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我已忘記是因為哪件事進去的。可能是新賬老賬一起算，合併執行。被捕之日，我帶著強烈預感走進一家服裝店（我記得它的牌子叫童育林），精心挑選，直到被警察聲勢浩大地圍住。我是用小臂托著嶄新的西服、西褲、襯衣走進公安局的。整個審訊過程我都在惦記著它們，直到他們找來薄膜袋子，畢恭畢敬地將它們地裝進去。
「還有一雙皮鞋。」說著，我脫下那雙自從試穿後就沒脫下來的尖頭皮鞋。他們用報紙包好它。然後搖晃著一隻玻璃瓶問：「這個也要保存嗎？」
「是的。」我說。
他們旋開瓶蓋，將裡面的鵝卵石倒出來一顆顆地數，又沿著桌面撥進去。如果裝的是狗屎他們也得替我保存。法律說，公民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在監獄待了一段時間後（起初我一天天地數，好給自己打氣，這樣就少一天啦。不到一個月我就感覺恰恰是計數加深了痛苦。於是我對時間聽之任之。也就是說，如果他們想多關我一陣子，或者說他們疏忽了，不小心多關了我一陣子，我也絕不會在意），我被帶到獄政管理科。他們問我有沒有保管收據。我想了很久，說這是什麼東西。他們搖搖頭，取出薄膜袋子、玻璃瓶與手機，要我在一個本子上簽字。我便記起自己在政府這邊還寄存了一套新裝。我知道在監獄外不會有人來迎接我，我需要一個人風風光光地回到社會。西服上的合格證尚未撕掉。我比劃著。買的時候有點小，現在極為合身。只能說，勞動生活鍛煉人。
他們發給我五百元。「這是發給我的工資嗎？」我說。
「不，這是政府給你的路費。」他們說。
釋放前，獄方恰好安排統一理髮。我說我就要出去，頭毛好不容易長出來，剃掉可惜。師傅沒有接話。我又說，我還有個女人，她在淚眼汪汪地等我出去呢（其實有個狗屁）。他就用推子，對著耳後隨便推幾下，然後扯下我脖子上的圍布。出獄時，鐵門靜悄悄地拉開，非常有儀式感，就像帷幕朝兩邊徐徐拉開。外邊的空氣、聲音以及樹上一千片葉子閃耀的一千道光一下涌到眼前。我看見一名穿著絳紅色燈芯絨褲、留著平頭的小孩嘟著嘴，騎著腳踏車，認真地圍著一棵古槐樹轉圈。一名頭髮花白的中年男人坐在百貨櫃後抖腿，幅度之大，讓人想起操持著弦弓不停嘣嘣彈棉花的匠人。淚水從我臉上一次次流下來。這就是自由啊，我拚命哭起來。
可是，僅只是將監獄與公交車站間的路走完，我便感到這樣的自由讓人無以為繼。半小時前，我還在號子里賭咒發誓，就是被剁掉一條腿，也不要回到這鬼地方了。可現在，就這麼一會兒工夫，我又覺得號子里的生活看起來還不錯，因為在那裡人們不用總是去考慮一個令自己心焦如焚的問題：接下來，我該做些什麼。在那裡，人們的生活被安排得妥妥噹噹。從早起到睡著。宏陽，在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自由是什麼。我對它的定義應該與書本無異，就是一個人不受限制與約束，自主地支配自己的意志與活動。而我缺乏的就是這種支配自己的能力，或者說是自己使用自己的能力。出獄使這個問題暴露無遺。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幹嗎，應該幹嗎。或許我應該去拜訪下誰。有三兩個同學，他們倒是不反對自己和我來往，但他們的家人令人掃興。我的父母生活在老家。我和他們斷絕來往已有十年。也許他們當中已有人辭世了。我一想到他們，就想到他們為了我而互相埋怨的樣子。要到第三輛公交車經過，我才坐上去。我不知道它要開往哪裡。
僅僅因為好奇世上還有這種地名，我在徒甘站下車。站牌邊有一座比墳堆稍大的山丘，和一條可能通往徒甘鄉的小道。太陽還在，而雨從西南邊朝這裡飄來。我想到生與死之間那不長的路程，彷彿用完這五百元我人生的使命也就可以結束了（在獄中，我聽說一種自殺的辦法，即想辦法自縊，造成窒息狀態。這樣自慰的快感比一般情況下更強烈，同時，死亡率也極高）。我試圖攔下一輛小客車，我都衝到馬路上了，可還是讓它左躲右閃，從我身邊跑掉。我只能蜷縮在建在丘頂的瞭望站的一小塊屋檐下，看著雨綿延不絕地飄向自己。它看起來還要下很久。那一刻我孤獨極了。
我還是回到歸縣。
