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穩定封建秩序的措施
楚漢之際四年多的戰亂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社會經濟凋敝。農民大量流亡異鄉，賣妻鬻子，城市人口減少，市場混亂。投機商囤積居奇，物價踴貴，米一石值萬錢，馬一匹價百金。新建立的西漢政權，府庫空虛，財政困難，天子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馬來駕車，將相有時只好乘牛車出門。
面對這種殘破局面，漢高祖劉邦不得不把恢複農業生產、穩定封建秩序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為此採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⑴兵士罷歸家鄉。入關滅秦的關東人願留在關中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關東的免徭役六年。軍吏卒無爵或爵在大夫（五級爵）以下的進爵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級，並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賦。歸農的軍吏卒，按照爵級高低，也就是軍功大小，給予田宅。他們之中除少數高爵的上升為地主外，大部分還是一般農民。這些農民在和平安定環境中獲得了土地，提高了生產積極性，是漢初穩定農村秩序、恢複農業生產的一支重要力量。
⑵命令在戰亂中聚保山澤的人各歸本土，恢複故爵、田宅。承認各地小吏在戰爭時期占奪的土地。這些恢複故爵、田宅或新獲得土地的人，大多數是漢初社會中的地主。原來出身於農民或貧民、以軍功獲得高爵和較多土地的人，也成為漢初的地主。按照制度，爵在七大夫（即公大夫，七級爵）、公乘（八級爵）以上的，當時算是高爵。對於他們除了優先獲得田宅以外，還獲得若干戶租稅的封賞，叫作食邑。這些新形成的軍功地主，是西漢王朝的主要支柱。
⑶以飢餓自賣為奴婢的人，一律免為庶人。
⑷抑制商人，不許他們衣絲、操兵器、乘車騎馬，不許他們做官，加倍徵收他們的算賦，以限制商人對農民的兼并。
⑸減輕田租，十五稅一。
漢高祖認為臨時頒行的約法三章不足以「御奸」，命丞相蕭何取秦法加以損益，制定《九章律》，作為鞏固統治的重要工具。
漢高祖命陸賈著書論說秦失天下的原因，陸賈在他所著《新語》一書的《無為》篇中指出：秦代事功越煩，天下越亂；法禁越多，姦宄越盛；兵馬越眾，敵人越多。秦始皇並非不欲為治，但秦朝崩潰，正是由於舉措太暴、用刑太過的緣故。從陸賈所揭示的歷史教訓中，漢初統治者認識到，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輕徭薄賦慎刑，才能緩和農民的反抗，鞏固自己的統治。這樣就形成漢初「黃老無為」的政治思想。漢高祖以及文景時期的許多措施，正是這種無為思想的體現。
文景之治
惠帝、呂后時期（前194～前180），無為思想在政治上起著顯著作用。丞相曹參沿襲蕭何輔佐漢高祖的成規，無所變更。在這十五年中，很少興動大役。惠帝時修築長安城，每次發民為期不過一月，而且都在冬閑的時候進行。惠帝四年（前191）罷省妨礙吏民的法令，廢除秦始皇焚書時頒行的「挾書律」。呂后元年（前187），又廢除夷三族罪和以過誤之語為妖言而加以重責的所謂「妖言令」。十五稅一的田租制度和邊境戍卒一歲一更的兵役徭役制度，也在這時重新確定。景帝二年（前155）把秦時十五（一作十七）歲傅籍給公家徭役改為二十歲始傅（著於漢律的傅籍年齡為二十三歲，是武、昭時事）。
文帝、景帝統治時期（前179～前141），繼續「與民休息」，社會經濟逐漸發展，史稱「文景之治」。
漢文帝劉恆重視農業，屢誡百官守令勸課農桑。文帝十三年（前167）詔免田租；景帝元年（前156）復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稅一，並成為漢朝定製。文帝時，丁男徭役減為三年徵發一次，算賦也由每年百二十錢減為四十錢。長期減免田租徭賦，促進了廣泛存在的自耕農民階層的發展。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歸還田園，戶口大規模地增長，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封國也戶口倍增，而且比過去富實得多。戶口繁息的迅速，是自耕農民階層得到發展的具體說明。
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餘錢至數十錢。商業也活躍起來了。文帝十二年一度取消過關用傳（一種由官府頒發的通過關津的憑證）的制度，有利於行旅來往和商品流通。文帝弛山澤之禁，促進了鹽鐵業的發展。農民有山澤得以漁樵，有利於生活和生產。
