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漢封建社會中，基本的階級是彼此對立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地主階級包括皇帝、貴族、官僚以及一般的地主，是封建統治階級。農民階級包括自耕農、佃農和僱農。手工業者的經濟地位相當於農民。農民和手工業者是主要的被統治階級。商人的經濟地位比較複雜，大商人一般都是大地主，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小商販的經濟地位類似手工業者和自耕農，是被統治階級的一部分。除此以外，還有數量頗大的奴婢，他們的身份和經濟地位最為低下。他們雖然不是漢代封建社會的基本階級，但是在生產中還具有一定的地位。
在西漢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各個階級都在一定程度上起著變化。地主階級和大商人迅速擴充勢力，強佔民田，役使和盤剝農民，掠奪財貨奴婢，其中一部分逐步發展成豪強大族。農民階級中的自耕農，經過漢初一個較穩定的發展時期後，少數上升為地主，多數則逐步陷入困境，從中分離出大量的人，成為「游食」的小商販，或者成為佃農、傭工和奴婢。
地主階級
地主階級掌握著政權，擁有大量的土地。居於這個階級最上層的，是以皇帝為首，包括諸侯王、列侯和大官僚（很多大官僚也有列侯或其他封號）的貴族地主。參加過反秦起義，在漢初獲得官、爵的軍功地主，是地主階級中的一個重要階層。皇帝在全國（主要是在直轄郡內），諸侯王在王國內，列侯和其他高爵的軍功地主在封域或食邑內，憑藉國家機器，強迫農民繳納租賦，提供無償勞役。中央政權的租賦所入，由大司農掌管，用來養活官吏和軍隊。皇帝還以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作為「私奉養」，置少府官主領。最晚到漢武帝時，少府以及一些別的官府開始向貧民出假公田，榨取租稅。武帝置水衡都尉，統一鑄幣是其職能之一，鑄幣贏利亦入少府。元帝時，百姓賦錢藏於都內（大司農屬官）者四十萬萬，同時，水衡藏錢二十五萬萬，少府藏錢十八萬萬。少府、水衡錢供皇帝私奉養者數目十分巨大。
地主階級掠奪土地日趨嚴重，官僚地主更為突出。蕭何在關中賤價強買民田宅，田蚡向竇嬰強索長安城南田，霍去病為生父中孺買民宅奴婢，淮南王安後荼、太子遷、女陵和衡山王賜，都侵奪民田宅。成帝丞相張禹買涇渭之間膏腴上田至四百頃，又請成帝賜予平陵（昭帝陵）附近的肥牛亭部地，成帝詔徙亭他所，而以其地賜禹。甚至成帝自己也置私田於民間。西漢中期以後，擁有土地三四百頃的大地主為數不少，個別大地主的土地甚或至千頃以上。如武帝時酷吏寧成買陂田千餘頃，哀帝寵臣董賢得哀帝所賜苑田竟至兩千餘頃。
農民階級
西漢政權繼續用戶籍制度控制人戶。舉凡姓名、年紀、籍貫（郡、縣、里）、爵級、膚色、身長、家口、財產（田宅、奴婢、牛馬、車輛等及其所值），都要在戶籍上一一載明。漢代州郡，每年都要通過「上計」，向中央申報管內的戶口數和墾田數。在列入戶籍的編戶齊民中，人數最多的是自耕農民。
西漢封建國家對自耕農的剝削，較之秦代有所減輕。但是就西漢生產力水平而言，農民租賦負擔仍然沉重。據文帝時期晁錯的估計，五口之家的農戶，種地百畝，不計副業收入，每年約收粟百石。丁壯日食五升，通家合計，一年食用當占所收的大半。漢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歲納百二十錢，叫作算賦；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歲納二十錢（武帝時增至二十三錢），叫作口賦。賦錢之重，大大超過三十稅一的田租。漢代農民兵徭負擔也很重。通常的農戶，每戶應服兵徭的男丁約為兩口，為了不誤耕作，就要以每人若干錢的代價僱人代役。農家賣粟納口賦、算賦和僱人代役，所收之粟就所余無幾甚至沒有剩餘。進行再生產所需的種子、耕畜、農具等項支出，以及農民衣著、雜用所費，還未計算在內，這些費用能否籌到，就要視副業（主要是紡織）收入的有無多寡而定了。
西漢時期，糧食和土地價格因時因地而有不同，但一般說來是偏賤的。糧價如前所述，文景時每石高不足百錢，低則十餘錢。田價則關中和洛陽上田，每畝千餘、兩千、三千錢不等；居延邊地，每畝約值百錢。但是農民所需耕牛，一頭值數千錢以至萬餘錢。西漢耕作，一般是二牛一犋，農戶當備置二牛。馬當時也是耕畜，由於戰爭的需要，更為昂貴，每匹低則四千，高則若干萬。鐵器、衣物和食鹽，價格都不賤。物價的這種不平衡狀態，對於地主、商人的剝削兼并有利，對於農民極為不利。農民賤價出賣穀物，甚至出賣土地，高價購買耕畜、農具和其他必需品，進出之間，損失很大。何況納稅季節，地主、商人乘農民之急，還要將粟價壓而又壓。這也是農民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
