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朝著西邊走。「走多遠你自己會知道的。」這是曲先生指的路。我付給他五十元，他找給我四十元，我又從他身上盜取一百元，他給我算命一次合計支付我九十元。但我相信他不會亂算，因為結論是在付賬前給出的。我隨便感覺著，差不多就行了，和勾捏在一個叫六安的小鎮下車，租下一間房子。
每天，我都帶著一種想當然的激情出門（「好，你來給我干這個。」我認為只要推開一間辦公室的門，那坐在旋轉椅上的人就會站起來對我說），然後在初昏將至時帶著扒竊來的一些錢與食物（我會說它是買來的）悲哀地歸來。有時，我害怕早歸，便坐在草坡上發獃。漆黑的柏油路從眼前延伸至天際，一台車亡命似地賓士，逐漸變小，直徑巨大的混凝土煙囪立在路邊，慢騰騰地吐出最後一口白煙。「遊手好閒乃諸惡之源」，我不知道是哪位穿制服的跟我這樣說，他當時意味深長，一道煙吐得很遠。臨走時還拍拍我肩膀。其實不用他說我也知道。我不是不想改變，而是體內總有一股懶惰而深刻的力量將我拉下去。我的父親管我的這種習性叫「癱屍」。
勾捏總是抱怨頭痛。整日地不得不去睡覺，然後就是看電視，怎麼可能不頭痛。沒過多久，時間作為一種刻度，從我們身上消失。起初消失的是幾月幾號，接著是星期幾（有時勾捏依靠電視節目的播放規律判斷是星期幾），最終我們只知道天亮了又黑了。我們像躺在舴艋上，任其在無邊的海洋飄蕩。有時整一天不說話。有時飯也不太願吃，成天就想著發明一種營養高度濃縮的丸藥，吃了經年不餓。有好幾次，當我躺在草坪上，差不多要為自己只有吃喝拉撒這麼點使命而哭泣。我被淘汰回動物了，我是這麼想的。不過細想下去，又覺得其實不存在淘汰不淘汰，人本身就是動物。動物操心的是食物與交配，我們人類何嘗不是。難道我們就有別的追求嗎。這麼想著，我忽然振奮起來，想找筆將腦海里迸發的思想火花鄭重地抄下來：我們每個生靈，無論豬、老鼠或人，都是幾千萬年下來頑強生育所留下的惟一結果（這一脆弱的鏈條隨時會因為災疫、戰爭、制度甚至是陰道內一點黴菌的損害而斷裂），都背負著極其古老的家譜與歷史，並且還要朝下頑強地繁衍。那麼我們——包括祖先以及我們自己——這樣做，究竟是為了什麼？或者說，我們究竟是在等待什麼？
我一整天地望著蒼穹。想到先朝一定也有人這樣不解地望著。有那麼一會兒工夫，我覺得在天空深處隱含著一種躁動，也許會從那裡飄來一位以雲彩為車輦的白衣聖者，他曾經是我們中的一個，現在要召喚我們去一個新的、不死的、享福的地方。
很快我意識到這只是一種無意義的想像。
我和勾捏開始用互相踐踏來打發時間。有時僅僅為著體現一種職業精神，我才能在這互相傷害的遊戲中保持住兇惡的架勢。有時我沉沉睡去，將自己交給對方處理。終於到了一天，勾捏走來走去，扔下她看見的每樣東西，將房間弄得比垃圾場還要凌亂。「夠了，受夠了，我他媽受夠了。」她沖著那些東西喊叫。我尷尬地抬起頭，看著她走進卧房。我儘力了，我想。另外我還想，這次她也許真的要走了。如果走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呀，我反覆對自己說。然而她從房內走出來，說的卻是：「我們總得找點兒事做。」
我害臊極了。
接著，她又說：「你知道嗎？」
「知道。」我說。
「知道什麼？」
「我們得找點兒事做。」
「你到底去找了嗎？」
「這不，一直在找。」
「你找哪裡去了？這麼久，事情呢？」
我重新低下頭，聽到她說：「我們的錢快用光了。」
「我知道。」
「你什麼都知道，可是錢要用光了你知道嗎？」
「我在想辦法。」
「我們得搞錢。」
「是啊，搞錢。」我攤開手，我想這個動作的意思是「怎麼搞，你告訴我」。
「你得動腦子啊。不管怎麼搞，總之得搞，我們不能爛死在這兒。」
「這兒也蠻好。」
「你說它還好？」
「總會有辦法的。」
「辦法在哪裡，你倒是告訴我啊？」
我坐直身體，緊盯著她，冷靜地說：「你要聽細水長流的，還是一票大的？」
「怎麼說？」
