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於薄暮時分離開哈姆拉，回到沙夫拉河谷，直到面對喀馬，在此向右轉入山側的谷中。這山谷長滿濃密的樹叢，我們費力地驅趕駱駝穿越其間。走了兩英里後，我們開始攀爬狹窄的狄夫蘭山徑，即使在夜色中，也看得出開鑿這條路花了不少心血。路面很平坦，兩旁的石頭排列整齊，形成一道可防雨水沖刷的厚牆。有些路段鋪有坡道，偶爾還有堤道，大約有六或八英尺高，由未經裁切的原石堆成，不過在每個轉彎處都有被水流沖蝕的裂縫，已成廢墟。
我們往上坡走了約一英里，山的另一側陡急的下坡大約也這麼長。然後我們到達平地，發現已進入一處更荒涼的山脊，山谷中的河道錯綜複雜，主要水道顯然是通往西南方。這段路對我們的駱駝而言很好走。我們在黑暗中走了約七英里，到達一座水井，稱為慕拉井，位於相當陡峭的絕壁之間的河床上，峭壁上有一座以石頭砌成的方形小碉堡，挺立在星空下。可以想見碉堡與堤道都是埃及奴隸建的，以供延布來的埃及朝聖團通行。
我們在此地過夜，雖然兩度被發現我們帳篷的山地強梁在暗處騷擾，仍然睡了六小時，這在旅途中算很奢侈了。然後我們走過更多小山脊，直到曙光照入這片沙質山谷，環繞在我們四周的都是奇形怪狀的熔岩小丘陵。此地的熔岩不像拉比格附近那種藍黑色的火山渣岩，它是紅褐色的，高聳成懸崖峭壁。地面的沙起初像地毯般鋪在玄武岩的山腳，而後逐漸往上延伸。沙越堆越高，丘陵看來就較低了，到後來連丘陵上也布滿了沙，被沙掩沒。所以，隨著日漸高升，陽光灼烈，我們也進入不毛的沙丘，往南蔓延數英里，直通往霧氣瀰漫、在熱氣造成的距離錯覺中看起來像是灰藍色的海。
沙丘很狹窄。七點半，我們已到達一片由細沙與沙礫組成的耀眼平原，上頭遍布灌木林與荊棘叢，還有一些美觀的相思樹。我們迅速穿越這片平原，而我則有點不舒服。因為我騎術不精，這趟旅程使我筋疲力竭，汗水由前額流下，滴入我沾滿沙粒、被陽光曬裂的眼瞼。如果汗水是由一束髮梢上冷不防地朝臉頰甩過去，像被潑水一般，則倒也是一件賞心樂事；然而這種偶爾出現的樂趣，實在無法彌補炙熱造成的痛苦。我們持續趕路，細沙已變成碎石，再往前，細石凝結成一座大山谷的地表，沿著一道狹小的穀道通往大海。
我們越過一座山丘，山的另一邊展開遼闊的視野，也就是延布河谷的三角洲，那是北漢志最大的山谷，上頭似乎長滿了檉柳樹與荊棘叢。右方，沿山谷往前數英里，是奈赫勒穆巴拉克濃密的棕櫚樹林，這是班尼易卜拉欣朱罕納族的村落與林園。在我們前頭的遠方，是巍峨的賴德瓦山脈，雖然距離延布二十英里之遙，看起來卻像直接籠罩在延布上頭。我們在邁斯圖拉便已看見這座山，它是漢志最高大的山脈之一，因為直接由平坦的帖哈馬高聳入雲，輪廓分明，故而看起來更雄偉壯觀。我的同伴們一看到它就安心了。於是，我們在路旁相思樹下的樹蔭間午休，以避開平原上難耐的熱氣。
到下午，我們先到枝葉繁茂的檉柳樹籬間，在一條沙質河床的分叉小河道上的水坑，讓駱駝飲用那略帶鹽味的水，然後輕鬆愉快地又往前走了兩小時。最後我們在典型的帖哈馬田野中停下過夜，質地為沙與細石的光禿禿的山脊逐漸高聳，山谷低淺。
那些護送我的謝里夫以帶有香味的木塊升火，用來烘焙麵包和煮咖啡。泌涼的海風拂過我們被曬裂的臉上，讓我們暢然酣睡一覺。我們凌晨兩點起身，騎著駱駝穿過一處平淡無奇的硬沙礫與濕沙平原，到達延布港，高達二十英尺的城牆與高塔挺立在一片珊瑚礁岩上。他們帶我直接穿越大門，走過頹敗、空曠的街道——自從闢建漢志鐵路後，延布幾乎已完全荒蕪了——直到抵達阿卜杜勒·卡德爾·阿卜杜的門口。他是費薩爾駐延布的代理人，見多識廣，有才幹，沉穩，儀錶堂堂。他在麥加當郵局局長時，我曾與他通過信，而且駐埃及的勘察小組曾替他們的新國家設計郵票。他剛被調派至此地。
我在阿卜杜勒·卡德爾·阿卜杜的住處待了四天等船，深恐船在約妥時刻仍不會出現。他的住處如詩如畫，浪漫之至，可以俯瞰荒蕪的廣場，以前有許多麥地那商隊皆由此出發。所幸「蘇瓦號」終於出現，船長是博伊爾，他護送我回吉達。這是我首次與博伊爾碰面。他在起義一開始便立下不少汗馬功勞，日後也樹功無數，但我給他的印象則不大好。我當時因跋涉而全身污垢，也沒帶行李。最糟的是我為了向阿拉伯人表示敬意，還系了條當地人的頭巾。博伊爾非常不以為然。
