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的發展 南方經濟水平的提高
漢光武帝劉秀在國內統一戰爭中，利用農民戰爭造成的有利形勢，於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公元38）連續六次頒布釋放奴婢的詔令。詔令規定：凡屬王莽代漢以來吏民被沒為奴婢而不符合漢法的，青、徐、涼、益等割據區域吏民被略賣為奴的，吏民的妻子遭飢亂被賣為奴而要求離去的，一律免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執不放，按漢「賣人法」和「略人法」治罪。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又連續頒令：殺奴婢的不得減罪；灸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灸灼者為庶民；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西漢後期和王莽統治以來，「賣人法」和「略人法」已成具文，收孥相坐律得到恢複，奴隸問題的嚴重性增加了。光武帝的這些詔令，體現了農民戰爭對奴隸制殘餘的掃蕩，也起了動搖青、徐、涼、益等州割據勢力的作用。
光武帝對於嚴重的土地兼并問題，沒有也不可能提出解決辦法。東漢的土地兼并和人口蔭附問題，一開國就很嚴重。以光武帝為首的新的統治者本來是大地主集團，此時更是憑藉政權，進一步搜括土地，占奪人口，都城洛陽地區和光武帝家鄉南陽地區特別嚴重。但是在農民戰爭之後，腐敗的政治有所更新，農民處境多少有了改善，因而農業和手工業得以向前發展。
東漢時的農業生產比西漢時有了提高。北方出土的東漢鐵農具䦆、鍤、鋤、鐮、鏵等，數量之多，大大超過西漢。犁的鐵刃加寬，尖部角度縮小，較過去的犁鏵堅固耐用，便於深耕。大型鏵比較普遍，其他農具一般也比過去寬大。東漢出土的曲柄鋤和大鐮，便於中耕、收穫。迴轉不便的耦犁（二牛抬杠），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較輕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比較落後的淮河流域和邊遠地區，也在推廣牛耕和鐵鏵犁。南方的蜀郡發展了蠶桑業。長沙、桂陽、廬江等郡，蠶桑業也在逐步推廣。
黃河的修治，是促進東漢前期北方農業恢複和發展的一件大事。平帝時黃河決口，河道南移，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濫數十縣。東漢初年，國家無力修治；河北的官僚地主為了使自己的田園免除河患，樂於以鄰為壑，又力阻修治汴渠。因此黃河以南的兗、豫等地人民，受災達六十年之久。明帝時，以治水見長的王景和王吳，用堰流法修作浚儀渠。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與王吳又率卒幾十萬修治黃河、汴渠。王景、王吳在從滎陽東到千乘（今山東高青）海口的地段內勘察地勢，開鑿山阜，直截溝澗，疏決壅積；還在汴河堤上每十里立一水門，控制水流。他們用這個辦法終於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使黃泛地區廣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種。河工告成後，明帝把濱渠下田賦予貧人，不讓豪右獨佔。
關東地區以至於長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陸續興建起來。汝南太守鄧晨修復了鴻郤陂（在今河南汝南、息縣間），以後鮑昱繼續修整，用石閘蓄水，水量充足。南陽太守杜詩修治陂池，廣拓土田。漁陽太守張堪在狐奴（今北京順義境）引水溉田，開闢稻田八千多頃。章帝時，王景為廬江太守，修復芍陂（在今安徽壽縣），境內得以豐稔。在芍陂舊址，曾發現一處東漢時的以夾草泥土修築閘壩的水利工程遺存。江南的會稽郡在稍晚的時候修起了鏡湖（今浙江嘉興鑒湖），周圍築塘三百多里，溉田九千多頃。巴蜀地區的東漢墓葬中，有許多池塘、水田的陶制模型出土，池塘和水田之間，連以渠道，這是巴蜀地區水利灌溉發達的實證。廣東佛山也有水田模型出土。各地興復或修建的陂湖渠道還有不少。
最晚到兩漢之際，中國已出現了水碓，據說它在穀物加工方面的功效，比用足踐碓高十倍，比杵臼高百倍。東漢末年，出現了提水工具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
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改進，使農產品的畝產量顯著提高。據《九章算術·衰分》命題，一畝產粟二斛，當符合東漢初年實情。《東觀漢記》記載，章帝時張禹在徐縣開蒲陽舊陂，墾田四千餘頃，得谷百萬餘斛，每畝產量在二三斛之間。漢末仲長統在《昌言》中談及當時的農田畝產量和租率時說：「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所謂畝產三斛（斛指小石，一石合二市斗；畝產三石合每市畝產粟二百八十一市斤），比《漢書·食貨志》所記西漢的畝產量高很多。如果是有水利灌溉的土地，產量就更高：「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史籍所記東漢戶口數和墾田數都比西漢的最高數字略少，這是由於東漢地主隱匿的土地和人口大大超過西漢，不能據以判斷東漢農業水平。
