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時期 近世對傳說時期的認識

唐宋一些學者提出了對近世學者探索古代傳說時期深有影響的說法,如唐劉知幾的《史通》對許多古事提出質疑,宋劉恕以至清人崔述,都對三皇、五帝、十紀之說予以澄清。近世承此疑辨精神及西方史學知識,遂對古史傳說提出新的認識。如康有為《孔子改制考》第一篇為《上古茫昧無稽考》,以為戰國諸子借托古改制,臆造古史。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的第一章把三皇五帝稱為由「上古神話」構成的「傳疑時代」,故對三王、五帝、九皇及盤古、三皇、十紀等說,一律目為抵牾不足信。其後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第一冊唐虞以前也標為「傳疑時代」,謂「三皇之說蓋起於道家理想之世之具體化」。又以《三皇五帝說探源》暢其說,與繆氏討論的蒙文通以為三皇五帝本神而非人,三皇說本於「三一」,五帝說由於「五運」,出戰國及秦世。

顧頡剛先生《古史辨》提出「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以為「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傳說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西周所知最早的神是禹,以後層累地遞增堯、舜、黃帝、神農、伏羲、天皇、地皇、秦皇於前,至三國徐整而有最前的盤古。對戰國末期整理編定的那套古帝世系,則以為商、周原只認本族出於上帝,與他族無關,太皞、顓頊等亦為不同各族宗祖神;到戰國時小國被并吞,逐漸歸於統一,有人起而把各國祖先神靈「橫的系統」改成「縱的系統」,「地圖變成年表」,編為黃帝一系子孫,於是原來各不相干的各族傳說的祖先群神,彙集而成統一的古史體系。

接著有人根據民族分布地域不同來區分古史傳說的幾個大系統。如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分西方之夏、東方之夷,另有南方之苗。蒙文通《古史甄微》則分為海岱民族、河洛民族、江漢民族,表現為鄒魯、晉、楚三方各本於民情而傳說各異。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則分東系民族、西系民族,各產生神話傳說,稱美本族神而詆毀對方神。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分為華夏集團、東夷集團、苗蠻集團,三者交互關係構成古史的進展。

亦有試圖用社會發展觀點比照考古文化知識進行認識者,於是歷史唯物主義者與冒牌者之間,在20世紀30年代展開了中國社會史論戰。當時出現下列諸異說:盤古及有巢、燧人、女媧等為舊石器時代,五帝為新石器時代;神農以上為原始共產社會,神農至陶唐為村落共產社會;五帝為初期封建國家,唐、虞為次期封建國家;黃帝為圖騰社會,唐、虞為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夏為亞細亞生產方法時代;唐、虞到夏由新石器時代進至銅器時代,夏為封建制的開始等。此諸說目的在企圖論證中國不適用社會發展史,否認中國有奴隸制,從而歪曲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

郭沫若於1929年撰《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正確地論證了中國古代社會不能外於社會發展通則,確存在著由原始公社制轉化而來的奴隸社會,認為「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共產社會」。即「黃帝以來和三代祖先誕生傳說……是一個野合雜交時代……保存著一些氏族社會的影子」。反對「據古代神話傳說以為正史」。1930年寫《夏禹的問題》,以為「禹當是夏族傳說中的神人」。到1952年寫《奴隸制時代》,改定「夏、殷、周三代的生產方式只能是奴隸制度」,而夏以前原始社會為傳說時代。

呂振羽則直接迎擊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論戰中托派、新生命派謬說,於1933年撰《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闡明了人類社會發展法則的共同性,論定堯、舜、禹時代為中國母系氏族社會發展的完成時期,啟的時代為由父系代替母系一大變革時期,進入國家以前的夏、商兩大部落聯盟的地理分布情況和發展過程,大致與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遺址的分布地區和發展線索基本相近。

周谷城1940年撰《中國政治史》,闡述了古代氏族的概況,指出「自傳說的黃帝、堯、舜、禹以至商湯及周文王、武王,其間的經過,都可說是氏族聯合之過程。……黃帝……聯合氏族首長而進行氏族的聯合。……其次唐堯據說曾以文德聯合氏族」。

范文瀾1941年撰《中國通史簡編》,認為傳說時期始於黃帝時。黃帝族自西土來,聯合羌炎族對抗蠻族;堯、舜、禹組織黃帝族為主、羌炎族為輔的部落大聯盟,時當氏族公社末期。1954年修訂本增述了有關黃帝、顓頊、帝嚳諸族成立大部落事。

翦伯贊1943年成《中國史論集》,以為甘肅史前文化是夏族的文化,夏族分東西二部,東夏有仰韶時期以前遺存,仰韶後其族中許多氏族為新石器時代中原文化主人,其新石器晚期當夏桀時代。並說伏羲、神農以至堯、舜,為中國歷史上的蒙昧時期以至野蠻中期時代,而黃帝、顓頊、帝嚳、摯、禹、皋、陶、益等,依次兩兩成對,遞相為母系氏族社會的二頭軍事酋長。

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則說:「唐堯、虞舜和夏禹全是中國父系氏族社會末期的有名人物……他們已接近文明時代的邊緣、階級社會的邊緣了。……部落不再由選舉產生,世襲的國王出現了,禹在這方面是個關鍵性人物。」

各家體會理解不同,對傳說時期所得認識亦不同,正說明它尚在探索中。研究傳說時期主要應按不同時期的不同傳說材料,區別其初起、後起,辨析其真、偽,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指導下,正確運用民族學、考古學研究成果,來稽考其遞嬗增益演變之跡,才可對傳說時期得到較近真的認識。

(劉起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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