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楚、齊、韓的政治改革
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政治上層建築勢必有所調整。從戰國初年起，各國的變法運動，正是為順應經濟變化所作出的努力。
魏進行變法最早，開始於文侯時。文侯禮賢下士，師事儒門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又任用李悝、吳起、西門豹等人，這些出身於小貴族或平民的士開始在政治、軍事方面發揮其作用，標誌著舊的世族政治的終結。
李悝是魏文侯、武侯時進行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兼采各國成文法而作《法經》，《法經》分《盜》《賊》《囚》《捕》《雜》《具》六篇。《盜》篇中規定大盜要戍邊為守卒，重者則處以死刑。甚至道路拾遺也是有「盜心」的表現，犯者要受刖刑。可見《法經》採用嚴酷的手段以保護私有權。「賊」指殺人、傷人。「殺人者誅」，其家屬則沒於官，李悝以為《盜》《賊》兩篇最重要，故刊於《法經》之首。《法經》對人民群眾的反抗活動則予以嚴厲的鎮壓。如規定一人越城者要處死；「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群相居一日以上則問，三日以上則判死刑」；對於盜竊符、璽者要處重刑；又禁止人民議論法令，違者處死。以上的規定都是為了保護王權和加強專制主義。
李悝又作《盡地力之教》。他認為農民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即要農民增強勞動強度和發揮種田積極性，以保證國庫收入。李悝又作「平糴法」，即在豐年時向農民多征糧食以作為儲備，供荒年時調劑之用，農民便不致因饑饉而破產或流散。這樣既緩和了社會矛盾，又使國家不會失去大量的勞動人手。李悝實行這種保護小農的措施，是魏國能夠富強的重要因素。
楚在悼王時，魏吳起奔楚，悼王用吳起進行變法。當時楚「大臣太重」，「封君太眾」，吳起下令宣布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廢公族疏遠者」，把一部分貴族流放到邊遠之地，以此來摧毀和削弱強大的舊世族勢力。又「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以貫徹用人唯才的方針策略。楚經過初步的改革，國家收入增多，吳起用來擴充武備，國力開始強盛起來。但進行改革僅一年，悼王死，舊貴族攻殺吳起於悼王之棺旁。肅王即位，以傷害王屍的罪名嚴懲了這些不法分子，「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吳起改革雖受挫折，但楚的舊貴族力量因遭到了嚴重的打擊而有所削弱。
戰國初年，齊的大權在田氏手中。後田和得到周王承認而成為齊君。田和之孫威王針對卿大夫專權、國力不強之弊，著手整頓吏治，如即墨大夫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給」，而阿大夫治阿，則「田野不辟，民貧苦」。威王誅阿大夫而重賞即墨大夫。威王又用鄒忌為相，鄒忌頗注意「謹修法律而督奸吏」。由於齊在官吏中明賞罰，故「齊國以治」，到威王末年，「齊最強於諸侯」。
韓在七雄中疆土小而國弱。昭侯時，申不害學術以干昭侯，昭侯用不害為相，申不害的「術」是要求君主「因任以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即君主應有一套控御臣下的策略，以提高官吏的行政效率。故申不害治韓也收到一定的成果，史稱申不害「修術行道，國內以治」。
秦商鞅變法
秦在戰國初年，舊貴族勢力較強，阻礙了歷史的前進。到孝公時，秦還是「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受到魏、楚兩國的侵迫。秦在各國中地位不高，不能參與中原各國的盟會，各國常以「夷狄遇之」。在內外的壓力下，秦孝公迫切地要求變法圖強。
衛人公孫鞅，聽說秦正下令求賢，遂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立即用他開始變法。後來秦封公孫鞅於商，故又號為商鞅。
公元前356年，商鞅下變法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通過殘酷的連坐法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凡民有兩子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賦」，即把大家庭拆散，以便於小農能為國家提供更多的租稅和力役。農民「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其徭役或租稅，不努力耕作或棄本逐末，其全家都要被罰作奴隸；人民立軍功者可得爵，私鬥者則受罰；宗室無軍功者，便不能獲得貴族身份；新的軍功貴族按爵位高低來決定他們佔有田地、奴隸多少和服裝的等次。
商鞅的變法令觸犯了舊貴族的利益，新法才實行了一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當時太子也違法，商鞅嚴懲太子的師傅以儆眾，從此無人再敢公開反對新法令。
公元前350年，秦從雍（今陝西鳳翔）遷都咸陽，商鞅又下第二次變法令：為使父子、男女有別，禁止家人「同室內息」。統一度量衡，「平斗桶、權衡、丈尺」。將全國的小都、鄉、邑集合成四十一縣，縣置令、丞，以新的縣製取代舊的封邑制。廢井田，「開阡陌封疆」，改變了對田地的分配和使用的辦法。
變法後五年，秦國富強起來，並開始向東發展。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子惠王即位，商鞅被殺。但變法的成果沿襲不變，終於使秦走上日益強大的道路。當時各國都進行變法，以秦取得的成果為最突出，為秦後來剪滅群雄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