東漢初年，各地原有鐵官多未恢複，不少人私自冶鐵鑄器。南方地區也逐漸出現了冶鐵和鐵器製造業。桂陽郡（治今湖南郴州）的耒陽出鐵，別郡的人常聚集在這裡冶鑄；衛颯任桂陽太守，上章請求於耒陽置鐵官，罷斥私鑄，每年增加收入五百餘萬錢。章帝時曾擬全面恢複筦鹽鐵舊制，沒有成功。和帝即位，正式罷鹽鐵之禁。從此各地私鑄日盛。東漢鐵器出土地點遠比西漢為多，除北方外，今南京、杭州、紹興、南昌以及一些南方腹地都有東漢鐵器出土。這個時期，主要兵器全為鐵製品，鐵兵器外形也比西漢時期加大。大地主、大商賈公開製造兵器，質量比官器要好。據桓帝時崔寔為五原（治今內蒙古包頭西北）太守所見，武勇的邊民都用私家製造的兵器，而不肯用官器。鐵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也多有發現。這種種情況說明，鐵器的使用已遍及於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也說明鐵的總產量比過去大為增加。東漢初年，杜詩在產鐵地南陽任太守，他推廣水力鼓風用的水排，鑄造農器，用力少，見功多，是冶鐵技術史上一項重大改革。
煉銅和銅器製作，在長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發達。廣漢、蜀郡、會稽以及犍為屬國的朱提縣堂狼山（在今雲南昭通）等地，都有興盛的銅器製作業。廣漢、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規模，但是私人作坊所制銅器，數量更要多些。朱提堂狼的銅洗，會稽的銅鏡，歷代出土都很多。銅鏡遠銷國外，日本、朝鮮多所發現。此外蜀郡、廣漢的漆器生產也有發展，出土漆器數量很多，也遠銷國外。北方各地品種繁多的精美絲織品，其質量在西漢的基礎上繼續有所提高。東漢末年，成都織錦開始發達起來。此外，出土東漢畫像磚表明，巴蜀地區人民此時已經利用火井煮鹽。
東漢時期，在官府手工業和官府工程中，大量使用刑徒勞動。此前，在秦始皇陵側，漢景帝陽陵附近，分別有秦和西漢刑徒墓出土，但是墓地小，不能同東漢相比。洛陽城南的東漢刑徒墓，在已發掘的一小部分墓地上，就有五百多座。死者軀體上下有磚，刻有獄名、刑名、姓名、死日等內容。死者絕大多數是青壯年，可以想見他們生前所受的非人待遇。
東漢時期，北方的通都大邑，商業仍然發達。首都洛陽在今洛陽市東，東西約漢六餘里，南北約漢九餘里，與今實測城周長一萬三千零六十米之數相近。洛陽地處中原，交通便利，是東漢商業最發達的城市。豪強富室操縱了大商業，船車賈販，周於四方，貨物積貯，滿於都城。他們還大放高利貸，所取利息可以和封君相比。這個時期，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都卷進了商品流通範圍。官僚貴戚憑藉權勢，不僅大規模地從事內地貿易，還從事西域貿易和國外貿易。竇憲曾寄人錢八十萬，從西域購買雜罽十餘張；又令人運雜采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市月氏馬、蘇合香和毾㲪。從建武十六年（公元40）開始，東漢重鑄五銖錢，其時商品流通量加大，而政府鑄幣能力卻不夠。貨幣數量既不能滿足需要，質量又很低劣，所以市場比較混亂。整個東漢時期，縑帛和穀物都具有貨幣職能，在流通中起輔助作用。
東漢經濟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的經濟水平顯著提高，這在上述農耕、蠶桑、水利、銅鐵冶煉、銅器製造和火井煮鹽等方面都有表現。與此同時，北方人口顯著減少，而南方人口卻大量增加。據《漢書·地理志》和《續漢書·郡國志》約略比較，揚州人口概數從三百二十一萬增加到四百三十四萬，荊州從三百七十四萬增加到六百二十七萬，益州從四百五十五萬增加到七百二十四萬。其中荊州的零陵郡增加了七倍多，長沙郡四倍多，桂陽郡三倍多。南方戶口增加，除了本地滋生率提高和北人南移的原因以外，還由於南方各族人民大量成為東漢的編戶。今雲南地區當時人口增加五倍之多，主要是東漢時「徼外蠻夷內附」的直接結果。丹陽、豫章、長沙、零陵、桂陽等郡人口增長，自然與越人、蠻人成為東漢編戶有關。桓帝時抗徐試守宣城長，把深林遠藪中「椎髻鳥語」之人大量移徙縣城附近，就是一例。南方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南方人口的增長，也是南方各民族社會進步和封建經濟領域在南方逐漸擴大的表現。
南方經濟的發展，使東漢後期得以屢次調撥荊州、揚州的江南各郡租米賑濟江淮地區和中原災民。明帝永平年間，東漢王朝發徒兩千人，重開今寶雞與漢中之間的褒斜道，並在沿途修建驛亭橋閣，便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