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劉徹統治的五十餘年（前140～前87），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華民族的一個蓬勃發展時期。在經濟繁榮、府庫充溢的基礎上，漢武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採取了一些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力圖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以適應統一國家的需要。
進一步削弱王國勢力
漢武帝時期，諸侯王雖然不像以前那樣強大難制，但是有的王國仍然連城數十，地方千里，威脅著西漢中央政權。元朔二年（前127），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諸侯王除了由嫡長子繼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王國土地的一部分分給子弟為列侯，由皇帝制定這些侯國的名號。按照漢制，侯國隸屬於郡，地位與縣相當。因此王國析為侯國，就是王國的縮小和朝廷直轄土地的擴大。推恩詔下後，王國紛請分邑子弟，於是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為列侯，西漢王朝不用黜陟的辦法而使王國的轄地縮小。武帝以後，每一王國轄地不過數縣，其地位相當於郡。這樣，諸侯王強大難制的問題，就進一步解決了。
諸侯王問題解決後，全國還有列侯百餘。漢制每年八月，舉行飲酎大典，諸侯王和列侯獻「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列侯酎金斤兩成色不足為名，削奪一百零六個列侯的爵位。還有一些列侯因其他原因而陸續失爵。不過此後仍不斷有功臣侯、恩澤侯之封，列侯的數量還是不少。
漢初貴族養士的風氣很盛，強大的諸侯王都大量招致賓客游士，扈從左右，其中有文學之士，有儒生、方士，還有縱橫論辯之士。諸侯王策劃反漢時，賓客游士往往是他們的重要助手，所以武帝力加壓制。淮南王安和衡山王賜被告謀反，武帝於元狩元年（前122）下令盡捕他們的賓客黨羽，牽連致死的據說達數萬人。接著，武帝頒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規定王國官為「左官」，以示歧視，後者限制士人與諸王交遊。從此以後，諸侯王唯得衣食租稅，不能參與政事，其中支脈疏遠的人，就與一般富室無異了。
實行察舉制度 建立太學
漢朝初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任職三年以上，可以送子弟一人到京師為郎，叫作「任子」；擁有資產十萬錢（景帝時改為四萬錢）而又非商人的人，自備衣馬之飾，也可以候選為郎，叫作「貲選」。郎是皇帝的侍從，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內守門戶，出充車騎。郎在郎署嫻習「漢家故事」，以備補授別的官職。西漢初年，地主階級子弟為郎，是他們出仕朝廷的一個重要階梯。在這種選官制度下，較高的官吏多數出於郎中、中郎等郎官和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財富為準，未必都能得人，所以難以適應日益加強的專制王朝的需要。惠帝以來，漢朝在各郡縣推選「孝悌力田」，復免這些人的徭役，讓他們「導率」鄉人。文帝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這種詔舉多從現任官吏中選拔。無論選孝悌力田或舉賢良方正等，都還沒有成為正式的制度。
武帝初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了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選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兩人，以給宿衛的主張。這個主張包括歲貢和定員，對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時的詔舉較為完備。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此以後，郡國歲舉孝廉的察舉制度就確立起來了。
察舉制初行的頭幾年，郡國執行不力，有的郡不薦一人。武帝為了督促察舉制度的實行，規定二千石如果不舉孝，就是不奉行詔令，應當以不敬論罪；不舉廉，就是不勝任，應當免官。
武帝以後，孝廉一科成為士大夫仕進的主要途徑，被舉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職，由郎遷為尚書、侍中、侍御史，或外遷縣令長丞尉，再遷為刺史、太守。
武帝又令公卿、郡國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等，從中拔擢了一些人才。不過這類察舉屬於特科性質，並不經常舉行。此外，還有獻策上書為郎，射策甲科為郎，隴西等六郡良家子為郎等選官途徑。武帝時四方人士上書言得失者達千人，其中當有以此得官者。高寢郎田千秋上書言事稱旨為大鴻臚，數月即超遷丞相。
武帝在長安城外，為太常博士的弟子興建學校，名為太學，使他們在太學中隨博士受業。博士弟子共五十名，由太常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充當，入學後免除本人徭賦。還有跟博士「受業如弟子」的若干人，由郡縣擇人充當。這些人學成經考試後，按等第錄用。武帝還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統。太學和郡國學主要是培養封建官僚，但是在傳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實行察舉制度和建立太學後，大官僚和大豪富子嗣壟斷官位的局面有所改變，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門徑比過去寬廣了，少數出自社會下層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機會。在這種新的制度下，皇帝通過策問和考試，可以在較大的範圍內按自己的意旨選擇稱職的官吏。這對於網羅人才，加強皇權統治，也具有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