還在號稱「無兼并之害」的文景時期，晁錯就尖銳地指明這種危及統治秩序的現象。他說：農家終年辛苦，無日休息，除了納稅服役之外，還會碰上水旱之災，或者是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暮改，納稅季節，有糧谷的人家被迫半價出賣，沒有糧谷的人家只有倍息借錢。於是有的人就不得不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了。這種情況，到武帝以後更為普遍。《鹽鐵論》中賢良、文學（編者註：賢良、文學為漢代選拔官吏的科目之一）敘述農家入不敷出的情況說，田租雖是三十稅一，但加上口賦更徭之役，大概一人之作，中分其功。有時農民盡其所得，不夠應付租賦更徭，只好求之於高利貸。所以百姓雖勤力耕作，仍不能免於饑寒。
破產的農民，多數被迫依附於大地主做佃客。大地主大量招納逃亡農民，官吏畏勢，不敢督責，反而加重對窮苦百姓的壓迫。百姓不堪其苦，轉相仿效，紛紛流亡遠去，他們的租賦徭役又被官吏轉嫁給尚未流亡的中等農家。這樣，就出現了未流亡者為已流亡者納租服役的惡性循環。流亡問題越來越嚴重，而豪強地主所招納的佃客和兼并的土地也越來越多。豪強寧成役使貧民至數千家。佃客一般以對分的比率，向地主交納地租。邊地居延，有向屯田卒收取地租的記載，計田六十五畝，收租二十六石，每畝合租四斗。漢代不見佃客免徭賦的法令，佃客還要受徭賦之苦。
還有一些破產農民，迫於生計，為佣作糊口。秦末陳勝為人佣耕，起義以後，故人為佣耕者都來軍中謁見。西漢傭工種類，見於文獻的除佣耕、僕役以外，還有采黃金珠玉、治河、築陵、為酒家佣保，等等。武帝筦鹽鐵以前，豪強大家冶鐵煮鹽，一般都是招納流亡農民為之，這些人有一部分是僱傭身份。筦鹽鐵後，鹽鐵生產除用官奴婢外，還用徭役勞動，由於道遠作劇，農民無法自行服役，不得不出錢僱人代替。僱人所需，一說每人每月兩千錢，一說每月三百錢，後說似近史實。官僚地主甚至憑藉權力，僱工而不給佣值。
在漢代社會裡，僱傭勞動在社會生產中不佔重要地位。傭工還要受種種封建束縛，庸和奴的稱謂有時是混同的，表明庸工身份低下。漢昭帝始元四年（前83）詔書里，有歲儉乏食，「流庸未盡還」之語，可見在剝削壓迫稍見緩和，或年景稍佳之時，流亡為佣的人是可以返回鄉里的。
商人
西漢初年，商人的社會地位低下。西漢繼承秦代重農抑商政策，限制商人。但是，經商是剝削者方便的致富之道，商人通過賤買貴賣，不勞自肥。當時俗語所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所以商人都用各種手段逃避限制，擴大經營，抑商法令等於具文。文景以後，商人力量有蒸蒸日上的趨勢。晁錯看到這種情況，向文帝說：「令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西漢前期，出現了許多大鹽鐵商、大販運商、大子錢家。卓氏在臨邛，即山鑄鐵，行銷滇蜀，有奴僮千人。程鄭在臨邛，也以冶鐵致富，同西南地區少數民族交易。孔氏在南陽大規模冶鐵，占奪陂池，致富數千金，多和諸侯王交接。曹邴氏以鐵冶起家，兼營高利貸和運輸，與富有的吳王濞齊名。山東刁間驅使奴隸，逐魚鹽商賈之利。洛陽師史專事販運，車輛成百，遍行諸郡國。宣曲任氏在楚漢之戰時從事糧食囤積致巨富。子錢家無鹽氏在七國之亂時以千金貸給從軍東征的列侯封君，一歲獲息十倍，富埒關中。許多貴族、官僚、大商人鑄錢牟大利，鄧通和吳王濞最有名，所鑄的錢流通天下。上述卓氏、程鄭、孔氏的先人，都是戰國末年東方諸國的大工商主，秦始皇時成為所謂「山東遷虜」，但子孫仍然致力工商。秦漢時期多次遷徙六國貴族於關中，其中齊國的田氏族姓繁衍，世多貨殖，漢代關中富商大賈，很大一部分出於田氏。
在西漢社會中，「以末致財」的大商人，雖然家資數千萬乃至成萬萬，但仍須「用本守之」。這就是說，經商致富的人，需要掠奪土地，成為大地主，才能守住產業。所以大商人無不規陂池，求田宅，憑藉財富役使貧民。另一方面，大地主、大官僚也多兼營商業，以圖暴利。宣帝時楊惲糴賤販貴，從事糧食買賣。貢禹奏請自尚書諸曹和侍中以上的皇帝近臣，都不許私自經營商業，可見那時大官僚經營商業的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