「細水長流就是我每天出去偷點，干大的就是搶劫。」
我想她應該震驚一下。所謂人鬼殊途，道不同不相為謀。她確實在發怔。她在消化這個事實，雖然她一直懷疑我是小偷。她在確認這些天來和她同吃同睡的是一名道上的人。她重新開口時，聲音低下去：「我說呢。」
「我就是干這個的。」我說。開誠布公多少使人感到寬慰，隱隱還有些無恥的自豪感。
「沒事，」她說，然後蹲下來，一下下劃著沙發，隨即又仰起頭問，「那是不是得用刀？」
「也可以不用，但得用一樣東西。」
我真正的搶劫經驗只是替人望了幾次風。其中一次，哥們兒走了很久，我還在口子上守著。直到受害人摁著傷口像只呆鵝走出來，我才知道搶劫結束了。
「開始吧。」勾捏說。
「什麼開始？」
「搶劫啊。」
「怎麼開始？」
「現在就開始啊。」
後來這一天，我都在壓制她蠢蠢欲動想立馬出去干一票的念頭。她一會兒握住雙手併攏兩根食指，側著腦袋瞄準我，一會兒拿礦泉水瓶（假裝那是刀）架我的脖子，一會兒戴上墨鏡，將手插在牛仔褲前兜，看鏡子里的自己。她將它當成是一場好玩而刺激的遊戲。因為明白這遊戲註定會帶來流血，會徹底撕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比之下，偷竊總是會注意保留最後一絲溫存），我開始後悔說出這主意。說起來我只是被她逼得沒辦法，想要一點面子。因為要面子，很多人去干他從不打算乾的事情，現在我是其中一員。她不會知道，幾乎就在我們想怎麼搞點錢時，法律，那嚴格而死板的商人，就已經站在不遠處等著，好和我們做一場公平交易。此前，我都是依照可能面臨的風險來選擇自己的行為，我選擇偷，是因為只有偷夠一萬元才能帶來三年徒刑，而搶劫，無論你搶的是多少，刑期至少都是三年。中間因對方掙扎，動動刀子，十年二十年就賠進去了。「要玩就玩點大的。」她說。我看著她，心想，那倒是把我們自己玩死了。可我說的是：「好吧。」
我一直在算計：
一、搶劫至少會帶來三年徒刑；
二、我不想服刑三年及三年以上。
結論：必須瞞過法律。
而瞞過法律的辦法不多。諸如在黑夜中作案、不留指紋鞋印、不留與對方聯絡的證據、避免被旁人目擊，都在考慮之列（她還加了必要時將對方眼睛刺瞎、使對方失憶甚至毀屍滅跡等極端手段），但究竟不能做到萬全。我們的對手，那佔有通訊網路、交通網路、監控網路以及情報網路的強大國家機器，只要起了抓捕的心，就一定能抓到你。勾捏說還有一種辦法就是收買，我的答覆是你都有收買的背景與實力，何必出來搶呢。在我腦海里想的是，我們惟一能作為的就是受害人這塊。我希望他既不反抗，也不聲張，還跟著我們一起掩蓋這事情。
勾捏不信有這樣的事。我說不止是理論上存在可能，實踐起來也有很大可行性，我現在就是在想整個流程，只有每個步驟都想清楚，事情才能成功，而且往後還可以依樣複製。這種事前人已做出示範，後人還會效仿。她不感興趣。她一手拿捲起的雜誌（刀）一手拿手機（鎚子），和虛擬的敵人比劃著。「我說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啊？」她說，「不就是拿刀威脅一下嗎，他敢報案，我就一刀捅了他。」我看了看她，覺得自己作為領導者，有責任將局面控制下來。
「我們來演示一遍：你敲了別人的錢。」我說。
「好。」她說。
「你有沒有罪？」
「當然有。」
「怕不怕警察抓？」
「怕。」
「好，假設是你被敲詐了，你有沒有罪？」
她以為是玩智力遊戲，說，有，沒有，有，我提示她說沒有。她說：「沒有。」
「你怕不怕警察抓？」
「不怕。」
「但是你怕警察知道這事。」
「為什麼？」
「因為警察知道了，你家人也會知道。」
「那有什麼關係？」
「你嫖娼呢。」
「哦。」
「你還敢報警嗎？」
「不敢。」
「因此我們要找年紀大點的，結過婚的，但不能太大。五十啷噹歲，皮厚得出奇，就無所謂。年過花甲的也可以，花甲老人特別怕自己的形象被摧毀。」
「嗯。」
「這是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