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早上，所有的麻煩都如往昔般突如其來，然後迎刃而解。我們已如雨過天晴，一帆風順。裝甲車開進城了，看到弟兄們沉著冷靜的臉，使我大感振奮。皮薩尼到達了，也使我發笑，這個好戰士因政局的瞬息萬變而茫然不知所措。他緊抓住他的軍事任務當舵，帶他航過這驚濤駭浪。大馬士革已恢複正常，商店都已開張，街上的小販也都展開營生，電車也開始行駛，穀物、蔬菜、水果的供應充裕。
街道上正在洒水，以免三年來因戰爭而聚積的塵埃四處飛揚。群眾懶散但快樂，有許多英軍在城市閑晃，沒有武裝。與巴勒斯坦聯絡的電報線已修復，阿拉伯部隊昨晚攻下的貝魯特，線路也已接通。我許久前在沃季便已警告過他們，若佔領大馬士革，不妨將黎巴嫩當誘餌留給法國，然後去佔領的黎波里，因為就港口而言它比貝魯特強，而且英國會在和談時扮演誠實的中間人角色，替他們爭取此地。所以我對他們的錯誤選擇感到痛心，然而也對他們自覺羽翼已豐，可以否決我而覺得欣慰。
連醫院的情況也已好轉。我力勸肖韋爾接管，但他不肯。當時我認為他是想累垮我們，以便順理成章地接管整座城市的大權。然而，我後來覺得我們之間的問題在於我那一陣子神經綳得太緊。最後一回合當然是肖韋爾贏了，也使我自覺卑鄙，因為當他聽說我要離去時，便帶著戈德溫開車前來，為我在他身陷困境時助他一臂之力而向我道謝。儘管如此，醫院還是自行改善了許多。有五十名戰俘將庭院清理乾淨，燒掉污穢的廢物。另一隊工役又在營區中挖了另一座墓坑，一有人過世就埋進去。其他人到病房內替每個病人盥洗，幫他們換上乾淨的襯衫，替他們將床墊翻面，讓較能忍受的一面朝上。我們已找到可供病人進食的食物，重病者除外。每個病房內也都有會說土耳其語的看護兵待命，供病人差遣。我們清理出一個房間，重新粉刷並消毒，打算將病情較輕者搬遷進去，再去清理他們原來的房間。
依這種速度，我們三天內便可使一切上軌道，我正自豪地沉思其他好處時，一個少校醫官上前來，問我能否說英文。他看著我的長袍與涼鞋，滿臉嫌惡地說：「你負責的？」我謙遜地擠出笑臉，說可以算是，這時他破口大罵：「太可恥了，丟人現眼，太過分了，應該被槍斃……」我被他劈頭一頓臭罵，像小雞般吱咯笑出聲，然後狂笑不已。我剛為自己將無可救藥的情況改善得已步上軌道而沾沾自喜時，卻被如此咒罵，實在可笑。
那位少校昨天沒有到這停屍間來，沒聞過那股惡臭，也沒看到我們埋葬那些已殘缺不全的腐屍，這一幕幕曾使我於半夜驚醒，冷汗直流，渾身發抖。他瞪著我，喃喃罵了聲「該死的畜生」。我再度狂笑不止，他賞了我一記清脆的耳光，然後揚長而去，留下我在原地滿心羞慚而毫無怒意，因為我內心深處覺得他罵得有理，而且每個成功地推動弱者挺身反抗他們主人的人，事後在價值觀上必已受到嚴重污染，而覺得周遭沒有什麼是潔凈的。然而，一切即將成為過眼雲煙。
我回到旅館時，外頭圍著一波波人潮，門口停著一輛灰色勞斯萊斯，我知道那是艾倫比的車。我跑進去，發現他與克萊頓及柯瓦利斯還有其他大人物都來了。他言簡意賅地嘉許我在勝利後的混亂局面中，力排眾議在此地與德拉建立起阿拉伯政府。他也正式委任阿里·勒扎擔任他的軍事總督，由他的陸軍司令費薩爾指揮，管理阿拉伯與肖韋爾陣營的大小事務。
艾倫比同意接管我的醫院及鐵路的運作。十分鐘後，所有令人瘋狂的困難都已迎刃而解。艾倫比獨力挑起全部重擔，我可以安心地鬆一口氣了。
這時我們聽說費薩爾由德拉駛來的專用列車剛抵達。休伯特·揚親自去向他傳遞口信，我們在窗外一波波雷動的歡呼聲中等他蒞臨。兩位領袖在勝利的中心點首度會晤，恰如其分，我則充當他們的翻譯。
艾倫比交給我一封外交部拍來的電報，承認阿拉伯在交戰國中的地位。他要我將這封電報翻譯給費薩爾聽，可是我們在座沒有一個人看得懂這封英文電報在說些什麼，更甭論要譯成阿拉伯文了。費薩爾因受到他的子民熱烈的擁戴，喜極而泣，這時含淚帶笑，將那封電文擺在一旁，向艾倫比致意，感謝他的信任，才能造就他與阿拉伯起義運動今日的成果。他們是很奇特的對比：費薩爾濃眉大眼，臉色蒼白，面容憔悴，像一把精緻的匕首；艾倫比則虎背熊腰，臉色紅潤，躊躇滿志，是掌握世局的列強最適合的代表人物。
費薩爾離去後，我向艾倫比提出最後一個（我想也是第一個）私人要求——調職。他一時不肯答應。但我據理力爭，提醒他當年的承諾，並指出如果沒我在，新法推行起來會更輕鬆。最後他同意了。這時我也立刻知道自己有多後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