隨著糧價的下降和商業的活躍，也出現了新的問題，即大商人勢力膨脹，侵蝕農民，使一部分農民破產流亡。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為吏的禁令，企圖限制商人的發展。為了提高谷價，緩和穀賤傷農的現象，晁錯向文帝提出了「入粟拜爵」的建議，准許富人（主要是商人）買粟輸邊，按所輸多少授爵。輸粟達六百石者爵上造（二級爵），達四千石者爵五大夫（九級爵），達萬二千石者爵大庶長（十八級爵）。按照秦漢制度，爵級可以累計，高爵者可以得到相應的特權。晁錯又建議，入粟輸邊實行後，如果邊境積粟夠用五年，可令入粟者輸於郡縣，使郡縣也有積粟；邊境和郡縣都已充實，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辦法的實行，使農民的處境有所改善。
文帝統治期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都無所增益。文帝為了節省黃金百斤而罷建露台。這對地主、商人中正在興起的奢靡之風，多少會起一些制約作用。
文帝廢除了漢律中沿襲秦律而來的收孥相坐律令，縮小了農民奴隸化的範圍。文帝、景帝又相繼廢除了黥、劓等刑，減輕了笞刑。這個時期，官吏不濫用刑罰，斷獄但責大旨，不求細苛；定刑可上可下者從輕處理。
但是文景時期一些看來對農民有利的措施，對地主、商人更為有利。例如減免田賦，地主獲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於大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這些措施歸根到底還是會助長兼并勢力，加劇階級矛盾。
削弱王國勢力
漢初七十年的歷史，是社會經濟從凋敝走向恢複和發展的歷史，也是中央集權逐步戰勝地方割據的歷史。
西漢初年，六國舊貴族如齊之田氏，楚之昭、屈、景氏和懷氏以及燕、趙、韓、魏之後，仍然是強大的地方勢力。漢高祖把這些舊貴族以及其他「豪傑名家」十餘萬口，遷到長安附近。這次遷徙的規模很大，據說使得關東「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六國舊貴族和豪傑的分裂活動被控制了。
西漢社會中還有另一種割據勢力，這就是漢高祖在戰爭年代為了合力擊楚而分封的諸侯王。漢五年（前202），功臣為王者七人，即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韓王信、趙王張敖、燕王臧荼、長沙王吳芮，史稱異姓諸侯王。異姓諸侯王據有關東的廣大區域，大體相當於六國故地。他們擁兵自重，各據一方，是統一的隱患，是中央集權的嚴重障礙。漢高祖採取了斷然手段，來消滅異姓諸王。他首先消滅燕王臧荼，立盧綰為燕王。從六年到十二年，又接連消滅楚、韓、趙、梁、淮南和燕等六王。只有長沙王由於其封國僻遠，又處在漢與南越的中間地帶，可以起緩衝的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時才以無後而國除。
這時，漢高祖既沒有直接控制全國的力量，又認為秦朝不分封子弟招致速亡，所以在異姓王的舊地陸續分封自己的子弟為王，用以藩屏漢室，史稱同姓諸侯王。當時同姓王國有九，封地犬牙相制，每個王國都無法獨樹旗幟，對抗朝廷，西漢統治看起來非常牢固。漢高祖還與群臣共誓，「非劉姓不王」。大的王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如齊國轄地六郡七十三縣，代、吳兩國各三郡五十三縣，楚國三郡三十六縣。與此同時，中央直轄土地不過十五郡，大體相當於戰國後期的秦國，其中還夾雜了不少列侯封國和公主「湯沐邑」。這種局面，依舊是干弱枝強。為了控制諸侯王國，漢政府規定中央派太傅輔王，派丞相統王國眾事，並重申無皇帝虎符不得發兵。但是王國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租賦，自鑄貨幣，自集軍隊，實際上仍然處於半獨立狀態。
呂后統治時期，大封諸呂為王、侯。呂后死，劉氏諸王與西漢大臣合力消滅了諸呂的勢力，迎立代王劉恆為帝，是為文帝。文帝時期同姓王的勢力更加發展。賈誼在《治安策》中認為當時形勢是中央弱而王國強，像腫病患者一樣，肢體和指頭不能屈伸。他說，天子的近屬有的並無封地以為藩屏，而天子的疏屬有的卻擁有足以逼迫天子的實力。他認為，要使天下治安，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諸侯國小力弱，不易產生邪心，天子也便於控制。這樣，天子治理天下，就能夠指揮如意，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賈誼的建議，在當時沒有被採納，但是賈誼死後四年，即文帝十六年（前164），文帝分齊國之地為六國，分淮南國之地為三國，實際上就是賈誼「眾建諸侯」之議的實現。
繼賈誼之後，晁錯屢次向文帝建議削奪諸王的封土。景帝時，吳國跋扈，晁錯又上《削藩策》。他說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