由於我們走到哪裡都戴著帽子（基於擔心會中暑的誤解），使東方人不由得想探究道理何在，玩味再三後，他們當中最聰明的人得到結論，認為基督徒戴著那醜惡的東西，是因寬大的帽檐可以將他們脆弱的眼睛與神發怒的眼神隔開。所以穆斯林一看到帽子，就想起基督徒常惹神生氣。英國人認為這種偏見真該罵（我們厭惡頭巾與此不可相提並論），必須竭盡所能糾正過來。如果當地居民不肯讓我們戴帽子，就乾脆別找我們了。然而我正巧戰前在敘利亞當學生時，曾在必要時穿著整套阿拉伯服飾，既不覺得怪異，也不覺得是一種妥協。當跑步上樓梯時，裙擺的確很麻煩，然而在這種氣候下，頭巾則極為方便。所以我在橫越內陸時順理成章地戴著頭巾，而如今在海軍的嚴詞斥責下，也只能硬著頭皮繼續戴，直到能找到商店買一頂帽子。
停泊在吉達內的是「歐律阿羅斯號」，船長是威姆斯上將，打算駛往蘇丹港，他要在喀土穆與溫蓋特爵士碰面。溫蓋特爵士的地位相當於埃及陸軍的總司令，他已奉命接任亨利·麥克馬洪爵士的職務，擔任與阿拉伯並肩作戰的英軍指揮官，麥克馬洪則繼續指揮政界。我要向溫蓋特爵士透露此行的印象，非得晉見他不可。於是我懇求威姆斯上將讓我搭個便船，然後搭火車到喀土穆時也讓我擠一擠。他在反覆再三地盤問我許久後，對這個要求倒是爽快地答應了。
我發現威姆斯上將的積極與睿智，使他在一開始便熱心投入阿拉伯起義。每當情況危急，他便指揮他的旗艦前來施以援手，更曾越界上岸幫忙二十次以上，那原本應是陸軍的事。他給阿拉伯人提供大炮、機槍、登陸部隊與技術協助，再加上無止盡的運輸支援以及海軍聯合作戰，對阿拉伯人的要求總是深感榮幸，而且配合的程度遠超乎他們的預期。
若非威姆斯上將的善意與先見之明，以及博伊爾艦長鞠躬盡瘁地執行他的命令，恐怕阿奇博爾德·默里少將的嫉妒心已使海珊謝里夫的起義行動一開始便觸礁。因此，在阿拉伯人自行站穩腳跟前，威姆斯上將一直扮演著教父的角色，直到他被調往倫敦。當時也正值艾倫比剛到達埃及並發現阿拉伯人是他戰場前線的一個要素，於是將陸軍的精力與資源交由阿拉伯人全權處理。這個決定來得正是時候，因為在其他軍種眼中，接任威姆斯上將在埃及擔任海軍司令的艾倫比，對他們來說並無太大助益，儘管他對待他們顯然並不比對待自己的部屬差。的確，要從威姆斯上將手中接下這重責大任，絕非易事。
我們在蘇丹港看到兩位在埃及陸軍服役的英國軍官，正等著前往拉比格。他們是要前去指揮漢志的埃及部隊，協助阿齊茲·馬斯里訓練阿拉伯的正規軍，借這支軍隊由拉比格來結束這場戰爭。這是我首次與喬伊斯和達文波會面，他們也是阿拉伯起義最需要感激的兩個外國人。後來喬伊斯長年與我並肩作戰；至於達文波在南部的戰功，我們則不斷從報告中得悉。
到過阿拉伯半島後，在喀土穆便覺得有點涼意，而要將這幾天我在延布等船時所寫的長篇報告呈給溫蓋特爵士過目，更令我緊張。我極力主張局勢相當樂觀。最主要的需求是專業人才的協助。如果有若干英國正規軍軍官具備專業素養，而且能說阿拉伯語，能在阿拉伯領導人身旁擔任顧問，使我們保持適度聯繫，則這場戰役將大有可為。
溫蓋特聽到樂觀的論調感到很欣慰。阿拉伯起義是他多年的夢想。當我在喀土穆時，碰巧遇上他有權擔任起義運動的重要角色：因為打壓亨利·麥克馬洪爵士的行動已達巔峰，成功地迫使他被調回英國，溫蓋特爵士奉命前來接任他的遺缺。在喀土穆熱情待客的王宮內閱讀《亞瑟王之死》，愜意地休養了兩三天後，我覺得負責此事的人已經知道我要傳達的訊息，於是前往開羅。這趟尼羅河之旅像在度假。
埃及一如往昔，正為拉比格的問題而傷腦筋。已有幾架飛機奉調前來；目前正在爭論是否要派一旅部隊前往拉比格。法國駐吉達的軍事代表團指揮官布雷蒙上校（與威爾森地位相仿，但更具權威，因為他有豐富的實戰經驗，曾在法屬非洲立下彪炳戰功，也是法國索姆河軍團的前任參謀長），極力主張協約國部隊在漢志登陸。他為了誘我們上鉤，還運巨炮、機槍到蘇伊士運河來，另外還帶了若干騎兵與步兵，全都是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低階士兵以及法國軍官。這些人加入英軍之後，會使整個部隊有國際聯軍的味道。
布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