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晚期，從社會結構到政治體制等方面都在發生變化，文化教育也不會例外。原來各種專業知識多由少數祝史等人員世代傳習，而這種「學在官府」的情況已不適應新的形勢需要。社會要求在官學外還應有私學，以培養、造就更多的學者和官吏人才。孔子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出現於當時的。
孔子（前552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先世本為宋的貴族，後遷於魯。他從五十歲起，才開始在魯國做過較大的官，不久即失去職位，以後一直到處奔波，去過不少國家，但他的政治理想一直未能實現，最後老死於魯。孔子一生之中大部分時間用在教育弟子。據說他的學生中較傑出者達七十二人，《史記》說他的弟子名氣較大而有據可查者達三十五人。他在教學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孔子學識淵博，尤熟悉古代流傳下來的《詩》、《書》、《易》等典籍，對周代的禮制頗為讚賞。他自稱是「述而不作」，就是說要對這些文獻作出解釋以傳授給自己的弟子。實際上他在注意繼承傳統文化的同時，又結合現實而有所發展，起到推陳出新的作用。他頌揚周文王和周公，但也受到春秋時管仲、子產的影響。他把歷史上的思想材料，加以提煉，創建了儒家學派。
孔子的主要言論和觀點，都被收入由他弟子所編集的《論語》之中。他以仁作為其哲學體系的核心部分，《論語》中論述仁的地方在百處以上。所謂仁就要對人尊重和有同情心，「仁者愛人」。他以為一個人若要達到仁的標準，就須「克己復禮」，通過對自己的剋制和約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以求符合禮的要求。他弟子說他一貫之道是忠恕。忠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思，就是在處世方面要多為別人著想。總之，孔子把仁看作一切道德的總和以及道德當中的最高準則。
孔子愛人的原則也貫穿於有關治國治民的主張之中。例如他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民」，「子為政，焉用殺」，等等。這些話表明他反對君主對人民橫徵暴斂和濫施刑殺，而應通過寬惠的手段來得民心，以求得政權的鞏固。他對刑罰的見解是：刑罰失中會使人民手足無措，而治國不能單靠刑罰，採用德治才是最根本的辦法。他認為一個國家足食足兵還不夠，最重要的是必須取信於民。對於用人他也比較重視，認為治國離不開有用的人才。
在天道觀方面，孔子並不否認天命鬼神的存在，但他明確地表示：「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即對鬼神持懷疑態度，所以主張應該敬而遠之。他還認為：「不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把探討和解決人世間的實際問題放在優先地位，樹立起儒家重視人事的傳統。
孔子在教育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自己能夠虛心向別人學習，而且學而不厭，對學生則「誨人不倦」。他提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實事求是態度。他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使接受教育者從少數貴族擴大到一些出身於低賤者的階層。這對春秋末到戰國時期教育較以前大為普及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於具體歷史條件的限制，在孔子生前，他的政治理想無法付諸實現。但從戰國開始，他所創建的儒家學說，成為天下之顯學而發揮其一定的作用。從西漢到明清，儒學基本上一直處於一尊的地位，孔子被稱為「聖人」或「至聖」，他的名字幾乎成了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徵。儘管歷代的儒學經過某種改造，和孔子學說的本來面目會有一定的差異，但像強調德治、重視教化、輕鬼神重人事、積極進取等儒家思想的基本準則，仍在不同程度上發揮其作用和產生影響，而且，久而久之，儒家的有些思想和觀點不斷地滲入到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之中。
（吳榮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