我曾發誓，不要回去，永遠也不回去。可最後還是被它召回。這就像我們成千上萬次地跟自己說，不要去陋巷找那骯髒的聲音沙啞的老妓女了，可最後還是去了。旅程越靠近它，我便越痛恨自己的下賤。我在歸縣當過小偷。每天，太陽初升之時，一輛輛從各地開來的客車，哼叫著衝進停車場的爛泥里。我和師兄們（我們彼此是這樣叫的）圍上去。要麼拿份可能還是去年的報紙，要麼手挽著外衣，在他們往下擠的時候往上擠，就像是要去找什麼人。這些來縣裡的旅客總是鼓著羚羊、斑馬那種草食動物才有的無辜、恐懼而茫然的眼球，任憑我們在他們身上摸來摸去。我看過電視里的安全檢查。說實話，我們拍打的幅度要比安檢大得多。我們不太敢向縣裡的人下手。因為他們總是能在短時間內找到人，將我們扭送到派出所，或者當場進行圍毆。在這停車場，我只遇過一次挑戰。有一個人，應該是村幹部，一直看著我的手指伸進他的褲兜。在察覺到他已察覺後，我將那分開的手指合攏打了一個響指。他捉住我的手腕，義正辭嚴地斥罵。我有點害怕，但在師兄們打過去一根煙後便不怕了。因為他接了。而且還就著我們的火點著了。那天，我默默跟蹤他一上午，去了很多地方，諸如信用社、農業局、土管局。他當然意識到我在跟蹤，曾猛然轉身，怒視著我。而我報以真誠的微笑。最終他拐進巷道跑了。現在想，我也不是要恐嚇他，而只是想找點兒事做。
在客車來之前，我總是待在停車場最暖和的一塊地方，背靠著牆上貼著的促銷海報。我長時間地看著倚在理髮店後邊簡易棚子上的一面廢棄的大鏡子，認識自己，觀察自己，研究自己，並且思考自己。我覺得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並無區別，明天的自己料也如此。不是說長相，我的長相每天都在變，而是說性格，說對一件並不好的事的深度依賴。我經常凄惶地想，我竟然在這樣一個讓人羞恥的職業里混跡這麼多年。我對這樣一個充滿惰性的自己，嫌棄、憤怒和痛恨至極。我在心裡朝自己舉起鞭子，說：走，立刻走，現在走！可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賴在這兒不走，哪兒也不去。有幾次，我走是走了，繞著停車場轉了一圈，又回來了。
這一回也是這樣。我一邊說不要再回歸縣，一邊又勸說自己：有個去處總比沒有好，不是嗎。就像在政府打字或看門，多少是份工作啊。而只要是工作就可以稱之為家鄉。
在旅途上，我想起曾經的師兄們，是怎樣因為一致的利益或者說骨子深處的懦弱湊到一起的。怯懦使我們顯得理性。我們之所以在諸種犯罪行為里選擇偷竊，就是考慮到即使失手翻船，那添加到我們頭上的刑期也在可承受範圍之內。我們懂得剋制自己的慾望。每天只按照擬定的並不多的目標行竊財物，絕不涸澤而漁，為一時的利益而斷送未來的生計。收工後我們不去打牌、聊天、喝酒，也不無謂地消費。我們打開電視讓它晾著，整個小時整個小時地泡腳。我們睡得早起得也早。彼此缺乏深交。
就是這樣一夥我發誓再不接觸的同夥，如今不見了。我在停車場、汽車站、火車站、農貿市場等一切我們戰鬥過的地方，以及曾經租賃的城郊房子里，都沒找到他們。一點痕迹都沒有。我深感茫然，這種茫然讓我想起小時候去拜訪一位異鄉的親戚，在終點我們只見到一處殘垣。我們將要送給親戚的食物，那幾十枚染紅的雞蛋，慢慢吃了，感覺被一種空洞傷害了。
我找了個人下手，手指僵硬得不行。對方轉過身來時，汗水浸濕我的襯衣。我勉強拍拍他肩膀，說，看好你的錢包。他快速摸向藏匿它的地方，並看著那些匆匆而去的背影，若有所思。他對我致以誠摯的感謝。因為這件事，我想到反扒是個好活兒。但我不能走到派出所去說，我來給你們反扒。他們也不會說，好，你來給我們反扒。但我想到確實有一些前輩後來去幹了反扒。反扒和扒竊本質上都一樣，都是找個事兒。他們反扒起來，比警察要積極和兇狠得多。
最終，我遊盪到人民醫院門口。那以神准聞名的瞎子曲先生還在。「指條路吧。」我說。他的手在迷霧般的空氣中指來指去，最終定在西邊。
「是福是禍？」
「你別管。」
「走多遠？」
「走多遠你自己會知道的。」
我遞給他五十元，他摸向右下角的盲文。他找錢時，我從他身上弄過來一百元。
我坐上開往西方的客車。因為有個人實在太困了，同時口袋裡的錢也暴露得過於明顯，我將這視為一種邀請，將它取走，並在一個叫新興的地方下車。奔行的客車總是讓人想到複雜的數學題，比如：車上原有（3m-n）人，中途有一半人下車，又上車若干人，此時車上共有乘客（8m-5n）人，請問中途上車的共有多少人？