅》郭璞注，都出於晉人之手。晉代史學頗為發達，晉人所撰古代和當代史的書很多。西晉陳壽的《三國志》、東晉干寶的《晉紀》、孫盛的《晉陽秋》、常璩的《華陽國志》，都為當時和後代所推重。荀勗（？～284）繼承劉向以來的圖書目錄之學，改變圖書七種分類為甲乙丙丁四部，亦即經、史、子、集四大類。千餘年來，這種分類法未全廢棄。史部著作從經書獨立出來，自成一類，也自晉代始。由於門閥士族的興盛，重視世系譜牒，西晉摯虞曾撰《族姓昭穆記》，東晉賈弼始創譜學，齊梁時人繼承，近二百年不衰。咸寧五年（279）汲冢發現竹簡所寫古籍，有《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為千餘年後發現秦漢竹木簡及敦煌、吐魯番古寫本的先聲。裴秀繪製《禹貢地域圖》，定出製圖的六條原則，成為一直沿用到明末的中國繪製地圖的基本方法。
曹魏時興起的玄學，在西晉仍然是盛行的顯學。它以老莊思想為骨架，討論中心為「本末有無」問題，即有關天地萬物為何如此存在和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據的問題，是研究遠離「世務」和「事物」的哲學本體論。西晉談玄學知名的有裴（267～300）、郭象（252～312），東晉有張湛。玄學是先秦兩漢哲學發展的結果，提出了新的討論對象、概念、範疇、方法，形成一種思辨性較強的哲學。對於中國哲學的發展和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的解放，都起了積極作用。
西晉在文學方面也有其獨特成就。一般而言，西晉人的詩文多重詞藻雕飾及寫作技巧，但也出現了左思、劉琨這樣的作家。左思以詠史詩形式抒發感情，表達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詩風雄健高遠，超越前人。劉琨在民族矛盾尖銳的情況下，身處鬥爭前沿，寫下不少悲涼慷慨的詩歌。西晉以文學知名的，還有陸機（261～303）與潘岳（247～300），他們的作品都以藝術技巧而不以思想感情勝。但陸機有《文賦》討論文學內容與形式、創新與承襲等關係，聲律的作用，文體的分類，等等。摯虞有《文章流別集》及《文章流別志論》，實即包含作品選、作者略歷及各種文體的評論，惜其書失傳。陸、摯兩家著作的出現，標誌著西晉時文學和史學一樣，獨立於經學之外，開始成為系統研究的對象。陸、摯兩家的書，是《文心雕龍》與《文選》的先驅。由於玄學的影響，東晉詩歌作品多理過其詞，淡乎寡味，但也出現了陶淵明（365～427）這樣的田園詩人。陶淵明的詩歌是他全部生活和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關於農事的歌詠、景物的描寫、遺世獨立的藝術風貌，都對後代詩人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佛教來自印度及中亞，到晉代仍不斷有僧人西行求法。東晉末法顯赴天竺，歷盡艱險；劉宋禪代後始歸，攜來當時急需的律藏。西晉佛教的發展，在外國僧人譯經事業以外，中國僧人的貢獻漸多。道安（312～385）在襄陽編定的《綜理眾經目錄》成書於東晉寧康二年（374），為中土第一部佛經總目，不僅標列歲月，還評論譯筆，對後漢以來傳譯的佛經起了總結作用。道安還制定僧徒戒規，組織僧人四齣傳教。在佛教教義與佛教哲學方面，慧遠（334～416）宣傳因果報應，以為輪迴轉生是人生最大痛苦，應當信佛修持，超出輪迴，求永遠解脫。僧肇（384～414）撰《不真空論》，主張萬物無真實性，但並非不存在，萬物皆虛妄不真而空，是不真的存在。道生（355～434）提出人人皆可成佛，又主張頓悟，以為真理玄妙一體，不可分割，因此悟證真理只能頓悟而成佛。西晉時天師道流行，為王謝等高門所信奉。道家著述有葛洪（約283～363）的《抱朴子》內外篇，內篇論述神仙方葯、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外篇則主要為儒家和刑名家觀點的政論。
葛洪還著有《肘後卒急方》，講述各科病症的治法與藥方，對結核性傳染病和天花已有記載和認識。王叔和的《脈經》總結西晉以前脈學經驗，是現存最早脈學專著。皇甫謐（215～282）撰《針灸甲乙經》，是中國針灸學的重要著作，流傳到朝鮮、日本等國。繪畫方面，人物畫像仍是流行題材，晉宋之際才出現山水畫。著名畫家顧愷之強調人像畫傳神之處全在目睛，指出了繪畫技法要領。書法自後漢以來被作為藝術來欣賞，晉代索靖（244～303）、衛夫人（272～349）和王羲之（303～361，一說307～365，一說321～379）、王獻之（344～386）父子有關書法的理論和筆法，都為後代所重視，影響廣泛。
（周一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